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许多年前，她第一次穿上皮袄，觉得自己像只狗，摸摸鼻子是凉的，觉得更像了。你如果知道那件皮袄是用胡兰成给她的钱做的，就不难理解那个比喻里对自己的爱娇了。然而，这一次，她说自己像狗，却是像一只沉默的、辛苦的、得不到一点儿回报的狗，两相对照，让人如何不心酸。
她让赖雅再等她六个礼拜：“在未来的六个礼拜，请你好好地为你我享受那小公寓，如果你因为担心我而生病的话，岂不是破坏一切了吗？亲吻你的耳朵。你还是边吃边走动吗？最近都吃些什么？请好好照顾自己，爱你。”
这封信写于1962年2月10日。
十天之后，她的情绪也坏到了极点：“我的手脚都肿了（轻微），因为从旧金山飞来，其实是没钱买大一点的鞋，等旧历年大拍卖再说。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
她跟宋淇夫妇借了几百美元，正常情况下，这本是小事一桩，但是这时不知为何她与宋家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她给赖雅的信里看，似乎是剧本接洽中出了点儿问题。张爱玲原本多疑，宋淇热心但有时又未免急躁，在本来就不顺当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问题。总之，她原本殷切盼望的与宋氏夫妇的会面，临到眼前，却不无苦涩。
196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五的前夜，她站在公寓的屋顶，与生平最爱的月亮对视，她写过楼板上蓝色的月光，像是静静的杀机，写过陈旧模糊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下的泪滴，这个元宵夜，她看到的是一颗红色的满月，怪异，惊怖，在天宇下，不动声色地与她相对。
她给赖雅写信，说：“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与下。当我提议回美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典型中国人的作法，避重就轻，只谈我的剧照……但我估计他们会从《红楼梦》稿费中扣我的钱。我无法入眠，眼疾刚治好，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日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甜心，请你写信来，你知道吗？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走在阳台中时，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处境、我的心情，顿时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
撇开她和宋家的关系不提-后来他们又神奇地恢复了，张爱玲说起宋淇夫人邝文美，依旧是：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这一个人，我也一直知道的-她对宋家的那些抱怨，也许是烦难处境里的过激之词，但可以看出，她对赖雅有着永远的信任，和爱。
3月16日，张爱玲终于离开香港，飞回华盛顿，奇怪的是，赖雅在华盛顿机场看到的她没有一丝萎靡之态，反倒是“生机勃勃”的。这应该是丢弃一个烂摊子的如释重负，还有“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摩拳擦掌，也许在飞机上，她就在心里与往日分道扬镳，决定在小说创作上大显身手。当赖雅提出要陪她游览她最喜欢的纽约时，张爱玲认为来日方长，她喜欢纽约，是想在那里定居而不是做一个游客，这个梦想，寄托在下一部小说的成功之上。
但是就在这年5月，赖雅再次小中风，同年12月，他因疝气手术需要住院，曾经花钱如流水的他，却因不愿意付二百块预付费而拒绝入住，他每月的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在张爱玲和女儿霏丝的坚持下他让步了，住院七天花费四百一十五美元。这之后他们得到短暂的安宁。1963年7月，赖雅散步时跌了一跤，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很差，这次竟致卧床不起。更糟的是第二年宋淇离开电影公司，不能再为张爱玲接洽剧本，她失去了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不得不搬到位于黑人区的廉价住所里。
命运似乎存心考验张爱玲的承受能力，之后，赖雅又几次中风，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张爱玲不得不在做翻译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兼任护士，而我们都知道，她做这些，肯定是不在行的。
“饱藏着生命能量”的赖雅倒下了，从身体到精神。1965年的圣诞节，他的小外孙偕女友来探望他，我不知道孩子们看到了什么，只能按照有限的生活经验去推想，房间里的光线，气味，和躺在床上的老人的眼神。赖雅生命晚期，骨瘦如柴，一辈子都神采奕奕的他，不愿意再与他人对视，一次他的一个表亲来探望他，赖雅把头转向墙壁，要求他离去。
他的委顿，对于张爱玲，是致命的打击。这些年来，虽然靠她挣钱养家，但他那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面貌，应该给风雨飘摇中的她提供着稳定的动力，现在，他倒下了。
