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朝取士看历史兴衰
晚上与两位网络上的朋友谈到中国自隋唐传下来的科举问题，颇觉意犹未尽。现在重发一篇文章，兼与二兄商榷。
科举自隋唐传下以来，一千五百余年，一直占据了朝廷取士用人的主流，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唐朝的取士之法有两途，文武之道并举，“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⑴至于择人录取的方法则有四途，“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 ⑵身言书判之外，还有德行一个准则，所谓德行，指的自然是心术了。心术与人才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为这个问题所烦恼，较值得称道的是曹操，在他主政之时，即使是一些德行不好的人，也得到了重用与提拔⑶，史称其掌权的汉魏：“谋臣如雨，猛将如云”。但曹操显然无法预见他所死后的局面，在失去大政治家掌控全局的情况之下，奸雄一个一个走上政治的舞台，曹丕篡汉、司马氏篡魏，司马氏的晋朝，也是钩心斗角，群相内耗，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所以唐朝取士虽然条件比较宽，但也极注重心术问题⑷，当时的书法家柳公权就曾以笔谏劝诫皇帝，谓：“心正则笔正。”⑸说你心术好了，字就写得好了，言下之意，自然对皇帝的心术有所臧否。于皇帝如此，取士可知。
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制度下影响最为深远、关系最为重大的一门，是进士之科。千余年来，一直有无数士人为之前仆后继，为之手舞足蹈，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儒林外史》中穷形尽相的描写，实在形容得再明白没有了。然而，那是明代以后的事，当时的科举制度明显的出现了质的变化，跟唐人关系不大。唐朝因科举出身的人才在历史上，相比之下应该说得上是极多的。著名的人物就不一一列举。以致于太宗李世民在看到新科进士鱼贯入殿的情况下，朗声而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⑹得意之情如见。时人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颇堪玩味的是，在中唐之时，曾有大臣议废除进士之科。为什么呢？原因从高宗而起。进士科目，从隋大业年间开始，一直是以试策为主。“试策”，就是抛开书本子，直接以真本事做问对，优则取，不合则弃。这是真刀实枪的取士，和后来的形而上学的书本子制度大异其趣，高下之分也不须赘言。但高宗朝起，一个叫刘思立的在进士科内加了另外两项，一是杂文、一是明经填帖。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书请废进士之科，诏诸大臣群议。议论的结果是，进士科有不是之处，但难以遽废。不是之处是：“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大，是犹以蜗蚓之饵垂海，而望吞舟之鱼，不亦难乎？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⑺认为进士科的制帖明经是小道，不通经史，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真正的人才，其喻体自然就是吞舟之鱼了。不可遽废的原因是：“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敦厚浮薄，色色有之（好的坏的都有），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⑻此后晚唐也一再出现废进士科的言论，不果行。
流及宋代，科举制度渐盛。因为宋太祖、宋太宗都提倡读书，所以特别重视读书人。当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带兵打仗的武将大部分也会吟诗作文，史书上记载说是，上马可打仗，握笔可写诗⑼。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名震西夏，仗当然打得相当漂亮。“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词也写得相当漂亮，开宋代豪放词之先声。范仲淹应过科举，是进士出身⑽。这是宋朝前期的景象。如果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宋朝甚至整个中国，应该说还是有希望的，但便在此时，中国却出现了几个足以把持中国历史的人物，程颐（程门立雪的主角）、张载，以及后来声名更大，影响更甚的朱熹。他们在政治上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左右历史，但他们创立了一种足以左右历史的思想——理学。
理学是极为内向型的一种文化思想，强烈主张以自身为中心，修心养性。儒家自来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学在这一方面有所继承，而且将这个思想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极端。因为《礼记》的原文是：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他们便断章取义，认为身修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决定性条件，因而反复一再主张内在的修为。实际的情况就是，抛开整个世界，纯粹以自身为中心，外在的事物一概不闻不问，僻居一寓，去实践内在修养的登峰造极。此种学问，可谓唯心至极。当时宋朝在对外战争中接连失利，民怨沸腾，很多人都怀疑宋朝政府的合法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但理学的提法，却无疑可以平息民间的一切物议。因而理学一出世，便得到朝廷的青睐，此后百余年间，理学成为南宋朝维系江南小朝廷的惟一支柱。学业士子见政府注重这些，便也纷纷攀附，以达到为朝廷所取的目的。中国汉人的积弱，大概便是从此时种下因子，此后每况愈下，十三世纪的献于元、十七世纪的献于清，从根本意义上代表了汉民族整体的没落。梅凋鹤老，盛唐之时的粗犷豪迈，那些极具扩张性的文化典型，后人不复再睹。
