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企业办起来之后以及“六四”之前，这几年，是段永基工作最出色的时光。无论在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上，都表现出相当的能力和才干。他头脑清楚，做事干练。什么事都成竹在胸，临危不乱，总有办法。同时主管集团的经营工作和合资企业的管理工作，应当说应付裕如，赢得广大干部的信任与敬佩。
他精力充沛，工作忘我。很少见他休息。任何短暂的时间都能睡觉，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听人汇报工作时，常常闭着眼，你以为他睡觉了，其实没有。他每天早晨8点以前必定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10点钟以后。而且有夜间开会的习惯。大家常常笑他：具有国家领导人昼夜颠倒的范儿。
那个时候他对下属也很有亲和力，大家之间很少隔阂。记得我和其他几个人1987年底去日本考察回来，他亲自到机场迎接，让我们很是感动。
那时候我家住在中关村的筒子楼里面，条件差，他有时没吃饭，就到我家蹭饭，吃面条、吃烙饼；一起到日本开会，我们俩还经常到小摊上买便宜的领带；经常到东京秋叶原去吃比较便宜的、他认为是“天下第一面”的牛头面。
1988年春节放假，段永基打电话说：“玉琢，明天一块去看看干部们吧。”
他让司机到水果摊买了25袋水果，一家一家给索泰克的干部们送去，令所有的人都十分感动。
四通八年，在外人看来，我和段永基是“铁杆”。
那时候，很少有人对段永基无好感，也很少有人不敬佩他过人的精力和能力。即使后来对他有看法的王缉志也在文章里写道：
当时（创办合资公司初期）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此外，段永基才气横溢，讲话有说服力，文章写得也好。在四通，像他这样能说、能写、能干，又有思想灵性的人，除万之外，无人能及。
在合资企业的前期和四通的前期，段永基的工作是优秀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是万润南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对四通是有贡献的。
即使在“六四”风波那样一种可能危及四通存亡的重要时刻，段仍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采取各种措施，保全四通，避免可能的混乱和财产损失，表现了四通领导层从容应付危机的能力；在那微妙阶段，当人们认为不便由他主持公司工作的时候，也能以大局为重，没有过分计较个人权力的得失。
在“六四”的过程中，以及后来配合沈国钧“批万”和打击万氏家族的过程中，段永基反复无常的表现，一下子让人们堕入五里云雾中，此人正也，邪也？
四通的权力斗争贯穿始终，由小的、暗的，到后来大的、公开的，别的角色（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七个董事）变来变去，他这个角色没有变过。
按理，他的能力，他做的工作，有目共睹。他的地位也一直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为何所有的斗争都与他有关？
仔细想起来恐怕与他强烈的权力欲有关，与他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和做法有关，包括后期对个人利益方面的过分追逐。对他而言，本来靠正当途径可以做到，可以得到的东西，非要借助个人的权力和歪门邪道，必然会惹起麻烦和他人的忌恨。所以不是别人非要跟他斗，而是他非得跟人斗不可。把聪明才智和精力用在企业之外的事情上过多。这不是一个企业领导人应有的行为。
如果之前的问题，别人有一定的责任的话，1992年段永基得到总裁职位后，应当对发生的所有问题负主要责任。
尤其投资与管理上出现的失误和混乱，虽然有一些事发生在别的领导身上，但作为四通唯一有可能制约他们的管理者，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香港四通以及与王安时的关系问题上，很多做法是不妥当的。发生“6·11倒段事件”
以及王安时的反目，都是段自己酿成的恶果。
应当说“六四”之后，四通失去了经营的方向，与沈和段的迷失有严重关系。他们都不是理智、清醒的企业家，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四通的产业方向这样重大的问题。头脑发热、多头投资，使四通这样本来方向明确的企业，忘记了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以段的聪明、能力和地位，他完全可以把四通带到另一条更为健康的路上去，如联想、华为的领导人那样，这两个公司同样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却并没有像四通一样宿命般昙花一现。这与主要领导人素质、胸怀、追求都有极大的关系。
他是解决问题的能手，可惜他的精力和智慧过多地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挖坑”与“填坑”过程中。他有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能屈能伸。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渡过难关。他的记忆力很好，自己说过的无论什么话都能记得住，总能自圆其说。可惜这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段永基曾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他将来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我所认识的蒯大富和万润南》。据说“文化大革命”中他曾是著名的所谓“五大学生领袖”
之一——“蒯司令”的秘书。
段永基对我的影响很大，正面的影响使我在四通八年而无悔，负面的影响让我这个准备在四通干一辈子的人也只好无奈地痛哭离去。他的前期告诉我哪些事情该做，他的后期也使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该做。就在我和他最后一次到日本时，他曾对我感叹：“李玉琢，这么多年了，合资企业的干部还是没有成长起来，是不是我们俩的班主任（我们两人，还有万都当过中学老师）当得太好了，干部们太依赖我们了？”
在他的眼里，至少把我看做是一个已经成长并比较合格的干部。
与老段话别
1995年5月底，段永基得知李文俊深圳之行劝说无望，从北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说：“李玉琢，我最近准备去美国办点事，路过香港，你能不能过香港，咱们再谈一谈。”
在香港嘉华大厦的九层，段与我做了最后的谈话。
他说：“李玉琢，能不能不离开？你离开的影响太大。”
我说：“老段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做出这个决定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我自己很清楚在四通已经没什么好干的了。”
然后他问我准备到哪里去，我说去华为。
他说：“华为？没听说过，没什么名气吧？”
我说：“当年我到四通时，四通也不出名，后来还是发展起来了。”
“你年纪也大了，可要想好。”
“在四通这么多年的锻炼和学习，估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最后，他向我提了一个要求：“我们两人口径一致，就说你到华为学习去了。
你看怎样？”
我同意之后他又说：“只要我段永基当总裁，你李玉琢随时可以回四通；你的孩子在美国读书，她的条件和其他副总裁一样；深圳的房子你可以照住。”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还是有些感动。我说：“老段，谢谢你的关照。”
我的女儿李娲1993年秋天（14岁）与另外四个孩子一起被四通送到美国留学，中学三年直到她上大学前都是四通花的钱。那时我还真担心因为我离开四通孩子被送回国。那时手里几乎没有钱，骤然让我一个月为孩子掏几百美元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我离开四通一个月左右还住在四通在深圳的房子里。
谈话中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谈到我为什么离开四通，这个问题一般都难以回避，但他没问，我也没说。老段是有自尊的。
后来听说，老段在四通干部会议上讲：李玉琢并未离开四通，他到外面学习去了。
谈话之后，老段请我吃饭，算告别宴。作陪的有副总裁王玉钤。三个月后我回京办事碰到段，他还跟我谈回四通主持三菱四通半导体合资企业一事，但此时我不可能回头。
我离开了心爱的四通，两手空空，除了四通对我的影响，还有1992年国家科委、全国工商联、中国科协、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授予我的“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