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只要留心察看，就都能看清！在我们动听的母语里，“看”这个字有一种单用光学上的范畴无法穷尽的释义：一个人只要留心察看，他就能看穿事物。看穿事物，这对一个人来说应该是可能的；他还可以借助语言来看穿事物，洞察事物。作家的眼睛必须是人道的、廉洁的：人们不一定需要玩捉迷藏的游戏，因为世上还有玫瑰红、蓝色和黑色的眼镜—它们总是恰好按人们需要的颜色来掩饰真实。玫瑰红的身价高，因为它通常十分招人喜爱—因此它被收买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有时候黑色也招人喜爱；一旦如此，黑色的身价也就高了。但是我们看待这些东西应该看到它们原来的样子，应该用人的眼睛去看；这双眼睛既不完全干枯，也不完全潮湿，而是湿润—我们应该记得，湿润这个字用拉丁语说就是幽默—但是也不能忘记，我们的眼睛也会变得干枯或潮湿，而还有一些事物，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引起幽默的可能。我们的眼睛每天要看许多东西：它们看到了为我们烘制面包的师傅，看到了工厂里的女工；它们注意到了墓地，它们看到了废墟：城市被摧毁了，城市变成了墓地；在这些墓地的周围，它们又看到了新建的房屋，这使我们想起了舞台上的背景。人们不是住在这些房屋里，而是被管在这里，他们被当成了保险者、国民、市民、付款者和借贷者—为了管住某个人是有无数理由的。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提醒人们，一个人生来不是为了受人管理，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破坏并不只是一种外部行为，它们也不是那么微不足道、自然而然，以致人们可以奢望在短短的几年内将其治理好。
在整个西方教育界，荷马的名字是不容置疑的：荷马是欧洲史诗的鼻祖，荷马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特洛伊城的毁灭以及奥德修斯的回归故乡，所以对战争文学、废墟文学和归乡文学这样的称呼，我们没有理由感到羞愧。
（林伟中译）
懒惰哲学趣话
欧洲西海岸的某港口泊着一条渔船，一个衣衫寒碜的人正躺在船里打盹儿。一位穿着入时的旅游者赶忙往相机里装上彩色胶卷，以便拍下这幅田园式的画面：湛蓝的天，碧绿的海翻滚着雪白的浪花，黝黑的船，红色的渔夫帽。“咔嚓。”再来一张：“咔嚓。”好事成三嘛，当然，那就来个第三张。这清脆的、几乎怀着敌意的声音把正在打盹儿的渔夫弄醒了，他慢吞吞地支支腰，慢吞吞地伸手去摸香烟盒；烟还没有摸着，这位热情的游客就已将一包香烟递到了他的面前，虽说没有把烟塞进他嘴里，但却放在了他的手里，随着第四次“咔嚓”声打火机打着了，真是客气之至，殷勤之极。这一连串过分殷勤客气的举动，真有点莫名其妙，使人颇感困窘，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这位游客精通该国语言，于是便试着通过谈话来克服这尴尬的场面。
“您今天一定会打到很多鱼的。”
渔夫摇摇头。
“听说今天天气很好呀。”
渔夫点点头。
“您不出海捕鱼？”
渔夫摇摇头，这时游客心里则感到有点郁悒了。
毫无疑问，对于这位衣衫寒碜的渔夫他是颇为关注的，并为渔夫耽误了这次出海捕鱼的机会而感到十分惋惜。
“噢，您觉得不太舒服？”
这时渔夫终于不再打哑语，而开始真正说话了。“我身体特棒，”他说，“我还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精神过。”他站起来，伸展一下四肢，仿佛要显示一下他的体格多么像运动员。“我的身体棒极了。”
游客的表情显得越来越迷惑不解，他再也抑制不住那个像要炸开他心脏的问题了：“那么您为什么不出去打鱼呢？”
回答是不假思索的，简短的：“因为今天一早已经出去打过鱼了。”
“打得多吗？”
“收获大极了，所以用不着再出去了。我的筐里有四只龙虾，还捕到二十几条青花鱼……”
