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如此，”纳夫塔继续说，“人类的这些智者，他们对让金钱自行增值的思想深感厌恶，把一切取息和投机的营生统称为盘剥，并且宣布，每一个富人都要么自己是贼，要么是贼的后代。他们还不罢休。跟托马斯·封·阿奎诺”一样，他们视整个商业，视不对产品加工、完善而纯粹靠买和卖牟利为一种该诅咒的行业。他们对劳动本身也不倾向于作很高的评价，因为劳动只是一种伦理行为，而非信仰行为，只服务于生存，不服务于上帝。要是只讨论生存，只讨论经济，他们便要求以生产性劳动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前提，作为衡量可敬可鄙的标尺。他们敬重的是农夫，是工匠，而非商贾和工厂主。因为他们希望生产适应需要，讨厌大规模地成批制造。说到底——所有这些经济原则和标尺，在经受了几个世纪的埋没之后，今天又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活了。两者完全一致，就连国际劳动阶级向国际商业投机阶级夺取统治权这一点也毫无差别。今天，世界无产阶级已提出人道和上帝之国的准则来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相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是拯救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专政本身并非目的也不会永恒，而只是为了在十字架的引领下暂时地消除精神与权力的矛盾，为了以统治世界为手段来战胜世界，为了过渡，为了超越，为了重建天国。无产阶级继承了格利高里的事业，他对上帝的热诚已附于无产者体内；和他一样，他们也绝不容许一见着血就缩回手去。他们的任务是以恐怖医治世界，争取获得拯救，重创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完美境界。”
纳夫塔的一席话就是如此尖锐。小小的聚会沉默下来。年轻人都望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管怎样，他总该表个态才对。终于，他说了：
“惊人之谈。是的，我承认我感到震惊，连做梦也想不到。众所周知的罗马。真叫说得——说得太绝啦！他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翻了三个富于宗教精神的大筋斗——如果在前边的形容词中包含着矛盾，那么，他也将它‘暂时化解’啦，嗯，是不是？我重申一下：惊人之谈。您认为还可能提出异议吗，教授？——仅仅从前后一贯的角度提出的异议？您先是煞费苦心，帮助我们理解一种建立在上帝与世界二元论基础上的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并对我们证明，它是优越于一切为政治所决定的伦理观的。可几分钟之后，您又逼着社会主义去实行专政和恐怖统治。这怎么对得起头呢？”
“矛盾，”纳夫塔回答，“会得到协调。不协调的只是半拉子货而已。我想我已斗胆指出过，您的个人主义就是半拉子货，就是勉强妥协。为了弥补其国家伦理观的不足，它采用了一些基督精神，一些‘个人权利’，一些所谓自由，全部就这么多。反之，那种以承认个体在宇宙和星象学中的重要地位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那种非社会意义而是宗教意义的个人主义——它不是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而是从自我与上帝、肉体与灵魂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这样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它与最富约束力的集体也会是十分协调的……”
“它是无名的和属于大众的。”汉斯·卡斯托普说。
塞特姆布里尼睁大眼睛瞪着他。
“您别搭腔，工程师！”他口气严厉地喝道。由此可见，他已非常神经质，已非常紧张，“您只管了解情况，可别发明创造！——那是一个回答，”他又把脸转向纳夫塔说，“它不令我信服，可仍算一个回答。让咱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所有的结论吧……您那基督教共产主义在否定工业的同时，就否定了科学技术，否定了机器，否定了进步；在否定您所谓的商业的同时，在否定金钱和古时候远比农业、手工业受重视的金融业的同时，就否定了自由。因为很明显，明显到了触目惊心：那样一来，正如在中世纪所有公私关系都依附于土地一样，包括人格在内——这话我很难出口——人格也曾依附于土地。只有土地能养活你，因此也唯有它可以赋予你自由。工匠和农民，不管他们如何受尊重，反正不占有土地，便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农奴。事实上，直到中世纪后期，甚至连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也仍然由农奴组成。在辩解的过程中您是说过这样那样标榜人类尊严的话，可与此同时，您却维护一种必将使个人丧失自由和尊严的经济道德。”
“尊严和失去尊严的问题是可以谈清楚的，”纳夫塔应道，“可暂时我会感到满足，要是在这个地方您能够不把自由当作一种非常美好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理解的话。您刚才断言，基督教的经济道德美固然美，人道固然人道，却造就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我相反却要指出，自由问题，更确切地说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极富于伦理性质，从历史发展看则是与经济道德的非人化蜕变，与现代商业和投机业的种种恶行，与金钱的魔鬼统治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我必须始终坚持一点，就是请您别老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词；我请您清楚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下您对那个最黑暗反动的学说的态度！”
