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关中本位政策”的基础。而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也称为折冲府，折冲一词取于古语“折冲于樽俎之间”，有不战而胜之意）管理。和平时期，府兵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
唐初，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故军事战略相对来说是“外轻内重”，保证李唐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
可是，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等大权，使原来的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节度使的部属。据《新唐书》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而雄踞一方。
同时，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府兵需要自备兵甲衣粮，负担沉重；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换，但随着唐朝后期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至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中央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自唐玄宗时开始盛行，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由募兵充任。
由此，由于关陇集团的淡出与科举政治的蜕变造成了“内轻”，府兵制的瓦解与节度使制度造成了“外重”，边境集结了大量的精兵，而京畿重地却无兵可用。到了安史之乱前，安禄山拥有牙兵牙将18万，而唐中央禁军只有12万，故“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在这种“本小末大”的局面下，其结果正如陆宣公所谓“故禄山窃倒持之柄，秉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日（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天宝十五年，安禄山占领长安、洛阳，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
安史之乱，加速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崩溃。
（1）中央控制的户口数锐减，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控制的户数由唐玄宗时的900余万锐减至唐代宗时的130万，仅为盛唐的七分之一。
（2）中央户部诸司失权，财政安全无可靠保障。“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旧唐书？杨炎传》）
（3）方镇擅自截留赋税，王赋所入无几。“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旧唐书？杨炎传》）
（4）赋税名目繁多，百姓疲于奔命。“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输月送无休息。”（《旧唐书？杨炎传》）
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而且加剧了政府财政收支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崩溃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之外的其他财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王朝危机，成为一件十分紧迫，也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盐铁转运使第五琦采纳了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彤提出的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木等山泽之利的建议，并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此时，均田制以及租庸调制，实际上名存实亡。
这一年，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提高盐的售价，从每斗10文提高到110文。实行这种禁榷制度的结果，是政府大获其利，榷盐收入每年在40万贯左右，史称这一变革“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缓和了当时政府极度紧张的财政状况。
，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增派官员。官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
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任盐铁使并兼转运常平等使的理财专家刘晏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在此期间，他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变革：一方面大力精减原来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官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使政府从烦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而且减少了开支，使政府的收入大增。刘晏主持盐政之初，每年盐利60万贯，大历末年每年增加到600万贯，盐利收入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俸开支的重要财源。
除对盐法进行大力改革外，刘晏还对漕运进行了整顿，并大力推行了常平法。
当时，由江淮沿运河向关中运粮的漕运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刘晏主持疏浚河道，训练漕卒，在扬州制造坚牢的运船，把十艘船编为一纲，分几段路程节级向关中运粮。这一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此外，刘晏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廉洁的人做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负责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汇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籴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用低价粜出，这不仅利用粮价之差获利，而且有利于保持各地物价大致稳定。
刘晏的改革，在当时为扭转国家财政困窘的局面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在盐法运作较为正常时，榷盐之利在国家财政中一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时，租庸调不再是国家财税的主要来源，退居次要地位。
杨炎的土地制度变革：两税法
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流亡，使唐政府以身丁为对象的租庸调制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唐政府的财税收入不得不倚重于榷盐之利。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因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税源还是在于农业。于是，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政府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数额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这就是两税法。
其主要内容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分主户（本贯户）、客户（外来户），一律编入现居住州县户籍，就地纳税；取消租庸调及杂税；夏秋交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按户等纳钱，按田亩纳粟米。
与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相比较，两税法有利于降低收税成本，使官民两利，也扩大了税基，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等等。
租庸调法与两税法比较租庸调法两税法土地产权政府对民授田，土地不可买卖政府不再授田，土地可自由买卖征税原则税额固定，人民较有预算税额不定，符合实际征收项目分田赋、力役和贡品，税项分明分户税和地税，手续简化课税对象有主户、客户之分，迁徙后仍须向原籍缴税不分主户、客户，一律在定居地登记，按贫富缴税租庸调法两税法征税次数每年征收一次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课税形式以实物缴纳“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两税法”颁布以后，建元元年年末，就有了1300多万贯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贯，这一年，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3000余万贯，是开元天宝以来最好的一个年份。
从更深层次讲，公元780年“两税法”改革不仅是唐代前后期赋役制度的分水岭，更是中国古代社会赋役制度由前期向后期转换的分水岭。
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1）自此以后，国家“不立田制”，虽然在产权上依旧“公田”与“私田”并行，但此后各朝代“私田”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偶尔有限田和均田的行为，但都很短暂且只是在局部推行，如清朝初期的井田法，仅限于直隶的某些地方短期推行。（2）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一定的均税精神，这是历史的进步。王公百官一律据资产纳税，商人、手工业者也据资产交纳。贫穷“不堪支济户”原则上可以减免。（3）两税法以“资产为宗”，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日益松弛，佃农身份合法化。真正意义上租佃制的普遍化从两税法之后开始。（4）“两税法”为宋元时代所沿用，并开启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之先河。
当然，两税法也有其局限处：（1）新增税种之时，很可能重复征税。历史上不断呈现的一项经验是，政府会不断寻找新的税基以增加其税收。租税改革的效果有时也会惠于百姓，但改革的目标及动机却在于增加政府的税收。增加政府税收的倾向，不仅存在于改革之前，也存在于改革之后。因此，当杂徭被取消之后，力役便成了未被课征的产出，也成了政府眼中的“肥肉”。不久，就如陆贽所言：“于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变征役以召售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既并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复并存。”原来已被并入两税法中的庸，又再次以召售的名目出现，再次成为一种税基。当然，这种现象只是在一朝一代中出现，而非当代某些学者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关于这一点，后文详论。
（2）“两税法”的主要缺陷是“因出制入”，没有统一税率和固定税额，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杨炎的改革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短期举措。因为，当时政府在租庸调制下的“正赋收入无几”，而“两税法”在短期内有利于降低收税成本、使官民两利。
实行“两税法”就如推行“税亩制”，政府与各级官吏取得统筹收支、判定税额与“因出制入”的裁决权后，政府权力对百姓的潜在损害是有增无减的。官吏的权势增加了，官员利用权势的机会也增加了，百姓的租税负担自然会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