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延异”环环相扣的是“播撒”，德里达将“延异”这一概念加以引申发展为“播撒”这一后结构主义关键术语。在《播撒》中，他解释说，由于文本间的差异造成了时间上的延缓和空间上的差异，因而文本信息的传达并不是及时的，而是以播撒的形式展开，犹如农夫在田野里撒种子，“这儿播撒一点，那儿播撒一点”。“播撒总是不断地、必然地瓦解文本，揭露文本的零乱、松散、重复。这样通过播撒，任何本文实际上都宣告了不完整、非自足性，播撒标志着一种不可还原和生生不息的意义多样性。”由此可以联想克里斯蒂娃的文本的生产性、文本的衍生性，以及通过碎片重新组合、重写等方式构成的文本群落，文本因而也兼具了播撒的性质。播撒强调的是无中心、呈片状孳生的文字生态特性，由文字组成的文本也必然兼具这种性质，这样文本可以看作通过播撒的方式不断衍生的，不断构成新的文本、新的文本空间。于是，延异、播撒、踪迹与互文性构成了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前三个术语都指向互文性。利奇对此曾有过精彩概括：“什么是文本？文本即是具有差异性的踪迹串，是飘浮的能指序列，是伴随着最终无法破译的互文因素起起落落的受到渗透的符号群，是语法、修辞意见虚幻的能指意义进行自由嬉戏的场地。”
德里达从词源学上考察了嫁接和字符这两个词后，指出了两者的相似性，提出了自己的“文本嫁接”的观点，进一步使他的文本观靠近了互文性。他在《播撒》一文中说：“我们不仅应系统探讨嫁接(graft)和字符(graph)这两个词的似乎纯是词源学上的相似性(两者都源出希腊语graphion，谓书写工具、铁笔)，还应探讨文本嫁接和所谓的植物嫁接，甚至在今天变得日益普遍的动物嫁接之间形式上的类似关系。需做的不光是编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嫁接目录(邻近嫁接、分离幼枝嫁接、鞭接、拼接、鞍接、劈接、皮接、桥接、枝接、修接、联接、T形芽接、屏护芽接等等)，我们必须悉心制订出一个有关文本嫁接的系统条约。”德里达在这里为我们列举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文本嫁接方式，抛开诸种嫁接方式之间的差别不论，单单嫁接一词足以让人联想到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打乱、转换及新的组合，这种由语言字符而来的文本观为互文性找到了深层的哲理依据，使其思想可回溯到人类思想最初的拉丁文字母时期。不光文本具有嫁接性，理论也是嫁接的。在《经济模仿》一文中论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时，德里达称康德的理论是嫁接的产物：“它的一些母题居于一个漫长的系列，一个直溯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的强有力的传统链。与之紧密交织而难分难解的，是无以进入柏拉图或亚里斯多德艺术政治学传统的一些较为狭隘的序列。但仅是分类或测量长度还不够，即被植入一个新的系统，这些漫长的序列是被移位了，它们的意义和功能，也改变了。”在《文字学》中，他提出了文学是对真理的模仿，这是自柏拉图以来人们的基本观念，他认为真理作为文化符号是人为的文化产品因而也属于广义的文本，那么文学对真理的模仿就是对文本的模仿：“文学对真理的模仿即是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的模仿；由此而言，文学的本质不在外部，就在于它自身，即它的‘文本性’；具体而言，即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模仿，而‘模仿’同样被另一个文本所困，或被嫁接到另一个文本的枝条上。”
除了嫁接文本所蕴含的互文性思想外，德里达在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时，提到参考神话时还涉及了神话文本之间的参考、借用、转化等互文情况。显然，参考性在神话中起着显著的作用，他说：“事实上，从现在起即将被指名为参考神话的博罗罗神话，如我将试图说明的那样，仅仅是来自同一社会或其他远远近近的社会的别的神话或多或少的变形而已。”
德里达超越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他认为索绪尔的这种做法乃是把意义封闭在符号里，而意义一旦封闭起来便无法确定，必须将封闭体打开缺口，以其他符号作为参照，意义才会在开放体系的差异之中呈现本身。这样，中心便不复存在，意义就便成为一个意义链。他举了一个十分浅显的例子说，“cat”之所以是“cat”就是由于它与“cap”、“bat”等等其他符号的差异。“意义链中的每个符号都被所有其他符号留下了痕迹，从而形成了根本不可穷尽的复杂串联。意义是从能指转向所指的无穷尽的过程。总之，意义无法被轻易地确定，它从未完全存在于任何一个单独的符号中，它总是不断地忽隐忽现，阅读一个文本就好像是追踪这个不断的隐现过程。”德里达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是概念与声音的完美结合的符号学思想，认为符号不可能有单一的意义，文本和意义之间有间距，评注和阐释是对文本自身不足的补充。文本不可能有终极意义，每一次新的诠释都指向新的表意系统，文本一层一层地被剥离，也一步一步地衍生新的意义系统，真正的本源不复存在，意义深处是意义的深渊，文本的内核恰如巴特所说的没有核心，这样文本的结构便构成了洋葱式的无中心，意义处于虚无之中。在《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中，他说：“存在两种对于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解释。其中一种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游戏与符号秩序的真理源头。另一种则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和人文主义，以及整个形而上学历史。”他强调的正是后者。为了说明这种神话、文本的无中心，德里达继而列举了列维—斯特劳斯在《生的和熟的》一文中的一段话，指出了神话学与人文科学中的无中心状态。