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王朝。职业军人起家的王朝，经济也空前繁荣，可是，政府却积弱积贫，靠纳岁币而偏安于一隅。
到宋神宗时期，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王安石主持了一场变法。传统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除了要改变北宋的“积贫积弱”外，抑制土地兼并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我认为，王安石变法，无关土地兼并，如方田均税法，其实有利于土地交换，实现规模经营，亦即一些学者所谓的“兼并”。实际上，北宋的土地兼并程度并不严重，一定程度的土地兼并反而促进了宋朝经济发展。
现在看来，王安石的与土地相关的变法措施，没有涉及根本的行政体制，在土地制度上也没有提出或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但是，这些措施大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方田均税法的目的在于整理地籍、确定百姓地权。它通过清丈土地，分等定级，然后发给官契，作为产权的证明和官府征税的依据。土地交易之时，官契可作为农民产权的凭证，这其实是减少争讼（交易成本）的一种举措。至于农田水利法，不仅治理水患，提高土地质量，还增加了就业，促进了经济发展。当然，最值得称道的是，农田水利工程征地拆迁的补偿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征地制度相比，毫不逊色。
难怪，清朝翰林、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焕章（1880—1933）说，“如果他的整个计划能够得以实现，中国在一千年前就进入社会主义了”。
宋朝：积弱与经济繁荣并存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问题未解决，结果形成五代十国的分裂战乱局面。五代各政权不是并存，而是一个吃掉一个，如公元907年建立的后梁，于公元923年被后唐取代；后唐又于公元936年被后晋取代；公元947年，后晋被后汉取代；公元951年，后汉被后周取代。
这十国，除了刘崇在太原建立的北汉属于北方，其余九国均在南方。这些小国同时并存，呈现出一种独立发展的趋势。
公元960年，经由“陈桥兵变”，后周的禁军主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建立了北宋。
北宋在建立后的第四年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赵匡胤认为，当时对辽朝还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在边境上采取守势；而南方割据政权统治区域大都是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政权的实力又较为薄弱。因此，其统一战略部署是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上削平北汉以及收复幽云地区，即所谓“先南后北”的战略。
赵匡胤派王全斌、曹彬、潘美等大将陆续灭掉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国。公元976年10月，赵匡胤突然死去，其弟赵光义（即赵匡义）即位，即宋太宗。
公元979年，赵光义亲征北汉获得胜利，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除辽、西夏外，中国基本实现统一。至此，北宋继承了五代十国的版图。北有辽国、幽云十六州未收复；西有西夏，不属于宋朝；西南的大理国也与宋朝关系松弛（宋挥玉斧，以大渡河为界），北宋较汉唐的版图小一些。
北宋统治下，经济比较自由，土地买卖和民间借贷很接近自由竞争模型，基本上不抑制土地兼并。诚如司马光所说，贫富由“勤惰不同”、“才性愚智不同”决定，强调藏富于民，以为国家缓急之待。
由于宽松的政策，宋朝的经济空前繁荣。德国经济史学家弗兰克在1999年出版的《白银资本》一书中表示：“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把他们所考察的从公元930年开始的大约50年一循环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的最初4个周期都放在中国。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计量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估算认为：“中国从宋朝开始就奠定了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地位”。他估计出在公元960年到130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从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
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认为：“正是宋朝特有的农工商政策，致使当时宋朝的农业、工商业与汉唐相比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GDP占到其时全球经济总量的50％。”也有人认为当时的GDP占全球经济的80%以上。
行文至此，读者不难发现，宋朝的文治武功毫不逊色：赵匡胤是职业军人出身，开国之初，用兵统一了南部和北方的大部分，不能说宋朝的军事虚弱；宋朝的经济空前繁荣，是当时的全球第一经济大国（注：麦迪森、弗兰克等人的测算未必符合实际，但可供参考），不存在“落后必然挨打”的问题。