令人窒息的围困中，她还在寻找突围之路，在迈阿密大学申请到了驻校作家的职位，这次，她不愿意带上赖雅。她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应该是想排除一切干扰奋力一搏，一旦成功，她和赖雅的生活才能获得物质保证，这比亲力亲为照顾赖雅更为重要。
她希望赖雅的女儿能够暂时收留老父，遭到拒绝，又曾雇用两个黑女人照料他的生活，也失败了。最后，她从迈阿密大学回来，把赖雅带回了学校公寓，亲自照顾他，直到1967年10月8****去世，那时张爱玲刚过完四十七岁生日不久。
很多年后，那个研究布莱希特的美国人与她见面之后，说：“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了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
8．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时光能否如沙漠上的风，在清晨抹平前夜留下的杂沓脚印？我觉得不能，很多年之后，张爱玲表面上的平静并不能说明那一切没有在她心中留下痕迹，那痕迹不是怨恨，而是恐惧。
和赖雅的十年婚姻，前五年虽然靠她挣钱，但赖雅给了她许多的温暖与爱之外，还帮她解决做家务、跑邮局之类的琐事，后面五年，赖雅倒下来了，要“低能”的张爱玲来照顾他。“低能”是一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张爱玲自称“低能”时，是理直气壮的，也就是说，她心底未尝不认为，相比写作才华，缺乏生活能力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赖雅倒下之后，她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个能力，为之所苦的那些岁月，她对赖雅不可能没有怨恨。
张爱玲号称有一种大悲悯，那是一种写作态度，她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也可以知心，对于现世，亦有苍茫的同情，听到“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的戏词，会为“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而生落泪之心。在文字的世界里，她成熟、理性、深刻、温存，只因文字与人生到底隔了一层，以局外人的态度对待，是可以这样美好的。
现实中，她无法做得那样好。胡兰成有一句话说得对，她不喜欢小孩子小猫小狗小天使，是因为她自己是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住在她心里，跟了她一辈子，她愿意喜滋滋地仰起脸，看大人们走来走去，她害怕作为一个成人存在。
张爱玲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佣人、手艺人，他们所做的事我不在行的，所以我在他们之前特别地听话。常常阿妈临走的时候关照我：“爱玲小姐，电炉上还有一壶水，开了要灌到热水瓶里，冰箱上的扑落你把它插上。”我的一声“噢！”答应得非常响亮。对裁缝也是这样，只要他扁着嘴酸酸地一笑，我马上觉得我的衣料少买了一尺。有些太太们，虽然也吝刻，逢到给小账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他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我在必需给的场合自然也给，而且一点也不敢少，可是心里总是不大情愿，没有丝毫快感。上次为了印书，叫了部卡车把纸运了来。
姑姑问我：“钱预备好了没有？”
我把一叠钞票向她手里一塞，说：“姑姑给他们，好么？”“为什么？”“我害怕。”
她瞠目望着我，说：“你这个人！”然而我已经一溜烟躲开了。
胡兰成的文中也说过类似的例子，说张爱玲不敢看车夫的脸，他解释为张爱玲的眼睛干净，不能看不洁的东西，我就不明白了，人家车夫的脸也许不那么干净，但怎么就“不洁”了？张爱玲的恐惧，是因为她害怕别人把她当成一个大人那样有所诉求，她是做不好大人的样子的，她每一个恋人都比她大。
现在，她却要在赖雅面前扮演大人，能干的、耐心的、不怕脏不怕累的大人，精神上亦有很大压力吧？虽然爱情以及爱情转化成的亲情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慈悲，但那种大无畏精神能支撑五年吗？没有文章描述过这五年的光景，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烬余录》里的一段：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不是她心如铁石，她也不想这样，张爱玲完全白描的手法里，未必没有对于人性的失望，这篇描写战争中的人性的文章里，她同样有对自己的拷问，只不过人性由老天赋予，她有失望，但不自责。
在赖雅面前，是否也有这样“阴沉”的一瞬呢？不同的是，假如有，张爱玲过后是会自责的，毕竟她对爱情对亲情，对于感情有信仰。可事实证明，她的感情支撑不起现实的磨难，对于让她经受这种考验的人，她是有恨的，但爱让她觉得不可以恨，这种“不可以”的负疚，使她的恨更刻骨了。
当然，一定也会有阳光充沛的时刻，光线涌动，空气也变得甜柔，她与他相对，内心柔软，情感悠长，仿佛可以天荒地老。她对他的感情的底色，仍然是深沉的爱。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早就参透了这一切，作为寻常女子的张爱玲长期以来却不肯相信，直到这一刻，她才不得不承认，她说过的这些，都是真的。
