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it Orhan Pamuk（1952—）
——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我几乎不敢碰父亲的手提箱或是打开它，但我知道里面的一些笔记本写了什么。我看见过父亲用其中一些笔记本写什么东西。这并非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手提箱里装的沉甸甸东西。父亲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他年轻的时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伊斯坦布尔，他希望成为一个诗人，还曾把法国诗人瓦雷里（Valey）翻译成土耳其语。但是，在一个贫穷的没有几个读者的国家写诗，这样的文学家的生活不是我父亲要过的生活。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所以我父亲的童年少年都是过着舒适的少爷生活，他不想为了文学为了写作忍受艰难。他喜爱多姿多彩奂的生活，这我可以理解。
有种不安让我和父亲的手提箱里装的东西保持距离，这首先是我害怕我会不喜欢我读到的东西。我父亲早料到这一点，所以有意装作他对箱子里的东西毫不在意的样子。在从事写作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看到这一点，这让我难过。但是我并不想生父亲的气，责怪他没有真正把文学当回事……我真正的恐惧，我不希望知道或发现的关键的事情，是我父亲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因为有这种恐惧我才不敢打开我父亲的手提箱。更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如果真实而伟大的文学从我父亲的手提箱内出现，我就不得不承认在我父亲身上存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人。这是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因为即使到了成年的年龄，我还是要父亲仅仅是我的父亲，而不是作家。
要做作家，对我来说意味着长年累月耐心地尝试发现自己内在的另一个秘密存在，一个使其成为其人的内在世界：当我说到写作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文学的传统，而是一个人把自己关闭在房间里，坐在一张桌子前，独自一人，转向自己的内心。在内心的阴影之中，他用词语建立起一个世界。这个男人或者女人可能用一台打字机，或者利用一台电脑的舒适方便，或用笔在纸上写，就像我自己就这么写了三十年。他可以边写边喝茶喝咖啡，或边写边抽烟。有时候他会从桌上站起来，透过窗户看看街上玩耍的孩子，或者他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树林，看到风景，或者他只是目睹一面黑墙。他可以写诗，可以写剧本，或写小说，就像我一样。所有这些区别都是从桌边坐下来耐心地转向内心这个艰巨任务开始。要写作就是要转向内心凝视词语，要研究那个退入其中而其人走过的世界，而这需要耐心，要固执，也要有乐在其中。当我坐在桌前，一连数日，一连数月，一连数年，慢慢把新的词语添加到空白的纸上，我感觉我好像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好像我把自己带入我内心另一人的存在，这好像一个人建造桥梁或拱顶，用一块接一块的石头。而我们作家使用的石头是词语。我们把词语捏在手里，感觉它们各块石头互相连接的方式，有时要在远处观察，要掂量它们的重量，要改变它们的位置，年复一年，耐心而又充满希望，我们创作出新的世界。
作家的秘密不是灵感——因为谁也说不清灵感从哪里来——作家的秘密是固执，是耐心。就像一句可爱的土耳其成语——用针挖井——对我来说就是指作家而言。在古老的语言中，我喜欢法哈特（FERHAT）的耐心，他因为自己的爱情挖山不止——对此我非常理解。在我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当我写到古老波斯细密画家成年累月用不变的热情绘制同样的马，每一笔画都记忆无误，他们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也能再现那美丽的马匹，其实我是谈到写作职业，是谈到我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作家是讲述自己的故事——慢慢讲述，而且好像是在讲述关于其他人的故事——如果他是在感觉这个故事产生自他的内心，如果他坐到桌前耐心地投入这门艺术——这种手艺——他首先应该被赋予某种希望。灵感的天使（会定期拜访某些人而难得光顾另一些人的天使）偏爱那些充满希望与信心的人，而且是在作家最有孤独感的时刻，是在作家对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写作价值最怀疑的时刻——当他以为自己的故事仅仅是自己的故事的时刻——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天使会选择他，向他揭示故事、图像、梦想，而这些可以描绘出他希望创造的世界。如果回顾那些我献出我整个生命写出的著作，我最吃惊的就是那些时刻，那时我感觉那些令我如痴如醉的欢乐癫狂的句子、梦境、稿纸等等，都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想象——而是另外的力量找到它们，然后慷慨大方地呈送给我。