“走向真正的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应该是克服在‘反动’这个词面前感到的胆战心惊的恐惧。”
“得，这就够了。”塞特姆布里尼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地宣布，同时把本来已经空了的杯盘从面前推开，从套着绸罩子的沙发中站起身，“今天就算够了，对于一天来说我看够了。谢谢您美味可口的款待，教授，谢谢您富于启迪的谈话。我这两位‘山庄’的朋友该回去接受治疗啦。我希望，在他们走之前能再领他们上去看看寒舍。请吧，先生们！再见，神甫！”
现在他甚至管纳夫塔叫“神甫”！汉斯·卡斯托普眉毛一扬，注意到了这个插曲。塞特姆布里尼提出散会，想拉走表兄弟俩，根本不问一问纳夫塔是否也乐意跟着大伙儿上楼去——对这一切谁都未提出异议。年轻人同样向纳夫塔告别和表示感谢，接受了再来的邀请，随后便跟着意大利人走去；但在此之前，汉斯·卡斯托普还得到了那本他准备借回去看的书，已有些朽烂的硬面精装的《人生的苦难》。长着两撇给人一种酸楚印象的八字胡的卢卡切克仍然坐在工作台前，为那位老太太赶制带袖的裙子。塞特姆布里尼一行经过他敞开的门前，攀着简易的梯子向顶楼爬去。仔细一瞧，这哪儿算什么楼，简直就是个屋顶架；房盖内侧的下边，立着光秃秃的撑子，弥漫着夏天库房中的气息和木料晒热后发出的味儿。不过面积倒容得下两间小斗室，咱们共和主义的资本家便住在这里。小斗室一间作为《痛苦的社会学》撰稿者从事精神活动的场所，一间供他栖息。他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介绍着它们，称这个套房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为的是把恰当的词汇送到来客嘴边，以免他们在称赞起来时词不达意——两位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这么做了。真不错哩，哥儿俩赞叹道，自成格局，清静舒适，完全跟他讲的一样。他们先去瞅了瞅卧室，只见在阁楼角上摆着一张又窄又短的小床，床前铺着块拼镶小地毯；随后他们回到工作室，那儿的陈设同样寒碜，但却像接受检阅似的整整齐齐，甚至使人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笨重的老古董式样的椅子，数一下一共四把，坐垫是用草织的，对称整齐地摆在门的两边；还有一张长沙发也紧贴着墙，使得铺着绿台布的小圆桌独自占据房间中央的位置，显得孤零零的；桌上放着一个在颈口处点缀着玻璃卷花的水瓶，要么当作装饰，要么提供饮水，反正挺实际的。一些书籍，精装的和简装的，倾斜地彼此倚着靠着，在一个小小的挂在墙上的书架里。临着小窗，放着一个台面可折叠的写字几，几腿又细又长；几前铺着一块小而厚的地毯，刚好够一个人站上去。汉斯·卡斯托普真站在上面试了试——这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办公桌，就是他从研究人类苦难的角度撰写和润饰他的百科全书的地方——还将胳膊肘支在倾斜的几面上，得出结论说，站在这儿还真是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他相信，当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父亲在帕图亚可能就这么站在他的写字几前工作过，鼻子也如此长，如此美——他得到回答，这确实是已故老学者的遗物，他确实在那面前站过。是的，还有那草垫、那圆桌连同桌上的水瓶，全都属于他的财产，而且还不止于此：那些带草垫的椅子甚至曾经为他的祖父卡尔波纳洛所拥有，曾经装饰过他在米兰的律师事务所的墙壁哩。真太了不起啦！在两位年轻客人的眼里，那些椅子的造型开始显出某种令人不安的政治意味来；本来还漫不经心地架着腿坐在上面的约阿希姆赶紧站起身，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坐过的那把椅子，再没有坐上去。汉斯·卡斯托普则仍留在老塞特姆布里尼写字几前，考虑着如今他的儿子怎样继续在那上面写作，怎样将乃祖的政治和乃父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变成优美动人的文学。后来，三人一起离开了阁楼。作家主动提出送表兄弟俩回去。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不过沉默的原因却在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可以等待：肯定，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定会谈他那位邻居，是的，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送他们的。卡斯托普想得不错。在像助跑似的长长吁了一口气之后，意大利人开腔了：
“先生们——我想给你们一个警告。”
说完，他有意停住了，于是汉斯·卡斯托普自然地故作惊讶，问：“警告我们提防什么？”他原本可以问“提防谁？”可他下意识地忍住了，以便表现得单纯无知，事实上连约阿希姆都心中有数。
