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avio Paz（1914一1998）
1990年获奖作家
窗外
在我的窗外大约三百米外的地方，有一座墨绿色的高树林——树叶和树枝形成的高山，它摇来晃去，好像随时都会倾倒下来。由聚在一起的欧洲山毛榉、欧洲白桦、杨树和欧洲白蜡树构成的村子坐落在一块稍微凸起的土地上，它们的树冠都倒垂下来，摇动不息，仿佛不断颤抖的海浪。大风撼动着它们，吹打着它们，直到使它们发出怒吼声。树林左右扭动，上下弯曲，然后带着高亢的呼啸声重新挺直身躯，接着又伸展肢体，似乎要连根拔起、逃离原地。不，它们不会示弱。折断的树根和树叶的疼痛，植物的强大韧性，决不亚于动物和人类。倘若这些树开步走的话，它们一定会摧毁阻碍它们前进的一切东西。但是它们宁肯立在原地不动：它们没有血液，也没有神经，只有浆液。使得它们定居的，不是暴怒或恐惧，而是不声不响的顽强精神。动物可以逃走或进攻，树木却只能钉在原地。那种耐性，是植物的英雄主义。它们不是狮子也不是蛇。而是圣栎树和加州胡椒树。
天空布满钢铁色的云，远方的云几乎是白色的，靠近中心的地方即树林的上方就发黑了：那里聚集着深紫色的暴怒的云团。在这种虎视眈眈的云团下，树林不停地叫喊。树林的右翼比较稀疏，两棵连在一起的山毛榉的枝叶形成一座阴暗的拱门。拱门下面有一块空地，那里异常寂静，像一个明晃晃的小湖。从这里看得不完全清楚，因为中间被邻居家的墙头苫盖物隔断了。那个墙头不高，上端是用砖砌成的方格，顶上覆盖着冰冷的绿玫瑰。玫瑰有一些部位没有叶子，只有长着许多疙瘩的枝干和交叉在一起的、竖着尖刺的长枝条。它有许多手臂、螯足、爪子和装备着尖刺的其他肢体：我从没有想到，玫瑰竟像一只巨大的螃蟹。
庭院大约有40平方米；地面是水泥的。除了玫瑰，点缀它的还有一块长着雏菊的小小的草地。在一个墙角处有一张黑木小桌，但已散架。它原是做什么用的呢？也许曾是一个花盆座。每天，我在看书或写作的时候，有好几个小时总是面对着它。不过，尽管我已经习惯它的存在，但我还是觉得它摆在那里不合适：它放在那里干什么？有时我看到它就像一个过错，一个不应该有的行为；有时则觉得它仿佛是一种批评，对树木和风的修辞的批评。在对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垃圾筒，一个60公分高、直径有半米的金属圆柱体：四个铁丝爪支着一个铁圈儿。铁圈上装着一个生锈的盖子，铁圈下挂着一个盛垃圾用的塑料袋，塑料袋是火红色的。又是一个螃蟹似的东西。桌子和垃圾筒，砖墙和水泥地，封闭着那个空间。它们封闭着空间还是它们是空间的门呢？
在山毛榉形成的拱门下，光线已经深入进来。它那被颤抖的树影包围着的稳定状态几乎是绝对的。看到它后，我的心情也平静了。更确切地说。是我的思绪收拢了，久久地保持着平静。这种平静是阻止树木逃走、驱散天上的乌云的力量吗？是此时此刻的重力吗？是的。我已经知道，自然界一或像我们说的那样：包围着我们、既产生又吞噬我们的万物与过程的总和一不是我们的同谋，也不是我们的心腹。无论把我们的感情寄予万物还是把我们的感觉和激情赋予它们，都是不合理的。把万物看作生活的向导和学说也不合理吧？学会在激荡的旋风中保持平静的艺术，学会保持平静，变得像在疯狂摇动的树枝中间保持稳定的光线那样透明，可以成为生活的日程表。但是那一块空地已经不是一座椭圆形小湖，而是一个白热的、布满极为纤细的阴影纹络的三角形。三角形难以察觉地摇动着。直到渐渐地产生一种明亮的沸腾现象，先是在边缘一带，然后在火红的中心，沸腾的力量愈来愈大，仿佛所有的液体光线都变成了一种沸腾的、愈来愈黄的物质。会爆炸吗？泡沫以一种像平静的呼吸一样的节奏不断地燃烧和熄灭。天空愈来愈暗，那一块光线的空地也愈来愈亮、闪烁得愈厉害、几乎像一盏在动荡的黑暗中随时会熄灭的灯。树林依然挺立在那里，只不过沐浴的是另一种光辉。
稳定是暂时的，是一种既不稳又完美的平衡，它持续的时间只是一瞬间：只要光线一波动，一朵云一消失或温度稍微发生变化，平静的契约就会被撕毁，就会爆发一系列变形。每一次变形都是一个稳定的新时刻，接着又是一次新的变化和一个新的异常的平衡。是的，谁也不孤单，这里的每次变化总引起那里的另一个变化。谁也不孤单，什么也不固定：变化变成稳定，稳定是暂时的协议。还要我说变化的形式是稳定，或更确切地说，变化是对稳定的不停的寻求吗？对惰性的怀念：懒惰及其冷凝的天堂。高明之处不在于变化也不在于稳定，而在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永恒的来与往：高明之处在于瞬间性。这是中间站。但是我刚刚说到中间站，巫术就破除了。中间站并非高明之处，而是简单地走向……中间站消失了，中间站不过如此而已。
（朱景冬译）
向阿尔贝蒂致意
