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
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的互文性理论的关注越来越多，在哲学界、文学界、文化界、语言界都不断被提及。然而，国内学界很多时候对互文性颇有误解，例如有学者将互文性与汉语修辞互文相混淆，这不但会给学界造成误解，还会混淆视听。因此，当渭绒提出要以西方互文性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为题进行研究的时候，我欣然应允。对于互文性理论我并不陌生，因为我之前指导的一位博士生罗婷曾以《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为题，而克里斯特瓦（克里斯蒂娃）正是互文性的提出者。罗婷着重论述了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诗学理论。渭绒的《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以互文性理论为专题进行深入挖掘与论述，在互文性传入中国已近30年的情况下，阐述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国批评的影响及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变异和问题，正是对当前研究的重要补充，值得肯定。
从欧美的研究现状看来，其对互文性研究的广度及深度远远超过国内，因此，以中国为研究视角研究互文性在中国的穿行过程，不仅可以规避研究的一元性，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坛现状，进行中西对照。同时，对于西方的互文性研究来说，也亟需了解互文性在中国的影响情况，而这一研究由中国学者进行有着天然的便利。所以，最初渭绒提出这一选题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定的可行性。2007年他们这一届博士生进行开题时，我就这一研究提出过不少质疑及问题，目的就是让她深入思考、深入研究，尽量脱离二手译本，从一手资料出发进行研究。渭绒排除一切外来干扰，认真阅读一手资料，深入研究，撰写出了二十余万字的论文初稿。2009年元月，她将论文初稿如期交给我审阅，我又针对论文提出了多项修改意见，其中最大的一条就是要求她将互文性与中国文论进行比较研究，这与她最初的想法是吻合的。后来，她整个寒假都在补充写作论文，直到3月份，一部25万字的论文交到我手上，看到如此厚实的论文，我深感欣慰。这部论文是她辛苦研究的成果，她对研究对象倾注了大量心血，后来在论文评审及答辩上，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较多认可。现在，她吸纳了论文答辩专家及评阅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改，论文即将出版，作为导师，我替她高兴。
渭绒2006年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一直非常勤勉，为人也踏实谦虚。记得当时我有一门课是很严格的，这门课要求背诵《毛诗序》、《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人间词话》等典籍，班上同学年龄差异较大，最大的已快五十岁，最小的二十几岁，自然记忆力就不同。我对他们一律同等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差异，记忆力好的人课堂背诵如同机关枪扫射，一路扫来痛快淋漓，背功差的人则如同盲人摸黑路，一路磕磕绊绊，渭绒每次课堂背诵都完成得很好，可见她在学习上是肯下苦功的。后来，我听同学说，她那段时间每天早晨七点钟到十点钟都到川大东区的“快活林”背诵，晚上则针对疑难问题进行查证。甚至今年黄维樑教授来川大讲学，谈起《文赋》里的诗句，她也能对答如流，可见她对于学习是非常认真的。踏实、勤奋、严谨、求实是我对青年学子的基本要求，无论学问做得多大，都要脚踏实际、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这样才能博古通今，进而学贯中西。我多年来强调元典教学也是这个目的。这一点对青年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希望她今后在学术实践中继续保持，争取获得更大的进步。
渭绒的《西方互文性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援用了实证研究、理论分析、社会批评、文本分析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对西方互文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译介、影响及研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推动了国内互文性研究现状。研究中呈现出一些亮点，如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与互文性思想的关联、法国作家索莱尔斯的文学创作实践及经验、中西“互文”辨析、仿拟与飞白与互文性的相通等等，对中西学界都是很好的补充，也激发了学界的兴趣，形成了中西文论的烛照互观，得到学者的认可。此外，论文还对西方互文性理论传入中国进行了及时、必要的总结，对今后的研究做出了展望，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祝愿渭绒在今后的教学科研中不断努力，秉承严谨踏实的作风，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2012年10月18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