“提防刚才我们拜访的那个人。”塞特姆布里尼回答，“我本来没打算也不希望介绍你们和他认识的。你们知道，事出偶然，我没有办法；可我仍觉得有责任，责任很重。我不能不向你们青年人指出与这个人接近所冒的精神风险，并且请你们把与他的交往控制在明智的范围内。他貌似一位逻辑专家，骨子里却要使人头脑混乱。”
嗯，不过嘛，汉斯·卡斯托普认为，这个纳夫塔未必真就这么危险，他讲的话某些时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古怪，仿佛他真的相信太阳围着地球旋转似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哥儿俩又怎么想得到与他的、即塞特姆布里尼的一位朋友交往，会有不妥呢？他自己说了，他们是通过他认识纳夫塔的；他们曾碰见他与他在一起，他跟他一块儿散步，他无所拘束地到他房里去喝茶。这些不都证明……
“不错，工程师，不错。”塞特姆布里尼的语气温和、克制，但嗓音却微微有点战抖，“可以这么反问我，因此您也反问了。好的，我乐意做出解释。我与这位先生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碰头难以避免，说了一句话就有第二句话，于是认识了。纳夫塔先生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不多。他生来好争论问题——我也一样。随人家怎么批评我吧，我反正利用与一位水平相当的对手交锋的机会，磨砺自己的思维之剑。在这远近一带，我找不到其他人……总之，是真的，我常去找他，他也常来找我，我们还一块儿散步。我们争论，争论得你死我活，几乎天天如此；可我承认，他思想的不一致和敌意，对我有着更多的魅力，使我去找他。我需要摩擦激励。思想观念没有机会战斗，就会失去生命力，而我——思想观念已经坚定。你们又怎么能这样讲呢——您，少尉，还有您，工程师？对于惑人心智的玩意儿，你们缺少武装，你们有受到他那既狂热又险恶的诡辩影响的危险，在精神和心灵方面招致损害。”
是啊，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可能真是这样，他的表兄和他，他们生来就可能比较容易受坏影响。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呗，他懂。不过，在这儿倒可以恰到好处地引用彼得拉卡的那句名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肯定清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纳夫塔所讲的话也值得一听。必须公正地说，他关于共产主义时代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时代过去后就又会人人平等——是很精辟的。再者，那些除了从纳夫塔口中恐怕永远也听不见的对于教育的看法，也令他卡斯托普很感兴趣……
塞特姆布里尼紧闭双唇。汉斯·卡斯托普赶紧补充道，他本人当然是超脱于任何党派和立场的；他只不过认为，纳夫塔讲的有关青年的喜好的一席话，确实有些意思。“请您先给我解释一个问题，好吧！”他继续说，“刚才这位纳夫塔先生——我称他‘这位先生’，就为了暗示，我并非绝对无条件地同情他的观点，而是相反，内心深处对他怀着极大的保留……”
“您这样做很对！”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语气带着感激。
“……刚才他讲了一大堆反对金钱的话，称金钱是现代国家的灵魂；他反对私有制，视它为盗窃；总之，他反对资本主义的财富，说它是炼狱之火的助燃剂——我想我没记错，他差不多就是这么说的，并且对中世纪禁止放贷取息大唱赞歌。可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请原谅，他自己必定……当你跨进他的房间，简直惊讶极啦。什么都是绸子……”
“嗨，可不，”塞特姆布里尼微微笑一笑，“那是一种特殊爱好啊。”
“……那些精美的老古董家具，”汉斯·卡斯托普继续回忆着，“那尊十四世纪的木雕像……那威尼斯枝形吊灯……那个穿漂亮号衣的小听差……还有巧克力蛋糕，要多少有多少……他本人想必……”
“纳夫塔先生本人并非资本家，”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跟我一样。”
“可是？”汉斯·卡斯托普问……“在您的话里包含着一个‘可是’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噢，那帮家伙才不会让他们中的任何人饿着呐。”
“谁，‘那帮家伙’？”
“那些神甫。”
“神甫？神甫？！”
“不过我指的是那些耶稣会教士，工程师！”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表兄弟俩看上去十分惊愕。汉斯·卡斯托普大呼：
“什么，老天，十字架，见他的鬼——这家伙是个耶稣会教士？！”
“您猜着了。”塞特姆布里尼文质彬彬地说。
“不，我一辈子也不会……谁能想得到呢！怪不得您刚才管他叫神甫？”
“那只是一点点过分的礼貌，”塞特姆布里尼回答，“纳夫塔先生还没当上神甫。他的病暂时挡住了他的前程。但他已完成了试修阶段，已许过头几个愿。疾病迫使他中断了神学的学习。后来，他在他那所教会学校里还当过几年级长，也就是当年幼的学生的监督、辅导员和见习教师。这很符合他对教育的爱好。眼下在山上，他到腓特烈文科中学教授拉丁文，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五年前，他来到了山上。他失去了信心，不知什么时候或者压根儿还能不能再离开这个地方。不过，他肯定是耶稣会的会员；尽管他与教团本身联系不十分紧密，却到哪儿也不会改变观念。我告诉过你们，他本人是贫穷的，我是说，没有财产。当然了，规定就得这样。但是，耶稣会却拥有数不清的财富，会关心它会中的人，这你们看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