如果说，当年与胡兰成那段恩怨，还可以以鄙视他终结的话，与赖雅这些年来的磕磕碰碰，就找不到解脱自己的理由了。赖雅是个好人，“痴爱”她，也为她所爱，他去世多年之后，她还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这样，她心中的阴郁更难消解。
如此的挚爱，尚且生出各种磨难，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烦恼是注定的了，再交往又何苦来哉？她于是闭门谢客，守护住一方净土。她极少与人来往，接电话也视心情而定，即使是好友，或者她有求对方，她也习惯于跟对方书信来往，那些信，倒是写得有情有义的，她对于尘世，并非没有留恋，只不过不愿再与尘世贴得那么紧，她丧失了信心。
不料，她能拒绝人，却不能拒绝虱子。张爱玲的晚年，老觉得住处有虱子，她每个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这么着还不行，只好搬家，张爱玲的朋友，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她搬了有一百八十次家，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张，但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也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她还考虑过搬到沙漠里去，也许那里可以躲避虱子。在《对照记》里，她提到屡次搬家让她丢掉了很多珍贵资料。但每到一处仍迅速发现有虱子出没，看样子它们要跟她死磕到底了。
从少年时起，张爱玲就对虱子这东西印象深刻，那年在台湾，她还发现了虱子的同类-臭虫，并写进文章中，引起王祯和的抗议。台湾真的有臭虫吗？我的疑问无关台湾实际的卫生状况，而是根据张爱玲晚年对于虱子的疯狂逃避，无法不怀疑，那些臭虫和虱子一样，巢穴驻扎在张爱玲的内心。
虱子、臭虫这样的小生物，杀伤力有限，被咬上一口也不太疼，只是痒，还觉得脏。它象征着人与人之间鄙俗琐碎的纠葛，说不出口的细碎烦忧。张爱玲一辈子都怕这个，这种恐惧深入骨髓，她再搬家，也搬不出自己的内心。
她曾说，小时候读《红楼梦》，看到的是一点热闹，现在再看，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烦恼。没错，《红楼梦》里的烦恼太多了，王夫人的，邢夫人的，凤姐的，连贾宝玉和林黛玉在一起，也都是重重叠叠的烦恼，但与张爱玲不同，曹雪芹回望这些烦恼，并不当成华美的袍上的蚤子，而是当成生命河流上的美丽的波纹，过往不可追，但可以记下，他的栩栩如生的描摹里没有嫌恶，净是柔情。
张爱玲和曹雪芹之间的差距，是林黛玉和刘姥姥之间的差距。
《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都在用林黛玉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唯美，精细，眼里容不得沙子，有什么经得起这样的打量？所以她常常伤感、尴尬、耿耿于怀，大不自在。
突然冒出一个打秋风的刘姥姥，认低伏小地弓着腰，皱纹纵横的脸上是卑微的笑，明知被人恶搞仍能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配合到底，只为一点点残羹冷炙-你们拔根寒毛比我们大腿还粗呢！粗鄙得连凤姐都听不下去。
林黛玉鄙夷地称之为“母蝗虫”，高洁的她看不上刘姥姥的猥琐，可是，刘姥姥哪有资本像她那样高洁？躲不开的尘土，避不开的风雨，到处都是虱子和臭虫，这就是现实“浊世”，没有一个幽篁深处的“潇湘馆”给刘姥姥们隐身，她发现了虱子也没有搬家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将自我哀怜当成无用的盲肠割弃，选择与虱子们共生共存，把虱子的出现当成生活的常态，它还能给你带来困扰吗？
那年五祖让诸门人做偈，最被大家看好的神秀苦恼了几日，在粉壁上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说凡所有相，便是虚妄，这个偈子还在门外，没有到门里。
那个被打发在后院劈柴的惠能，也做一偈，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知道他悟了，就将衣钵传给了他。
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曰，心不随境转，得大自在。张爱玲像林黛玉一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东躲西藏，坚壁清野，导致的后果是，越发感觉虱子的存在，那些虱子其实是驻扎在她心里，连医生都对她的“虱子说”将信将疑。
1995年9月初，张爱玲感觉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于是把重要资料放进手提包里，留在门边-她永远有这样的理性。一日，她在睡梦中辞世，遗体几天后被发现，这之前她已经写好遗嘱，要求把她的骨灰撒在空地，不开追悼会也不立纪念碑，如此，方是真的干净了吧？但容我再补一句，只要心中存着干净的念头，便无法得到真正的干净，好在，生命解决不了的，可以交给死亡解决，她紧张的、有着无限禁忌的一生，终于安然，得大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