渔夫这时完全醒了，变得随和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并且宽慰地拍拍游客的肩膀。他觉得，游客脸上忧心忡忡的神情虽然有点不合时宜，但却说明他是在为自己担忧呀。
“我甚至连明天和后天的鱼都打够了，”他用这句话来宽慰这位外国人的心，“您抽支我的烟吗？”
“好，谢谢。”
两人嘴里都叼着烟卷，随即响起第五次“咔嚓”声。外国人摇着头，往船沿上坐下，放下手里的照相机，因为他现在要腾出两只手来强调他说的话。
“当然，我并不想干预您的私事，”他说，“但是请您想一想，要是您今天出海两次，三次，甚至四次，那您就可以捕到三十几条，四十多条，五六十条，甚至一百多条青花鱼……请您想一想。”
渔夫点点头。
“要是您不只是今天，”游客继续说，“而且明天、后天、每个好天气都出去捕两三次，或许四次—您知道，那情况将会是怎么样？”
渔夫摇摇头。
“不出一年您就可以买辆摩托，两年就可再买一条船，三四年说不定就有了渔轮；有了两条船或者那条渔轮，您当然就可以捕到更多的鱼—有朝一日您会拥有两条渔轮，您就可以……”他兴奋得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您就可以建一座小冷库，也许可以盖一座熏鱼厂，随后再开一个生产各种渍汁鱼罐头厂，您可以坐着直升机飞来飞去找鱼群，用无线电指挥您的渔轮作业。您可以取得捕大马哈鱼的权利，开一家活鱼饭店，无需通过中间商就直接把龙虾运往巴黎—然后……”外国人兴奋得又说不出话了。他摇摇头，内心感到无比忧虑，度假的乐趣几乎已经无影无踪。他凝视着滚滚而来的排浪，浪里鱼儿在欢快地蹦跳。“然后，”他说，但是由于激动他又语塞了。
渔夫拍拍他的背，像是拍着一个吃呛了的孩子。“然后怎么样？”他轻声地问。
“然后嘛，”外国人以兴奋的心情说，“然后您就可以逍遥自在地坐在这里的港口，在太阳底下打盹儿—还可以眺览美丽的大海。”
“我现在就这样做了，”渔夫说，“我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港口打盹儿，只是您的‘咔嚓’声把我打搅了。”
这位旅游者受到这番开导，便从那里走开了，心里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因为从前他也曾以为，他只要好好干一阵，有朝一日就可以不用再干活了；对于这位衣衫寒碜的渔夫的同情，此刻在他心里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一丝羡慕。
（韩耀成译）
它们没有飞走
您问我今年的文化和社会大事？为什么这两方面的大事要分开来呢？难道文化和社会不是不可分的，不是互为一体的，就像艺术和社会永远是分离的一样吗？
对我来说，今年最重要的文化大事，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大事，便是我到此地动物园去拜访了我的朋友雪鸮，这是我每年的惯例。
是什么促使我到它那里，或者说是到它那个院子里去的—因为它并不总是，而且早就不是对每个来人都接待的—是什么促使我到它那里去的呢？因为它是如此美丽，如此纯洁，如此粗野，如此聪颖。它也很勇敢，尽管这勇敢眼下并没有什么用处：人们把它放进栅栏里，算是给它提供了最低的生活条件。
您问我同它谈了些什么？
嗯，作家同雪鸮谈什么呢？当然是那个永远谈不完的关于形式和内容的题目啰。今年我们谈的题目是自由的形式和内容。
我问雪鸮，它是否也像鹈鹕和兀鹫那样有了露天饲养场。它说，有了，也给它准备了露天饲养场，但是它拒绝了，它说，它宁愿呆在笼子里。
我大吃一惊，沉默了，我觉得，每当我同这位纯洁、美丽、聪颖、粗野的朋友谈话时，我总觉得自己笨拙无比。
它问我，你难道没有看见鹈鹕和兀鹫的处境吗？我说，见到了，我看见它们都张开翅膀，摆动着，极力显示它们的绚丽华美。
我的朋友雪鸮问，那么你看见它们飞走了吗？没有，我说，它们并没有飞走。
为什么不飞走，我愚蠢的朋友？雪鸮说，它们可以扇摆和转动翅膀，可以显示它们的绚丽华美，但却飞不走，因为它们的翎毛已经被剪短了。
所以我宁愿继续呆在笼子里。
露天饲养场没有栅栏，但是翅膀要被剪短。笼子呢，它有栅栏，但翅膀不用被剪。
它们同我一样，是飞不掉的。
（韩耀成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