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roslav Seifert（1901一1986）
1984年获奖作家
经常去的民族剧院就只消绕过佩卡雷克的倒霉雕像《伏尔塔瓦》——她傲然高昂的脑袋上从春天到冬天落满了海鸥的白色鸟粪一步行那么几分钟便到了。此外，美丽、神秘的坎帕岛和岛上的切尔托夫卡小溪也距离不远。尽管如此，兹博罗夫斯卡街是凄清的。街上的店铺屈指可数，商店都开设在与它平行的S.M.基罗瓦街。一幢幢阴郁的分租房屋，跟维诺赫拉迪区的不相上下。窗户同对面楼房的那些神色沮丧的窗户黯然相望。
对我来说，如今这条街显得更为凄凉了。在这些晦暗楼房中的一幢里，安·马·彼沙几乎居住了一辈子。过去，我多么喜欢上他那儿去，根本不在乎楼层有多高。我想念那张亲切的、笑眯眯、带着几分嘲弄神色的脸。打心底里说，我喜欢那张脸。我俩相识五十年，但亲密的友情是到了战争年代才建立起来的。即使彼此有较长时间不见面，那是说有一个星期或者十天，只要知道同在布拉格就感到欣慰，因为这意味着离得很近，可以随时聚首，或者起码可以通个电话。
一听到是他的声音我便高兴地将自己交付在他那笑眯眯的嘲讽和百折不回的深厚情谊中去。那往往是他需要聊聊天、开怀一笑的时候，然后便又立即扑到工作上去了。
自彼肖娃太太将他的骨灰送进沙尔卡墓园至今已过去了好几年。那是一个挺漂亮的墓园——如果墓园也可以这么说的话，有我们熟悉的一位教堂老司事守护着亡灵。墓园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两旁秀丽的沙尔卡山谷。山谷从利博采附近开始，至波德巴巴旁边结束，两边都有一条湍急的溪水弯弯曲曲地流过。
他蜷缩在墓园东面矮墙下的黑暗中，安静、谦逊、毫不招摇，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我和他在人民之家共过几年事，那是又艰难又苦涩的年月。我们的窗户在后院几乎正对着，每天我都见他伏在桌上。由于我有可能看到他的办公室和办公室地上那块被他沉思着踱来踱去磨出了经线的地毯，我完全可以想象他的工作日是什么样的。他工作直至深夜。当他生命行将结束，在逝世前不多久，他曾向医生诉苦，说他一生何等辛劳。在此之前他却从未讲过抱怨的话。
他是个严格、认真的人。作为编辑，他的仔细已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每个字眼，每个逗点，若无十分把握他就决计不会放过。你们也许会说，工作嘛，就该如此。说得对，可是彼沙的细致入微则是更进了一步。
他不会敷衍塞责，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堪称典范。交到他手里的任何稿件，他都不会嫌其平庸而不从头至尾读过一遍。
出版社的头头审阅某部稿件之后，认为有缺点不能出版，要他写几句例行公事的处理意见，最多不超过半页就可以了。他却写了几大页的作品分析。
有一年夏天，溽暑已经开始，我们家正准备外出度假，却不料邮局给我送来了一个硕大的邮包。一份稿件，长达数百页。作者不仅自己绘了插图，而且拙劣地装订成册。然而，这确实同幼稚的创作无关。我略略翻了几页，便深信不疑它是编辑部所熟知的那种名利熏心的写作狂的产品，委实不值得为之浪费精力。今天我已不知请谁来为我作证，当时我是开玩笑！我将稿件重新包扎好，打发一名员工把它送去给彼沙，说是有人送来编辑部给他的。我心里暗自想着怎样过一会儿就去把他从这可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上帝知道我原来是这样打算的。可是忙乱中不知怎的我竟把这桩事情给忘记了。过了约莫一个星期我走进彼沙的办公室，却见他在酷热的下午挽起袖子坐在那儿，稿件刚刚看完。他用责备的目光瞥了我一眼，说：“是你给我送来的！在这样的大热天我看了整整一星期。”在此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当时我都没有勇气将实情告他了。
仅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的档案室，他留下的稿件分析和处理意见便超过了五百篇。而他在那里才工作了几年啊！总共没有多久。这是惊人的辛勤劳动的证明，是无名英雄的功绩，而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
作为报刊的戏剧评论员，他写过一千多篇文章。也就是说有一千多个夜晚他是在剧场里度过的。遇有特殊重要的首场演出，前一天就得有评价文章见报。我这里还没有提彼沙写了多少篇书评，以及为此他必须阅读多少作品。除此之外尚有他写的文学论文、研究文章、序言和跋等等。
这一切说明了他办公室的那块地毯上经纬线的由来。那是一间狭长的、稍嫌昏暗的办公室，放了一张稍嫌古老的沙发。主人当然是不在沙发上休息的，而是堆放了几百本不断更新的书籍。
在悠悠岁月中，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的确，涌上心头的往事何等多！他50寿辰时，我写了一首长长的乐观主义的小曲向他祝贺，最后几句是：
那就祝愿你，但是我确实不想
给命运划地为疆，
唯愿三十年后人老体衰日
与君共把布拉格凝望。