我害怕打开我父亲的手提箱，害怕读他的笔记本，因为我知道他不会承受我自己已经承受的艰难，他喜爱的不是孤独，而是高朋满座，混迹人群，出入沙龙，玩笑调侃，有人相伴。但是后来我的想法有了不同的转变。这些想法，这些关于弃世与耐心的梦想，都是我从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作为作家的经历中得出的偏见。有很多杰出的作家是在人群的包围中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写作，是在热情交际与愉快谈话中写作的。此外，我父亲在我们还年幼的时候，厌倦了单调的家庭生活，抛下我们只身一人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他就像很多作家一样，坐在旅店房间里填写他的笔记本。我也知道，有些当时的笔记本就在这个手提箱里。因为在他把箱子交给我之前的那些年中，我父亲开始向我谈起那个时期的生活。他提到那些我还是孩子的那些年头，但是他不愿意提到他的脆弱，不提他想成为作家的梦想，或者让他坐在旅店房间里苦恼不堪的文化认同问题。他不说这些，而总是告诉我他如何在巴黎的人行道看到萨特，告诉我他读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影，他总是得意洋洋态度认真，好像要让我分享什么重大新闻。在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再不会忘记，一定程度上我要感谢这一事实：我有这样一个父亲，他告诉我这么多有关世界作家的事情，远远多于那些高贵的帕夏或伟大的宗教领袖。所以，心里有了这种感激，还记得我曾经受惠于父亲巨大的书房，我可能不得不读读父亲的笔记本。我必须记住，当他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时候，我父亲就和我一样，喜欢一人独自读书和冥想——而不太在乎他写作的文学质量。
然而，当我忐忑不安地打量着父亲托付给我的手提箱的时候，我还是感觉这是我无法完成的事情。父亲有时候会在他的书堆前摆着的长沙发上躺着，放弃了手边的书或者杂志，而长久沉浸在一种冥思梦想中。那时我会看到他的表情与我惯常看到的玩笑、诙谐、唠叨、家常的表情完全不同——那时我看到一种内心凝视的最初迹象——看到那种表情我会忐忑不安，特别是在我还小还是少年的时候，我会以为他在生闷气。现在，许多年之后，我知道这种闷气是让一个人成为作家的基本气质。要成为作家，只靠耐心与苦干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首先感觉我们被迫逃避人群，逃避交际，逃避普通的日常生活，而把我们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需要耐心和希望，这样才可以在写作中创造一个深刻的世界。但是，推动我们实际写作行动的首先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的渴望，进入一个摆满书的房间。这类作家读书要读到自己心满意足为止，只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由此与他人的词语争辩，通过与自己的书籍对话而发展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世界。这类自由思想特立独行的作家的先驱无疑是法国作家蒙田（Montainge），他标志了现代文学的开端。蒙田是我父亲经常翻阅的作家，也是他向我推荐的作家。我愿意把自己归属于这类作家的传统，不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类作家把自己和周围世界隔开，把他们自己与他们的书籍都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真正文学的起点，就从作家把自己与自己的书籍都关闭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
但是我们一旦把自己关闭起来，我们很快会发现我们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孤独自在。首先有那些先于我们到来的词语陪伴我们，是其他人的故事，是其他人的书，其他人的词语，这就是我们说的传统。我相信文学是人类为追求了解自身而收藏的最有价值的宝库。众多社会、部落、民族，当他们关注自己的作家自己的文学，就会更智慧，更富裕，更先进，而我们都知道，焚书坑儒诋毁作家则是黑暗与荒淫时代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讯号。但文学绝对不只与民族相关。把自己和书籍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首先开始进入自身的旅行的作家，将在多年之后发现文学还有永恒的规律：他必须具有这样的艺术才华，能把自己的故事讲述成别人的故事，能把别人的故事讲述成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文学。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旅行必须从别人的故事别人的书籍出发。