然而，现实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就是这样一个职业军人起家的、强盛的国家，政府积弱积贫，依靠对外称臣，纳岁币，偏安于一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大致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国防缺失而以岁币政策换和平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建都，多在政治根据地，并能够控制经济重心（基本经济区或核心经济区）。如，都城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保证对首都的经济供应。
唐朝以前，经济重心在华北，多建都在西安一带。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即崤山以东黄河下游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而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天险保守独立。
然而，长期的建都与破坏，西安难以再承受重压。陕西中部和山西南部的森林绝大多数在战国时受到破坏；秦汉魏晋南北朝，关中平原上基本上已经没有林区可言；隋唐时期，森林的破坏开始移向更远的山区。
由于关陇集团的根据地在西安，而且唐中期以后，江南经济优势逐步显露，加上隋唐大运河的便利，武则天定都洛阳，不但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有利地位。
北宋建立之初，也并非立即决定建都于开封。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打算以之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止。赵匡胤退一步说，如果洛阳不行，想到长安建都。赵光义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
建都开封，在当时是不得已的选择。前文说过，黄河流域由于长期的垦殖，加上战争破坏，西安残破，已经不堪重负，而且北方还有相当一部分领土被敌国占领。而宋朝初期制定的战略是“先南后北”。要收复幽云十六州，就要保障军队给养，这需要靠长江流域。隋唐的大运河，直接连到洛阳，但宋代开国时，漕运只能到达开封，开封到洛阳的汴渠已坏。所以，暂时定都开封。
开封处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北有辽朝，幽云十六州未收复；西有西夏，不属宋朝。这样的都城，毫无屏障，易攻难守。所以，钱穆说：“宋朝开国是没有国防的。”
赵匡胤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当时就说过，将来国家太平时，国都要西迁。毕竟，洛阳三面依山——嵩山、熊耳山、崤山环抱，北据黄河和中条山，比起汴梁的国防，地理形势要优越得多。
公元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后，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两度出兵征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但高梁河、歧沟关之战以后，宋太宗中箭负伤，回都城之后不久死亡。
宋太宗北伐战略的失败，使宋朝丧失了黄河以北的战略空间，北宋被迫从进攻转为防守。
这种战略选择，也有前面所说的北宋缺乏天然防守屏障的因素，还有战争资源短缺的因素。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等战略要地，就要打得过骁勇善战的辽国骑兵，那么，北宋也要拥有骑兵，还需要良好的兵器。可是，当时最好的产马之地，一个是蓟北，一个是甘凉河套一带。而这两个地区，一个被辽国控制，一个被西夏占领。至于精良的铁矿，亦在塞外。
于是，后来，和辽夏的战争，总以北宋赔钱物而告终。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辽签《澶渊之盟》：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叫作“岁币”，方划界讲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与西夏签《庆历和约》：宋每年给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为“岁赐”，换得元昊取消帝号。由此加大了财政开支，影响了军队士气，也加重了“积贫积弱”问题。
二、行政机构复杂，“冗官”泛滥
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别人效仿，除了“杯酒释兵权”之外，还采用“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赵匡胤认为，纵使文人犯法，亦不过是贪污舞弊，为祸远不及谋朝夺位的武人严重。
为了防止官员专权，就改革官制：“分化事权”和“官与职分”。“分化事权”即极力割裂官僚机构，广泛增设文官武将，以此缩小官职的权限范围，削弱各级官僚的权力。“官与职分”，即本官不治本司之政，别遣他官主判。由此造成北宋政府两套系统并存的状况，十分混乱。其官员芜杂，可想而知。
官职多，自然需要授官。既然“重文轻武”，自然主要采用科举的途径取官。此外，大官僚的子孙、亲属、门客还可以以“恩荫”受官。
北宋所辖疆域仅为盛唐疆域的二分之一，但机构和官员远远超过唐朝。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2000多减至634人，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17000人；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17300人。
三、兵制弊端导致“冗兵”
钱穆说：“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这是有深刻原因的。
宋朝采用“重文轻武”的治国理念，对军将防范过分，导致武力软弱；又由于兵制，导致“冗兵”。