不过，我们也在一起经历过相当辛酸的、我宁愿不再回想的时刻。三月占领和第二天，我们俩一同走在瓦茨拉夫广场上，趾高气扬的希特勒党卫军脸上挂着厚颜无耻的嘲笑在广场两边的人行道上溜达，热泪盈眶的布拉格人不得不退到一旁给他们让路。我确信他们之中起码绝大多数都倒在斯大林格勒前面的什么地方了。
5月9日那天我们两个也来到了那里。那是在德国人把我们从卡尔林军营前面释放了之后。广场上，风尘仆仆、满载着苏联士兵和我国人民的坦克正在驶过。整个广场和圣瓦茨拉夫雕像上还落满了不久前空袭留下的白墙灰，办公室扔出的德文纸张狼藉一地。但是，这一切仿佛已经遥远得如同隔世了。这些最美好的时刻我也将它们从记忆里推开，因为它们永远是同最令人伤心的时刻连结在一起的。
我再也不会去躺在兹布拉斯拉夫附近的伏尔塔瓦河岸上了。我同万楚拉以及万楚拉长篇小说《天气多变的夏天》中的一个人物曾多次坐在那里。游泳场的救护员舒拉——长篇小说的另一个人物——从附近的游泳场给我们送来清凉啤酒。同样，要我再去坐在金斯基花园边上那棵盛开的丁香树下，也会是困难的。曾有极其珍贵的几次，我和彼沙一同坐在那里，他是那样的高兴。
然而，最难忘怀的莫过于我们两个在一起经历的那一天了，我特别喜欢回忆它。如果可能，我愿意每年都回到那里，旧地重游。……
那是六月，干草收割季节。前一天我们在纳霍德参加了一次晚会。会上彼沙做了报告，纳霍德的演员们朗诵了诗歌。次日，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到了拉基博日茨凯山谷。大家知道，那儿离纳霍德有一段路程。
我是一个城市人，出生在城市，也在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当我患病住到克鲁什内山麓的杜比小疗养地时，我几乎每天都乘坐电车到代普利采的咖啡馆去喝一杯黑咖啡。“你不是为了咖啡去的，”彼沙笑着说，“在杜比你也能喝上，只是那儿缺少阴沟的臭气罢了。”
彼沙是农村人。他出生于波希米亚南部的小城镇，一到田野和苍翠的林木下面他便高兴万分。他酷爱金斯基花园，花开时节总要偷闲前去看看，哪怕一忽儿工作也好。但凡可能，他就上坎帕岛去散步，乐滋滋地把那条横贯坎帕岛的幽径叫彼沙巷。咖啡馆他很少光顾，只在剧院晚场散戏之后才偶尔去去，我却是将无数美丽的春天和夏日消磨在咖啡馆里的。
那天在姥姥谷，我却也经历了令人心醉神驰的时刻。那显然是我们一生中唯有在这片国土和这个地区才能领略到的。我们崇敬的事迹和我们热爱的传奇已将这个地区神圣化了。
从早晨起，天气就明媚宜人。远方，拉基博日采的小城堡闪闪发亮，缤纷的色彩是那样的富有暗示性，发人幽思，犹如温岑斯·莫尔斯塔特先生的版画精品。这位艺术家也是善于抓住每一个美妙细节不放的。远处山谷的什么地方，人们在收割干草，一阵暖乎乎的微风吹来，你便突然间什么都闻到了：干草的香味，刚割下的青草和已成熟的草原的芬芳。草原上，阳光酣饮着清晨的露水和各种隐秘的玉液琼浆。我们沿着一条草原小路漫步，斑斓的田野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白色和黄色的野菊花，一丛丛蓝莹莹的鼠尾草和血红的鸡冠花。还有那边的饲草，泛着一片娇艳的红晕，更别提所有那些不停地摇曳颤动的绿颜色了。
草原小路上长满了矮矮的、被人们踩倒了的小草，两侧的千里香和泪汪汪的深红色的石竹花给小路镶了边。没有它们就不像在夏天了。
我们到潘克尔家居住过的潮湿的地下室看了看，然后又匆匆返回小路，以便再度聆听远处传来的锋利的大镰刀的呼啸声。就在这当儿一幕魅人的幻景出现了。
我们看见一个小女孩，一双晒黑的小脚、在高高的草丛中奔跑着。她在奔跑，急急忙忙，辫子甩在肩头，眸子晶亮晶亮一唯独孩子才有的明眸。她在身旁跑着，可能嘴里正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她跑到前面去了，旁若无人，仿佛我们压根儿不存在。我们情不自禁想伸出手来抚摸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出现而搅出了波纹的芬芳的空气，抚摸她跑过的草原和她一双小脚踩过的路面。她从我身旁匆匆跑过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她的脚无意间揪下了一朵野花。它留在小女孩的脚趾缝里了，恰似古代美貌的公主在大脚趾上戴了一块宝石。
（杨乐云译）
穿着拖鞋出走
1872年7月7日，星期天，保尔·魏尔伦上街去给患病的妻子玛蒂尔达买药。药店就在附近。在短短的路程中，他不幸遇到了韩波。韩波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魏尔伦弃家出走，同他一起去比利时旅行。魏尔伦于是未去药店，却和韩波径直到了火车站。玛蒂尔达徒然满巴黎找了他三天。走遍朋友家，甚至停尸间也去找过了。后来才知道丈夫同《醉舟》的作者一起，到邻国比利时去了。
上街买药，我这里要记述的一件往事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诗人魏尔伦。看来，有些作家的妻子假如病了，是不宜打发丈夫出去买药的。
不过，我得从另一处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