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都督府细作刻意推动的流民潮以南北双方都始料不及的速度在蔓延，第一批冒险者登船出海后，数以倍计的跃跃欲试者受到鼓励，一下子把滨州小县塞了个满满。方家、苏家、陈家、南洋商团、黄水洋群雄，大都督名下的几大海上势力同时出动，竭尽全力将流民向南方运，但每天在海岸边迎风屹立的人数依然只见多，不见少。
五日后，滨州县令被蜂拥而至的流民潮吓坏了，修书向中书省告急。中书省的蒙古官吏们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几万流民有什么值得惊诧的，不就是些汉人和契丹人么，拎不动刀枪，又不会骑马射箭，当年如果不是耶律楚才这老不死硬拦着大汗，说什么汉人有纳税功能，这些人早被杀光了。
跑了好，跑了大伙还省心，空出来的土地刚好给立了战功的武士们当牧场。在蒙古官吏们的刻意拖延下，滨州县的告急文书被压了十几天才转到了负责国库收支的汉臣卢世荣手上。卢世荣见此，大惊失色，赶紧奏明太子真金，请他下旨令各地官员严加防范，不得再放流民向沿海州县靠拢。哪里还来得及，文书来往一个多月时间，赶到海边的百姓数量已经以十万计。
去南方，甚至南方的南方，也许会死于旅途中，但毕竟还有活下去的希望。留在忽必烈治下的北方当奴才，结局只有一个死。你忽必烈得了天命也罢，是王道正统也好，与只有纳税权的奴隶无关。只有纳税权的奴隶只想活着，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人作为一个平民而不是一头驴而有尊严的活下去。
誓将去汝，逝比乐土。哪怕乐土渺茫不可见。
面对如此庞大的流民数量，地方官员们束手无策。现在他们要做的已经不是如何把流民赶回原籍的问题。而是尽量不招惹他们，以免酿成大规模民变。山东、河北人性子野，红袄军和八字军正缺战士。如果哪个胆大妄为的官员这个节骨眼上往流民中扔进一个火星，燎原的大火有可能让整个中书省的官员脑袋全部搬家。
破天荒地，北元官府第一次开始对百姓和颜悦色。滨州、唯州、益都沿海三地居然开了粥棚，为滞留在海滩上的百姓提供稀粥果腹。虽然那粥稀得可数清米粒数量，毕竟是北元治下官府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正常职能。
前来迎接流民南下南方水师和赶来防止流民暴动的北方汉军相互之间也保持了克制。南方的水师没向北元的军队开炮，汉军们也没向大宋战旗射出一箭。双方默契地保留一段距离，让流民们沿着彼此之间留出的空缺依次登船。
在官府的默许下，沿海鱼户也加入了运输队伍。他们用小船塞满流民，沿着莱州湾海岸向登、莱二州跑。位于山东半岛上的登州、莱州和宁海三州刚刚被陈贼吊眼占据，把流民抛给他，既可省去北元官府的麻烦，又可耗尽陈贼的给养。
杜浒和陈吊眼见到流民，立刻把他们接到了胶县。胶州湾内风平浪静，是个停泊战舰的天然良港。流民们在此可一边帮助杜浒、陈吊眼修建沿港的堡垒群，以工代赈，一边等待南方赶来的下一支运输船队。，
一船又一船的流民南去，去两浙、去福建、去广南，去流求、南洋，甚至更远的岛屿。这个数字如此庞大，乃至后代的史学家们研究起来，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统计结果。
据史学家反复推算得出的结论，在整个华夏民族独立战争期间，从北方以各种途径逃到南方的人口超过了八百万。仅仅祥兴四年冬天，河北、山东两地借海路逃到南方的流民就有五十万之巨。
而在当年，整个华夏各族人口加在一起总数不到一亿。持续近十年的人口大迁徙直接导致北元按人头抽税制度的崩溃，同时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流求和南洋诸岛的人种比例被彻底改变。直到数百年后，那里的人说起官话来还操着一口流利的山东腔。
“俺爷爷那时候卷着个铺盖就上了船。漂了老长一畔子（一段时间），也没见到个银（人）儿……”一个渤泥人和一个流求人相遇，开口就是同样的声调。
“唉，还不是叫鞑子遭精（作践）地，木（没）法活啊！”旁边的人跟着总结。独特的口音凝聚了乡愁，柔和了咸咸的海风和干燥的土壤的味道总是可以唤起人对故土的思念。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忽必烈的优势只在战场上。而在其他各方面，大都督府几乎获得了完胜！”多年后，在邵武指挥学院，一个研究战略的将领如是写道。那时，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仅仅限于沙场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当年大都督府对北元发动的经济、政治、人口和舆论攻势均作为经典战例供后人研究。在惊诧于那些赫赫战果的同时，将领们忍不住疑问，是什么基础让南方能支持起如此庞大的攻势？
双方的经济实力对比给出了最直接答案。
