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润南让我三选一
再次见面，万润南给了三项工作让我选择。
第一项工作是去主持从计算中心承包过来的鹭岛公司。理由是我从计算中心来，熟悉情况，容易协调。
我不由地想起，几天前兼任鹭岛公司总经理的副总裁崔铭山（原是科学院一研究所的司机，“六四”后流亡国外）曾找我谈过话，让我接替当时主持鹭岛工作的许昌平（后来担任四通总裁）。我与他们不熟，贸然邀请，不知就里，婉言谢绝。显然在我入司之前，关于如何安排我的工作在高层之间曾有过一些讨论。
我和四通最初打交道正是从鹭岛公司开始的。大概是1985年，四通承包了经营困难的计算中心劳动服务公司（承包后更名为鹭岛公司，崔铭山副总裁兼任总经理，许昌平为日常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他们的用电和租用的部分房子正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我当时任计算中心技术条件处负责人）。也许是因为资金紧张，也许是依仗着“有恩”于计算中心的优势心理，他们的电费和房租拖延数月不交。几次交涉无果之后，我决定给予最后通牒：三天内再不交费就停电、封门！这一手段果然奏效，鹭岛公司屈服了。
曾经与鹭岛公司的过节，让我心里不那么踏实。另外自己的辞职一定会招致计算中心许多人的不解，有的人甚至可能把我看做“叛徒”。若再代表鹭岛公司回去和计算中心打交道，恰恰是最不合适的，我的自尊心也不容许。
第二项工作是到当时四通内部办得最好的电脑公司，协助从科学院计算所下海、专家出身的王玉钤做管理工作。我的感觉是，一项工作人家已经搞得很好，对我便不具有什么挑战性。另外，那时的电脑公司是纯粹卖东西、做商人，我的头脑里一时还难以接受，因此也拒绝了。
第三项工作，就是参加由段永基牵头的中日合资企业筹备小组。下了那么大决心离开计算中心进入四通，起因就是听陈永长说了四通要办合资公司的事。
我对新事物总是抱有更多的兴趣，而且合资企业在当时还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的代表，因此这一提议正中下怀。后来想一想，1981年那次一百余天的日本之行，也应当是埋在我心底的一个伏笔。
我当即表态：“那就合资公司吧，那里也许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万润南说：“也好，这件事是四通的大事。谈判阶段我参加，今后的具体事务由航天部621所来的段永基负责。”刚进入四通，我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与段永基成为了八年的合作伙伴，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作办四通打字机的合资企业。
从人生的整个历程看，在四通这样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公司内，我选择了打字机研发制造这样的工作，是一次最符合我性格特点的选择。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打字机后来会在四通内部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更没有想到四通和四通打字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影响。
参加合资公司筹备组
到四通正式报到是1987年的3月4日，接待我的是万润南的妻子李玉，她当时是人力资源部的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在场，某化工研究院的党委书记叶延红，她也毕业于清华大学，那时她来四通不久。看来与我一样大胆下海的还有人。后来她接手人力资源部并做了四通集团的副总裁，一直到八年后我离开。
报到后，陈永长把我领到马路对面一栋三层楼房的二楼，一间乱糟糟的办公室里，介绍我认识一个叫张扬的年轻人。并告诉我，这里就是合资公司筹备组，他，我，张扬在此办公。然后就把我放在那里忙自己的去了。没有指定的办公桌，也没给任何办公用具，也没有谁安排我的工作。后来我明白，对于我的工作，陈永长和张扬都没有权利安排，能够安排我工作的只有老段。而那个老段，报到后一直没见到他的影子。
当时我隐约知道，万润南和段永基正忙着与日本人谈判，顾不上安排我。
但这种闲，让人心里发慌。总之，当时四通给我的感觉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司令部”没什么两样，一片繁忙却杂乱无章。
一切和我想象的差远了，心里有点发凉。我不由得怀疑起来：这地方行吗？
大约三天后，一个中等身材，穿着浅黄色的棉袄，一张长长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的人来到筹备组的办公室，他主动走到我面前说：“你就是李玉琢？我是老段。听永长说，崔铭山还动员你去鹭岛？去那里做什么？这样，过几天我们几个去日本，你留在家里。公司注册、税务登记以及装电话的事，你跑一下。
有关文件资料找李玉要，之前她在跑这些事。生产前期的一些工作你也考虑一下，有关情况张扬会向你介绍。”总算有了工作了，但这都是我不熟悉的工作。
刚来，又怎么好说自己不懂？瘦驴拉硬屎，摸着干吧。不过，段永基的干练，逻辑清晰，让我有了第一印象。
1987年3月18号，合资公司筹备组正式成立，段永基为筹备组组长，成员包括陈永长、李玉、张扬和我，一共五个人。不久，段永基带着筹备组其他人都去日本考察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负责办理公司注册的相关手续、装电话以及为生产做准备工作。
从科学院的处长到民营企业办公司，这个转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困难的跨越。当时，还闹出了不少笑话。这些笑话，也带有时代的烙印。
开始我甚至连工商局、税务局的门都找不到，于是乎就坐公交汽车在北京城里转来转去。段永基他们从日本考察回来，听了我的情况汇报，不但没有表扬我的辛劳，反而批评我没有效率。他责问我出去办事为什么不打出租车？我心说，出租车得多少钱啊？我为公司省钱还不对？当时一肚子委屈。但是后来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效率本身就是金钱。
还有一件事，当时公司要装两部电话，申请快两个月了，公司要开张了，电话还没有着落。可见当时中国的工作效率何等拖沓！有人指点我要送点礼给电话局装电话的人，于是我就花了30元钱买了两瓶古井贡酒，可是一直到电话开通了，这两瓶酒也没有送出去。
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尽管我也知道该做，但真的让我去做，我又做不来，强烈的自尊和爱面子心理使然。这说明下海初期的我，虽然人已下海，但我的头脑、我的意识基本还停留在原来的状态中。