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总共有1500册书籍——对一个作家来说富富有余。我22岁的时候，也许还没有全都读完，但我对每本书都熟悉。我知道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不太重要但容易读，哪些是经典作品，哪些是任何教育都不可缺少的部分，哪些是不必记住但又是地方历史的有趣说明，以及哪些法国作家是我父亲评价最高的。有时我从远处看着这个书房，梦想有一天我在另一所房子里也要建立我自己的书房，甚至更好的书房——为我自己建立一个世界。当我从远处看我父亲的书房，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缩影。但这是一个从我们自己的角落观看的世界，是从伊斯坦布尔。书房就是这样的证明。我父亲是从他频繁的国外旅行中建立起自己的书房，大多书是来自法国和美国的书，但是也有从伊斯坦布尔上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出售外文书籍的书店和书商那里买来的书，那些书商我也都认识。我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混合——有地方的，民族的，也有西方的。到了七十年代，我也有点野心勃勃地开始建立自己的书房。我还没有完全决定我是否要做作家，就像我在《伊斯坦布尔》这本书里提到的，我已经感觉我最终不会成为画家，但我还不能肯定我的生活要走什么道路。一方面，在我内心总有一种控制不住躁动不安的好奇心，一种乐观的对阅读与学习的饥渴感，但同时我也感觉我的生活将会有“缺憾”，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生活。这种感觉与我在凝视父亲书房时的感觉一样——与远离世界中心的感觉多少有关，那时我们所有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都会有这种住在乡下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让我感觉不安和生活有“缺憾”，因为我太明白我生活居住的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艺术家毫无兴趣，不管他们是画家还是作家，这个国家不给他们任何鼓励和希望。在七十年代，为了弥补生活的“缺憾” ，我用父亲给我的钱在伊斯坦布尔的旧书摊上贪婪狂购那些褪色发黄的、沾满尘土的、折角发皱的旧书，但让我动情的不光是这些书，也是这些旧书摊的可怜状况——那些书贩子在路边、在清真寺的院子里、在街边墙脚摆开的书摊杂乱无章，而他们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的样子也让我触目惊心。
至于我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我的基本感觉是我“不在中心”。在世界的中心，有比我们自己的生活更富裕更吸引人的生活，而我，与我的伊斯坦布尔一起，与我的土耳其一起，都在这中心之外。今天，我认为我和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在分享这种感觉。同样，还有一个文学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中心也离我很远。事实上，我心里想到的是西方的，而不是世界的文学，而我们土耳其人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我父亲的书房就是明证。在一头，有伊斯坦布尔的书籍——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本地世界，有其所有让我喜爱不尽的细节——而在另一头，是来自另一世界的，西方世界的书籍，是我们自己的书籍无法匹敌的，因为我们无法匹敌所以既给我们痛苦也给我们希望。写作，阅读，好像是离开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他者性、陌生性和奇异性中去寻求安慰。我感觉我的父亲阅读小说是为了逃避自己的生活，要逃避到西方去——就和我后来做的一样。或者，对我来说那些时候的书籍是我们用来逃避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发现是我们的文化有缺憾。也不仅仅是通过阅读我们离开了我们自己的伊斯坦布尔生活而旅行到西方——我们也通过写作。为了写满这些笔记本，我父亲去了巴黎，把自己关闭在旅店房间里，然后又把他的写作带回了土耳其。当我凝视我父亲的手提箱，对我来说这就是让我不安的原因。在一个房间里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后，能够作为一个作家在土耳其幸存下来，看到我父亲把自己的思想深藏在这个手提箱里，好像写作只能是秘密进行的工作，要远离社会、国家、人民的视线，这让我感到恼火。也许这是我对父亲生气的主要理由，他没有像我这样认真对待文学。
事实上，我对父亲生气是因为他没有过我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从来不与自己的生活争辩，而是快乐地消磨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和自己所爱的人笑度人生。但我内心里多少也清楚，可以说我不是“生气”而是“嫉妒”，而后一个词更加精确。这也使我不安。这时我会用我自己惯常的诅咒发怒的口气问我自己：“幸福是什么？”难道幸福就是独自坐在一个房间里以为自己在度过深刻的生活？或是在社会圈子里过愉快舒适的日子，相信其他人同样相信的事情或者假装相信？难道幸福就是表面上看好像与周围所有的人和谐相处，而暗地里偷偷写作度过一生，这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些问题都太让人恼火。我又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可以认为衡量好生活的标准就是幸福？很多人，很多报纸，都把幸福看作衡量好生活的最重要标准。是否光这一点就值得去做些研究，看看事实是否正好相反？归根到底，我父亲从他的家庭出走这么多次——我对他非常了解吗？我能在什么程度上说我理解他的烦恼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