他认为神话可以看作一种折射光学：“因此可以说神话的学问是一门折射光学，按这个古老的词的词源学允许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一门包括这样定义的科学：研究折射光及断折光的科学。但是不像哲学的反思要求追溯起源……”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德里达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用音乐作品和神话加以类比，指出了神话中无中心，即主体的缺席、作者的缺席：“这样，神话和音乐作品好像乐队的指挥一样，他们的听众就是那些沉默的演出者。假若有人问作品的真正中心在哪儿，应该回答说：中心的决定是不可能的。音乐和神话使人类面对着一些潜在的物体，只有它们的影子才是真实的……神话是没有作者的……”可以对照巴特的作者之死的文本观，在这里，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神话的考察认为神话无中心是神话的来源无法捕捉，神话没有作者，神话的作者即是沉默的听众群体，在这里作者与听众合二为一了。因为界限的消弭而不存在作者/读者的二元对立及作者的固定中心，意义是由中心向周围散发的状态便不存在。
德里达因为常常游走在哲学与文学的边缘而被哲学界同行难以服膺。的确，相比于他的哲学家身份，他在欧美文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学者卡谢在《延异的发明》中，对德里达赞赏备至。他认为，德里达用丰富的案例为我们展示了经典文本中普遍存在的延异、印迹、撒播与替补，道出了知识局限性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潜结构。这样，德里达形成了他的“延异”、“播撒”、“无中心”、“割断作者”等与互文性有着“家族相似性”的独特的解构主义文本观。
德里达给哲学带来的变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巴特曾敏锐地感觉到了由于德里达而造成的周围环境的异常动向，那正是解构之风。他将这种变化归于历史与文本间性：“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因为这事关突变而非渐变)，要到近期的法国历史中去寻找，为什么不呢？此外还要到文本间性中去寻找。我用文本间性指我周围陪伴我的文本，它在我之前或在我之后，当然我与它们进行了交流。”德里达在《立场》中说：“无论是在书写还是在口说的话语中，没有哪个要素能不联系到另一个本身不是种单纯在场的要素，而能起到符号的功能。这联系意味着每一‘要素’，无论是声音的还是字符的，都是连涉它自身内部同一系统中其他要素的踪迹，而得以构成。这一联系，这一张交织网，就是文本，它完全是生产于另一个文本的转化。诸要素也好，系统本身也好，其间绝无单纯的在场和缺场。一切都是差异，都是踪迹的踪迹。”德里达扬起解构主义的大纛，用差异、延宕、游戏等将结构主义文本观所标榜的固定意义、确定中心、普遍模式全部解构，其互文性思想无疑属于解构主义路径。
三、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即互文性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是美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耶鲁派批评家之一。1951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1955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执教。布鲁姆以其独树一帜的诗歌理论而闻名，致力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在他的诗歌理论中糅合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批评意味、尼采强力意志、德里达的“延宕”与保罗·德曼的“误读”等批评成分。1973年推出的《影响的焦虑》一书，被指“用一本小书敲了一下所有人的神经”，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其著作中，《影响的焦虑》、《西方正典》、《误读图示》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布鲁姆的互文性思想就集中在这三部著作中。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更新了以往影响研究的前辈中心论，指出了后代诗人对于前辈诗人的独特价值，将批评视线从以往的前代影响后代扭转到了后来诗人对前辈诗人的修正上，这无论对于诗歌史还是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布鲁姆本身也因此受到学界的推崇和重视。赛义德就曾说过：“布鲁姆是最杰出的批评家之一，他有着对英语诗歌及其学术成就从整体上详尽把握的才能，同时也非常通晓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主要的先锋派批评理论。”
布鲁姆对于诗歌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其误读理论的提出。在他看来，诗歌史是一部后来者对前人的误读的历史，整个诗歌史是后代诗人通过误读不断地对诗歌体系进行修正的历史。布鲁姆关于误读的诗歌理论与互文性有着深刻的关联，他所研究的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关系在文本上的体现就是互文性，因而他的理论超越了诗歌这一文类的范畴，具有放之一切文本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他认为文本的意义在于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照中，通过文本间的影响、误读、转换，文本与众多的文本处于文学大体系中，文本的意义就在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各种关系。他的误读理论相对集中在1973年创作的名著《影响的焦虑》和随后于1975年创作的《误读图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