元朝没落，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起于淮右，将蒙古人逐回漠北，实现了中原地区的片面性统一。郑和七次下西洋后，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简直颇有点盛唐时期的调调，中华上国的泱泱之风又一次满足了汉民族的虚荣之心。殊不知那架子虽然还在，内囊却已尽上来了（曹雪芹语），随着程朱理学空前的受到重视，中国文化的第一刽子手——八股文出现了。所谓“八股文”，指的是：“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⑾其中略仿宋经义云云，显非实情。《明史》记载，八股文试题的来源——四书五经，绝大部分都是经过程、朱等人注疏的文字，非止是略仿，简直是照本宣科而青出于蓝了。中国的读书人便在这以自我修养为中心、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情况下，埋首替圣人立言，四书五经之外，殊无旁顾。真正实用的经世济民之学，尽皆废置不论。当时的有识之士作诗讥之，云：“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唐宗、宋祖是那一朝皇帝？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便教他骗得了高官，也是朝廷的晦气。”⑿可以侧面做为注脚的有明代《三国演义》“舌战群儒”中的一段文字，孔明直接骂东吴士子乃是小人之儒，只会寻章摘句，而无济时之策，用来移评当时的明代士子，可谓入木三分⒀。
要之，读书士子所攻读的，乃是八股文，而攻读八股文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读书人——八股文——做官，一人物，一手段，一目的，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无数士子沉迷其中。相信大家都看过以明代为背景的小说《儒林外史》，里面的两个人物，一个周进，一个范进。师徒二人先后为举业不中与中而昏死，而疯癫，穷形尽相，人性中的真实性与创造性毁纡殆尽。腐朽的科举制度产生了腐朽的人才，主昏于上，臣庸于下，国势困弱，日甚一日。于是，当盛唐时期曾经作为中国学生的日本，以数千名盗贼的劫掠便搅得天下震动，东南一带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大明帝国只因为这些小小扰掠便实施了“海禁”，烧掉了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数百年间无一国可与比拟的郑和船队。至此，内向型的文化思想全面形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⒁。而与此同时，一个新兴的欧洲，正在大西洋东岸悄然崛起⒂。
明失其政，清逐其鹿而有之，挟八旗军之声威，内除叛臣，外御强虏，实现了中华民族积弱近千年以来始有起色的康乾盛世。然而，清朝在武功上或可稍媲盛唐，文化上却继承的是宋明理学。康熙就曾为读朱夫子之书而万分激动，并一再下诏称扬程朱理学⒃，取士之道一如其旧，闭关锁国更甚明季⒄。因此，当西方人士带着他们本国人才制造的火枪谒见皇帝，天朝皇帝竟不屑一顾，举国上下，人人自顾自的沉湎于外在的纸醉金迷之中。直至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外国的坚船利炮将中国千年贯之的金科玉律击得粉碎，有识之士才意识到：凭中国固有的取士科举制度，绝对无法在世界上谋一席之地。一时之间，废科举、办学堂、兴工厂、变法纪，“求富”、“求强”的口号响遍全国，一个接一个的仁人志士为中国的复兴而号呼奔走。然而这些“中国脊梁式”⒅的人物却没有预见到做为中国正统思想久已根深蒂固的理学，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更无法预见到中国保守势力令人扼腕的自欺力。同时，做为侵略者的西方国家，也决不会坐视这一个国家的强大而失去对其宰割的能力。于是，中国人做学生要被老师打，做儿子又要被家长打，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盛极一时的百日维新，就这样在中外势力的联合反对扼杀之下，一一归于泡影。“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谭嗣同临刑的诗句，每当我念起这句诗时，不自禁的为先辈的仁风侠骨而慷慨激昂，而壮怀激烈，同时也深深惊异于在理学把持之下的中国人整体上的觉悟。或许，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剧，而为中国兴亡奔走在历史舞台上的仁人志士，一个个本身就是悲剧人物。他们在奔走之初，可能大多数都曾预料到自己的失败，但他们不得不为之奔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⒆，是他们的作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⒇，更是他们的理念。中国上下五千年至今没有消亡，中国文化三千年来至今没有毁灭，正因为有这些“脊梁式”的悲剧人物。
让我们把镜头摇到1900年的那个夏天，慈禧、光绪“两宫西幸”，仓仓皇皇的逃出了北京城，八国联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兵临城下，入主了中国的心腹。他们见人就杀，见到男的用刺刀杀死，见到女的便禽兽一般扑了上去，满足了之后再一刀刺死。北京城遍地尸首，有七十岁的白发老翁，有甫出世的黄口小儿。圆明园内，八国之人疯狂的装运满车满车的金银珍宝、文物字画，装不走的便用枪砸碎，大火整整一月不息。中国百姓在铁蹄之下的呻吟，就这样混合着国士的鲜血和眼泪(21)，悲怆而无奈的凝固在那一卷卷残破的史书上……