经大都督府持续五年的鼓励政策和华夏（邵武）科学院的大力技术改进，风力提水，梯次畦晒法制盐在福建和两广已经普及，盐民们在盐池周围开辟畦子，用风车将池中的卤水导入畦中，利用日光和风力即可蒸晒成盐。福建、广南两省食盐的年产量高达亿斤以上，占南北双方总产量的一半。而因为运输渠道和北元厘卡制度的影响，当年北方百姓日常所吃的盐，居然大多数需要南方来供应。
祥兴四年，经过邵武科学院多年的研究摸索，风力水力鼓风，高炉焦炭炼铁技术已经成熟。钢材冶炼技术也逐步摆脱了最初文天祥所总结的炒炼术，而走向了产量更大，质量更稳定的平炉炼钢。虽然为了探索这些技术，华夏科学院付出了接近三年的时间和几条研究者的生命为代价，但新技术的威力是巨大的。祥兴四年，天下民用生铁的产量三分之二出自福建和广南。忽必烈控制的地域是大都督府五倍还多，盐、铁两项国家经济的命脉却于不知不觉间抓到了敌人的手上。
由阿合马所创建的严酷的匠户制度极大打击了北元治下百姓开矿冶金的积极性，北元全国白银年产量竟然萎缩到宋、金时代的四分之一以下，而铜的产量更是一蹶不振。铜矿、胆钒矿居然要官府抓人，脸上刺字开强制开采。
而陈吊眼光复两浙后，两浙安抚使李兴大力扶植湿冶炼铜，当年从事胆钒开采的百姓就达到了两万余人。产出的胆钒除了为大都督府提供了充足的铜矿外，还得到了火器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副产品，绿钒油（硫酸）。
洁白如雪的糖霜、晶莹剔透的冰糖，舒适的四轮马车，可口的罐头、鱼松、火腿，北元世家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几乎全是从南方“走私”而来。这些奢侈品不能为大元朝廷赚来一文钱硬通货，相反，为了互相攀比，蒙古贵族和汉军世侯们还不得不拿出珍贵的白银、马匹、铜器或者其他对南方有用的东西，如朝廷人事安排和军队的调动信息做交换。
只有忽必烈发行的交钞南方商人不要，相反，如果北元官吏有需求，他们还能从各种渠道弄来一袋子，面额从最大到最小，每张上面都印有北元朝廷认可的花押。
除盐、铁和奢侈品之外，华夏科学院最大的贡献在于食物。经过几年研究推广，从占城引种的双季稻在福建、两广已经普及，农民们一年收获的粮食数量经是以往的两倍。而近海渔场的开发更让大都督府彻底摆脱了困扰多年的粮食问题。被忽必烈朝廷因为人口数量和地势而放弃的两浙，在两浙安抚使李兴的组织下，船户们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先后开发出了大戢、嵊山、浪岗、黄泽、岱衢、中街山、洋鞍和金塘八大渔场。每天，扬帆出海的船队都能带回吃不完卖不尽的鲜鱼，而经过几年摸索已经成熟的罐头保存、风干、腌制和炒松技术，将大量的鱼类转化成可口，并且便于携带、运输肉制品，成为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类主菜。
食品的充足，直接刺激了以工场和作坊为主的民间制造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而民间制造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又直接刺激了大都督治下各地对人口的需求。所以，从北方“拐带”人口，不仅仅是一种打击敌方的手段，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福建、两广各地的实际发展需求。
文天祥、邹洬、陈龙复、萧资、林恩等人在五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已经结出了一颗颗丰满的果实。虽然其中某些果实背离了文天祥的希望，但它们凭借自身顽强的生命力落地生根，萌芽，自我繁衍。即便是文天祥本人，不付出一定代价也难轻易再将其彻底拔除。
以后世眼光看前人，无论是非对错都可以分辩得清清楚楚。而对于正处于当时的人们，却步步荆棘，唯恐自己稍有不慎便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福建大都督府，时间已是深夜，很多人还在忙碌。
“把这份手稿给陈夫子拿去，让他发在咱们自己办的报纸上！”文天祥拿起刚刚写完的一篇文章，轻轻吹了吹上面的墨痕，交给了一直在自己身边忙碌的宋清浊。
“这是什么？”宋清浊瞪大了布满血丝的双眼问道。手中文章是用文言写就，标题却是于正文风格迥异的两个白话大字《国战》。
“关于这场战争的看法，提前给大伙提个醒！”文天祥笑着回答。自从泉州事件发生后，他开始于有意无意间在年青人中传播自己的观点。这种做法带来的好处是，身边的幕僚们与大都督之间步调更加协调，但同时还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那就是大伙慢慢变得惟命是从，甚至有些懒于思考。
“哦！”宋清浊嘴里答应一声，腿脚却根本没有动。能得到文天祥的指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参谋部们的很多年青人都渴望着有机会能与大都督多聊聊。