我发现用我们的语言写的现代诗一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现在我仍在探察被淹没的岛屿和陌生的星座一始于我十六七岁在圣伊尔德丰索上中学的时候。我最早的读物之一就是拉法埃尔·阿尔贝蒂的作品。读他的诗时，我进入这样的世界：那里的旧事物和老现实还是它们，但同时又不是它们。它们蜕了皮，仿佛受到某种带有传染性的热情鼓舞而刚刚诞生一般。我兴致勃勃地读着那些诗篇——包括最忧伤最神秘的诗篇——犹如骑着闪耀着绿色和粉红色光芒的海浪奔驰在波涛翻滚的大海原野上。那里有的是斗牛、海豚、美人鱼、蝾螈和从天上降临的姑娘：爱情的一切。海峡中的勇敢游泳者。更不用说像架着西风的某小姐那样在平流层滑行的水神了。那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大军：学习饮每天的光线，用皮肤思考，用手指肚儿观看。
那些年间，我们一伙青年学生在激进思想的支配下出版了两个刊物：《楼梯扶手》和《墨西哥谷地》。第一个刊物刊登了阿尔贝蒂的几首诗。他是我们崇拜的诗人之一。那时他刚刚赞成共产主义，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两年后，即1935年，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和玛丽亚·特莱莎来到墨西哥。我们立刻去拜访他们，并且马上被他们征服了。在他的热诚感染下——那种热诚在墨西哥是罕见的——我们常到塔库尼亚区新建的埃尔米塔大厦他的小套间去见他。我还记得同阿法埃尔一起进行的几次散步和一些交谈的片断：我们谈论人和神（前者多于后者）、克维多、聂鲁达、加西亚·洛尔卡和桑切斯·梅希亚，后者不久前逝世了，我小时候看过他在布埃夫拉广场上的斗牛。就是在那儿，阿尔贝蒂完成了他那篇悼念这位伟大的斗牛士的挽歌《看见你，再也看不见你》；就是在那儿，他在大画家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洛萨诺插图的漂亮版本中发表了它；也是在那儿，在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梅希亚和鲁道夫·加奥纳战斗过的舞台——古老的斗牛场上，他为那本书签上了名。阿尔贝蒂夫妇的逗留令人难忘。他们在高原的群山和纯净的空气中留下了一股卡迪斯海的气息。卡迪斯海披着蓝盔甲，是一位骑着一匹威马的骑手。
提到卡迪斯，我必须简单地说几句。我觉得我多少算得上是阿尔贝蒂的同胞，这不仅因为诗——它的血液虽无形——却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而且因为故土：我的外祖父母是卡迪斯省人，外祖父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城人，外祖母是圣玛利亚港人。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我在初读他的诗时觉得不仅发现了一种新诗，而且忆起了一段古老的过去：它既是别人的，也是我的。
我再次和阿尔贝蒂相遇，是1937年在马德里。我还记得那些炸弹和瓦砾、黑暗的街道和饥饿的人群，以及绕过街角的一营困乏得要命的战士和在面包店排队的妇女；我也记得遭难的城市那种古怪的快乐热情，那种共同的热望和激情，那种固执的希望——在每天的不幸中唯一幸存的东西——以及在雷蒂罗公园一次散步时的悲伤交谈，在尼埃布拉的树木和蒿草中的奔跑，阿尔贝蒂的那条漂亮的狗（从它那之字形的跳跃着，它应该叫闪电）。
我们还曾第三次相见，但时间很短。那是1967年在斯波莱托举行的诗歌节上。1937年马德里的另一位幸存者斯蒂芬·斯彭德也参加了诗歌节。就在那个时候，一向残酷的历史把我们分开了。出于坦诚，我应该这么说。我不愿回想那些争论，也不否认过去和现在想的事情。简单地说吧，我总是从彼岸（我的岸）看到，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仿佛是我们诗歌的一个避雷针。当然是在鲁文·达里奥赋予这句话的意义上：“上帝的高塔，诗人／天蓝色的避雷针……”
现在，同样的历史——或者用它的另一个名字，也许是真正的名字“命运”来称呼它一又使我们相聚在一起：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回到墨西哥高原上来了。我向他致意，象征性地给他一根饮太阳血的鸟一蜂鸟的绿色羽毛，让他像种子一样把它抛在卡迪斯的土地上。它将长成一棵大树，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将在它的荫凉下交谈。
（朱景冬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