二○○四、十、十六
注:⑴《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
⑵同上。
⑶《三国志·魏志·武帝（曹操）纪》论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申、商指的是申不害与商鞅，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信、白起分别是秦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
⑷《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上》：“太宗尝谓摄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专以言辞刀笔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后败职，虽刑戮之，而民已敝矣。’它日复顾侍臣曰：‘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遍识，日月其逝，而人远矣。吾将使人自举，可乎？’”又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作者按：这几段言论可与后面的废科举之议互为参酌。）
⑸《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柳公权传》：“帝（穆宗）问公权用笔法，对曰：‘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时帝荒纵，故公权及之。”
⑹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 “（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⑺⑻俱见于《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上》。
⑼当时的宰相赵普，史书上说他“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宋太祖、宋太宗提倡群臣读书的言论甚多，此处不一一列举。宋代的武将文化素质都极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
⑽《宋史·范仲淹传》：“仲淹举进士，……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主政时期的一项大变革，这场变革直接开启了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如果两者都得到成功，宋朝的积弱现象将会一举革除，历史恐怕也远不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样子。
⑾《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
⑿清徐灵胎《道情》诗：“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即八股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⒀《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孔明曰：“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又说：“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
⒁《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圣人”即是孔子，“六合”另有所指，此处引申其义。
⒂史学界的共识，15世纪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直接引导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致令欧洲崛起，而这一段时期，正是明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全过程。
⒃康熙曾特地命人编纂《朱子大全》，并御笔为之作序，称理学为“裨益政治”、“内圣外王之学”，并于“（康熙）五十年二月，诏宋儒朱子配享孔庙，在十哲之次。”
⒄清初持续了明代的“海禁”政策，康、雍、乾三朝，西方国家屡次派遣使团前往中国要求通商，都被皇帝以各色各样的理由拒绝。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被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破。
⒅鲁迅先生《这个与那个》：“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⒆《论语·宪问》第三十八：“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
⒇明顾炎武《日知录》：“保天下者，匹夫之践与有责焉耳矣。”后世学者一般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信的史料最早出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21)邓拓《过东林书院》：“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谭嗣同《有感》：“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本文史观、史论均为个人观点，转载、引用请注明作者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