“原来我们能顺利击杀索都，打败张弘范，甚至击溃达春。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自身实力已经非常强大，而是因为蒙元后方不稳，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草原上。而乃颜覆灭后，蒙元最后的敌人就是咱们，所以伯颜倾力来犯，志在必得。”文天祥看了看满脸求知欲望的宋清浊，低声解释，“在兵力上，光伯颜一路的蒙古军就接近二十万，而从草原上撤下来的其他蒙古军、汉军还会陆续南下。他们都是打了多少年仗的老兵，作战经验、能力都不是咱们破虏军和民间武装能比的。咱们虽然武器略好一些，但硬碰硬的打下去并不占便宜！”
“是这样，江南西路战势一度吃紧，邹将军已经计划再坚持数日后，就撤往第二道防线！”参谋金炎在旁边为文天祥的话提供旁证。他也是指挥学院毕业的后起之秀，因头脑敏捷，思维灵活而甚得文天祥的青睐。
“单纯在军力上，咱没有优势。但国家与国家之争，取胜不仅仅凭军力。物力、民心、决策者的智慧，无一不是关键。北元以劫掠起家，军队积百战之声威，短时间占据主动是必然的事情。我们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做长期打下去的准备。蒙古人没有经营意识，一旦失去了掠夺这项重要财政来源，用不了多久就会发不起官员的俸禄，买不起作战所需要的物资，甚至连承诺给族人和协从者的好处也给不出。一伙强盗分赃不匀，内部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想而知！”
“他们自己之间一定会大打出手！”宋清浊笑着总结。猛然间，他又看到了一个自己原来不甚了解的领域。
连续几个月来，大都督府组织人手在北方散发假钞，限制商人向北方出口食盐、生铁等关键日用品，甚至派船到山东一带“诱拐”百姓。种种不附常规的战法打得蒙元如同一个体力消耗过大的巨人，频频喘着粗气。参谋们习惯性地把这些“损招”纳入阴谋范畴，今天经文天祥一解释，大伙才霍然发现，原来这些也是战争方式的一类。
但这种战术很残忍，报纸上关于北方盐荒、粮灾和饥民死尸枕籍的报道长篇累牍，而一些“善良”的儒者们，自然而然地把种种惨剧的原因归咎到大都督府头上。甚至有“大善人”在报纸上发出呼吁，建议大都督府结束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战斗手段，以免北方百姓遭受池鱼之殃。
而一些以向北方出口日用品为主业的商会也发出了不满之声。断绝食盐和铁器等物资的供应，的确可以严重打击北元的战争能力。与此同时，南方相应的行业也受到了冲击。虽然大都督府为相关产业提供了补偿性措施，并且允许他们向北方出口罐头、糖霜、马车等价格高昂的奢侈品，但商人们的重利心理依然难得到满足。
“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使用任何战术，只要有效，就是合理的。没人有权力指责被奴役者的反抗手段是否残忍。华夏国大、人多、文明的韧性强。只要把最艰难时段挺过去，挺到敌人的忍耐极限，就可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以目前的方式，如果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也同时赢得了整个华夏的复兴契机，整个民族的自由！”
文天祥慢慢地向众人陈述着自己的观点，这些见解一部分来自文忠的记忆里那篇《论持久战》，另一部分是他对眼前这场战局的思考。
以劫掠为生的蒙古人没有什么经济头脑，所以南方在这方面的反击频频得手。但是，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伤害的永远不会是被动挨打一方。
据监察院的眼线反映，少数商号的已经筹备走私。个别以出售智慧为生的文人，也为重新开放盐、铁的输出而摇旗呐喊。虽然他们的人数极其有限，在相关部门的铁腕打击下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但大都督府却不得不提前作出些预防举措。因为这个战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任何破坏性因素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要通过报纸告诉人们，这场战争的意义、目的和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用双方实力的对比和严密的推理告诉人们，积弱已久的华夏不可能速胜，也不可能因某次战斗的失利而亡国。
如果是在五年前，文天祥绝对不敢夸口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华夏。而五年后的今天，一切已经与昨日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