换用现代的话说，他是想建立一个能发挥生产效率的同质性社会。可是，当时的社会状态是：许多州郡百姓在重返乡土时，见其田地已被人侵占。由于他们离乡年岁已久，所持土地权状或证据似是而非，以致两方的证词与证据真伪难分，官司无法了断。田地因而继续被长期闲置，生产停滞。我们可以了解，百姓在历经长期战争之后，所希望的是安定。如果返乡之民可以顺利地取回田产，生产便可立即重新恢复。李安世所见到当时生产不振的真正原因，绝不仅仅是有些史家所称“人力与地力不能充分利用”的表面理由，而在于土地产权已不再明确所引起的巨大社会成本。由于原土地持有者无法证明土地的所有权，因而招引“虚枉之民、侥幸之徒”的掠夺。财产权有赖于司法的保护；司法是以证据为基础的。一旦两证徒具，司法便失去对财产权的保护功能。于是，在衡量得失之后，李安世认为：若任司法拖拉下去，“争讼迁延，连纪不判”，必然导致“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他所建议的方式是将这些事久难明的土地，全部归属国家。如果这些田地足够多，那么，国家便可以再将这些田地授予人民，行均田法。
四、推动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推行均田令，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推动了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租调制，改变了原先赋税征收的混乱现象，使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增多，国家的租调收入大为增加。
制度变革后，自耕农民显著增加，孝明帝正光以前，全国户数已达五百余万，比西晋太康年间增加一倍多。农业、手工业都有显著的发展。《洛阳伽蓝记》称北魏后期百姓殷富，年登俗乐，衣食粗得保障。在手工业方面，北魏后期炼钢技术有新的成就，相州牵口冶（在今河南安阳）制成锐利的钢刀。商业也逐渐活跃起来，太和以前，北方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钱货无所周流。孝文帝时，元淑为河东太守，当地许多百姓弃农经商。随着商业的发展，货币恢复流通，太和十九（公元495年）年，又重新铸造“太和五铢”钱，规定此钱在京师及全国诸州镇都可通行。宣武帝时，洛阳的商业相当繁荣，成为商业大城市。
“太和改制”的不足
“太和改制”，多被后世所称道。但以今天的观点看，它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一、农户土地产权残缺，制度成本高，导致小农化
在均田制的施行过程中，国家保留了大量的土地产权，而农户得到的仅仅是一种残缺的土地产权，如规定田地的用途以及使用期限。就桑田等世业田来说，虽然国家承认农户对其的拥有权，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土地的买卖，但是，国家不但限制了土地买卖的范围（“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而且就使用用途也作了限制，规定必须种植一定量的某些农林作物。在桑田上，“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另“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也就是说，国家对农户土地使用、收益以及转让给予了限制、管制和干预。
此外，督促、强制农民生产。太和九年令有“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实早在平城计口授田时，拓跋嗣就有劝课农桑之敕令：“凡庶民之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死无椁，不蚕者衣无帛，不绩者丧无衰。”《魏书？高祖纪》中记载，孝文帝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诏更严厉：“民有不从长教，惰于农桑者，加以罪刑”。均田令颁布后仍然如此，太和二十年五月丙子诏“令畿内严加课督，惰业者申以楚挞，力田者具以名闻”。
对农户土地产权的管制，增加了国家的制度成本，因为监督和执行，是需要耗费成本的，包括官吏、财力等。
“均田”按人分田，保证相对均等，如“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实际上导致农业经营小农化。
二、均田制没能彻底推行
均田制并没有全面推行，至少在若干地方并没有实行。北魏重臣韩麒麟，官居冠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齐州刺史、假魏昌侯，他在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即均田令颁布两年后，给皇帝的表陈时务疏中提到：“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并提出与均田制相似的“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魏书》卷60《韩麒麟传》）。可以看出，韩麒麟对早已于两年前就颁布的均田法是不知情的，否则，就不至于重提“计口授田”之事了。另外，一般情况下，任何新制度的推行，政府总会先以京师一带试验，取得经验后加以推广，边远地区通常不会走在前面。而韩麒麟所称则是京师“不田者多”，而且“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其后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的一个劝农诏书中说：“京师之民，游食者众。”（《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证明韩麒麟的话是不错的。并且，这些为数众多的“不田者”或“游食者”不可能都是工商业者，因为此时的工商业也不发达，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魏书》卷160《食货志》）亦可看出。
另外，即使有些地方表面上遵照法令，实行授田，但是豪门权贵每每凭借权势，上下联手，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使土地的分配有利于自己，把瘠土荒畴分给百姓，而良田沃壤则尽归权门，这样，名为均田，实系兼并，这种情况在边远地区尤为严重。“（怀）表曰：‘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凋敝，日滋月甚……’时细民为豪强凌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魏书》卷41《源贺传附子怀传》）景明时是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十五年以后，边缘地方虽然按照均田令进行分田，但是丰腴肥沃的土地都为主将参僚所独擅，百姓分到的都是贫瘠的土地，使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及至有了申诉的机会，“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像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实行均田法以后并不鲜见，这就完全与均田制的精神相左了。
三、从总体制度变革情况看，没能解决民族融合问题
“太和改制”虽然取得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制度变革是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原则下进行的，特别是制度变革是按照门阀士族的楷模进行的，并没能解决民族融合问题。
鲜卑族本无文化可言。如陈寅恪所说，北魏的汉化政策，目的是促使鲜卑族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此来巩固北魏的统治，进而吞并南朝。
对此，我的理解为，汉化之后，也便于统治汉人，加上迁都洛阳，控制漕运，有利于统一南朝。例如，《魏书》卷53《李冲传》上说，孝文帝自邺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
由于制度变革设计之初，存在这种先天性的缺陷，孝文帝始终没有真正解决民族融合问题。被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汉化了，留在边镇的鲜卑人却保持着鲜卑的旧俗。在边镇的鲜卑武装集团与洛阳的汉化鲜卑文官集团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最终爆发了六镇暴动，导致北魏分裂，终至灭亡。
六镇原指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后来变为北方城镇的总称。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首都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当时塞北柔然强大，塞内分布着高车（即敕勒）和山胡。从北魏的皇始至延和年间（公元396年—434年），北魏先后自东而西设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等军镇，史称北镇或六镇（孝文帝末年，又于怀荒镇东今河北赤城西北增置御夷镇，实为七镇），外御柔然，内制高车﹑山胡，拱卫京都。
作为朝廷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六镇的将兵基本上选用鲜卑族人。而这些鲜卑兵将都带有贵族性，地位很高。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一支南下的鲜卑人汉化以后，成为门阀化的贵族。留在北镇的鲜卑人，无法汉化，军人仍是军人，胡化仍是胡化，可是在孝文帝太和以后，镇将地位大大下降，被排斥在“清流”之外，升迁困难。镇兵的地位更是日趋低贱，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地位沦为“府户”（贱民）。
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到北魏末年，北方六镇戍兵和各族人民发动了反抗北魏王朝汉化的兵变。北魏政权联合柔然予以镇压，六镇兵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北魏很快分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