为何要办合资公司？
正式介入筹备工作之后，我才了解到四通成立合资公司的真正原因。
原来，四通成立之初主要业务是贸易，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由于四通开发了汉字驱动软件，价格比官方进口的同类产品便宜一半以上，因此第一年就取得了900万元的销售收入。这是四通掘到的“第一桶金”。
四通的真正起飞是从四通MS—2400打字机问世开始。打字机又叫中文文字处理机，它既有打印机的功能，又有电脑的输入和编辑功能。当时我国还没有能力自己生产电脑和打印机，都是购买进口的国外产品。由于关税过高，一台普通电脑售价通常高达3—4万元人民币，四通打字机将电脑和打印机的功能融为一体，售价却只有两件单独设备的五分之一左右，自然受到市场的追捧。过去中文打字都是用字盘很大、使用很笨拙、只有一种字体的铅字打字机，电子打字机的出现是对传统打字机的颠覆和革命。
1984年四通刚刚创立不久，冶金部自动化所的王缉志（毕业于北京大学，来自冶金部自动化院，学者王力之子）创业无门，经王安时（四通创业者之一，来自科学院自动化所）介绍加入四通，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为解决开发资金，万润南通过三井北京事务所找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对方答应投入100万美元。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王玉钤（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负责打印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王缉志总体设计，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大家的助手是张月明。开发历时八个月，于1986年5月四通成立两周年庆典上正式推出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MS—2400型打字机外壳由手工打制，产量很少。它的价格定在7600元左右。产品刚推出时，鲜有人问津。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机械式的铅字键盘打字机，1000多块钱可以买下来。对比之下，MS—2400电子打字机价格实在是太高了，加上人们对它的功能也不熟悉，因此推广起来很难。没有办法，四通只好走街串巷、沿街叫卖。
慢慢地，市场逐渐接受了它。一件新事物一旦取代旧事物就有一种不可遏止之势。那个时候同类产品实在是太缺乏了，一年左右居然卖出了7000多台。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大家的信心，于是开始考虑规模化的问题。大家认识到，要想使该产品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对产品进行改造，不能老是用手工敲打铁壳子，字型也要增加一些，字库要大一点，屏幕也要大一点。经过上述改进之后，四通推出了后来风靡全国的MS—2401型中文电子打字机。
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就是把这种打字机的生产从日本转移到国内，满足规模生产的需要，通过不断国产化扩大利润空间，还可以引进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背后更为实质的用意，也许是：掌握产品主动权就等于掌握了公司的命运。
合资公司名称是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英文缩写为SOTEC，或索泰克），总投资400万美元。日本三井物产占25%的股份，以现金投入。四通以厂房和地皮作价占25%，四通技术作价占25%，实际出资和日本人一样，也是25%，这样四通总共占有75%的股份。筹备组成立当月就签订了合资协议，厂址选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下的北坞村一个不到十亩地的农家院里。
四通的技术作价100万美元入股，开创了一个先例，万润南一直为此得意，至少在两个场合提到这件事：谁说中国人就没有技术？谁说中国人的技术就不值钱？我们四通做到了。
我的第一个职位
合资公司的班子是这样组成的，总经理是段永基；副总经理有两个：一个是三井物产物资二部的中入纯，还有一个是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他后来也加入四通并担任负责打字机销售的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是王缉志。有传说，最初合资公司总经理曾考虑过王缉志，他觉得自己是一介书生，不善也不愿把精力花在企业管理上，拒绝了。段永基不过是第二人选。此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若真如此，四通的历史和演变也许有一部分要重写。
其他部门设置及干部任命如下：产品开发部由王缉志总工程师掌管，贸易部长是陈永长（主要负责打字机零部件的订货计划与进口业务），生产部长由我担任，张扬为副部长，财务部长是张延（几个月后张延调四通集团财务，王晓璐接替），李玉筹备完合资公司后离开，调来一个叫沈希红的女同志负责人事部和总经理办公室工作，刘德林（毕业于清华大学）负责行政后勤。这些合资公司早期的创业者后来大都成为四通集团的重要骨干，不单出了一位总裁（1992年段永基任四通总裁），副总裁就出了五个（王缉志、郗建民、陈永长、李玉琢、张延）。
作为合资企业的生产部长，我当时哪里懂得生产管理？完全靠一股热情、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事无巨细，都当做自己的事来办。对于市场经济，对于企业经营，一无所知。一切都必须从头学、从头干，像一个幼稚的小学生一样。管理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具体、琐碎、艰辛。改造车间，拆房子架梁，我都要反复掂量，亲自比划，唯恐将来出现安全上的问题。生产线，老化车间，工艺布局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合资厂的规章制度也是一点一滴摸索出来的，办法就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就规定一条。记得有一个员工工间休息时坐到打字机的包装箱上，我一看这怎么行？便当即罚他5元钱。他说没有规定，我说你这100多斤坐到箱子上，想没想到会把产品弄坏了？罚5元钱是少的。之后就有了这条规定。很多规章制度就是这样一条条建立起来的，管理经验也是在这样的具体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