宋朝的军队主要为禁兵、厢兵。厢兵，并非要用来上阵打仗，只是驻扎各地，当差做些杂役的。其中不少是因为犯罪而流放的人，例如《水浒传》中常见的“配军”。
由此，政府又建立禁军。禁军的调动权归枢密院掌管。枢密院直接由皇帝指挥，只有皇帝才能派遣禁军，调动兵马。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指示将领，甚至授以阵图。皇帝将一切部署都予以包揽，替代将官思考，难免造成军官积弱的颓势。
禁军半数居京师，其余分驻各地，边境地区禁军很少，“守内虚外”。禁军驻守地点每隔几年变一次，而将领原地不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不能合谋起事。这固然有利于中央政权的稳固，但也导致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为何禁军半数居京师？前文说过，开封的战略位置缺失，国防大门洞开。所以，为保卫首都，宋朝不得不布置精锐军队于首都。这日益形成尾大不掉的弊端。禁军由于待遇优厚而缺乏战斗力，只能继续增兵，结果禁军逐年增加日渐庞大。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其中禁军82万人。
综上所述，科举、恩萌加之官职差遣，虚实相间，领俸禄的官员增多。开国百年时官员“十倍于国初”，是“冗官”。禁军、厢军（非正规军）初37万，由于“更戍”等原因在开国百年时达116万，是“冗兵”。官俸、军费开支日趋庞大，尤其军费占开支十之六七，宋仁宗时年收13000万贯，支15000万贯，是为“冗费”。加上宋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叫作“岁币”；宋每年给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为“岁赐”。
由此导致财政匮乏、军力国势衰微，是为积贫积弱。在王安石变法的前一年，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
但与此同时，百姓的税负并不轻。宋代田制分为民田（私田）与官田（公田）两类，仍沿用两税法，一般按每亩年纳一斗，江南等地每亩年纳三斗。两税之外，又有丁钱与徭役，还有名目繁多的田赋附加税，主要的有头子钱、义仓税、农器税、牛革筋角税、进际税、蚕盐钱、曲引钱、市例钱等。
王安石变法内容检视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当然，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那场众所周知的变法。
王安石22岁时考中进士，以后就在地方上做官。27岁那年被任命为鄞县（今浙江宁波市）知县。这一年，鄞县大丰收。王安石劝导农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修筑通衢，把鄞县治理得有条有理。第二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季，他把官仓的存粮借给农民，秋收后让农民按官定的利息偿还官府。后来王安石变法的青苗法，就是从这里孕育的。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被调到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执掌财政大权。自从当了京官以后，他接触的官员多了，对朝廷的症结看得更清楚了。王安石产生了变革政治的想法。他向宋仁宗赵祯上了近万言的奏疏，即有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变法的主张。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没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宋英宗继位后，欣赏王安石，但受太后牵制，无能为力。
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抱负的皇帝，有些治国的想法和王安石接近，因此他起用王安石辅佐自己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内容有10项。
（1）青苗法。此法源自王安石的经验，陕西转运使李参也曾实施过。州府每年二、五月放贷，帮农民度荒耕种，半年后偿还时加二分利息，以抑制民间高利贷（利息二、三倍）。为保证农民有偿还能力，借贷时官府按户等（资产）多少为据，户高多贷，户低少贷，15贯至1.5贯为限。
（2）募役法。改亲身应役为纳钱物代役。差役按户等高下出钱，官府用此钱雇人。原有差役负担的纳“免役钱”，有免役特权者纳“助役钱”，较普通民户减半。所收役钱加二分备水旱，称为“宽剩钱”。此法只限差役，职役和夫役大都不适用。
（3）市易法。利用行政力量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抑制富商大贾的暴利。在开封设“市易务”，中央用100万贯平价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到市场缺货时再按稍低于时价的价格卖出，商贩也可到市易务内赊货代卖。该法后推行至杭州、扬州、成都等大城市，既稳定了市场，也增加了财政收入。
（4）方田均税法。以“方”为单位丈量土地，以均平地租负担，检查漏登田亩，增加收入。清丈后将各户土地的亩数统一造册。但该税法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等地推行。
（5）农田水利法。政府组织兴修水利，令民户按户等高下出钱，国家也放贷资助，修大水利工程万余处，可灌农田36万顷。
（6）均输法。调改政府收买官物的办法，减少浪费。朝廷每年须从各地买些物品运往开封，在东南等地设“发运使”。发运使按章办事，不管物价高低，定时定点购买，结果造成极大浪费。王安石令发运使参照各地物价高低，“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节省物价和运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