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说可能拘留
当听到案子被移送到预审处之后，我们感觉到事态在向严重化的方向递进，正常的思维逻辑与判断已经不大好用了。此时我们觉得应该寻找律师的帮助。
妻说，在我们住的小区有一个有名的律师，是某律师协会的头头，有过一面之交，可以去找找他。经过预约找到他的办公室，他略略听过我的案情之后，说可以办，但不敢担保一定不被拘留。听到“拘留”二字，我的心沉了一下。
如果我被拘留了，我将同流氓、小偷等为伍，我这等好强之人在那里面，不用几天身体和精神都会垮掉。一想到此，我不由得一身冷汗。妻似乎也感觉到这一层。她怯怯地问：大约需要多少钱？名律师说了一个数，竟与利德华福诉我侵占的数额相等。好家伙，趁火打劫呀！
我和妻走出那幢律师楼，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法律暂时似乎也无能为力。
妻劝我：“要不出去先躲一躲吧。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拘留，以你的脾气，还有你的心脏病，可能还没有站到法庭上就不行了。”我们毕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到预审处被拘留的可能性很大。我理解的所谓预审，就是侦查终结，罪名基本落实，不然不可能到预审处。
我们不怕直接站到法庭上，大庭广众，法官面前，当面锣对面鼓，各拿证据，谁想不顾事实，明目张胆地陷害人不大可能。但拘留起来，折磨你一顿，即使将来说你没事了，放了你，身体可能就垮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说，老婆对不起，你回家替我应付公安局，我先找个地方躲一躲。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大难临头时，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妻子。
于是一个入党30年的党员，一个自以为正直的企业家，为了办企业，被人无端地陷害，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了莫名其妙的逃亡，真是一段悲愤难言、哭笑不得的经历。
妻嘱咐我尽量少用自己的手机，照顾好自己，到了地方来个电话，然后走了——为自己被冤枉的丈夫去直接面对可怕的司法追究。在一片空茫中我迈出了逃亡的第一步。
躲了三个地方
此时的我，突然觉得谁都不可信，到处都可能有人盯着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无助。我一时竟想不出到哪里躲几天合适。亲戚家不能去，同学家不便去，只有到朋友家。谁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位大连的朋友，直觉告诉我，即使有事他也不会害怕，更不会拒绝。
于是打车到了北京站，一想火车太慢了，也没有合适的车次，又打车到了机场。当然想到了买机票可能被查出的危险，但转念一想我毕竟不是刑事犯罪，也没有重大到非通缉不可的程度，最多监听电话了不起了。买到票之后，给大连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谎说从深圳到大连办事（考虑到电话被监听的可能），请他接一下机。
朋友接我时奇怪地问：没有深圳的飞机啊？这不是北京的吗？在车上我把来龙去脉详告与他。朋友说，放心吧，凭我对你的认识，你不会有事。在他安排的宾馆里住了四五天，每天好吃好喝陪着我。
此期间，我的手机关了。躺在宾馆的床上，白天黑夜，睁眼闭眼都是满脑子官司。
只有妻偶尔把电话打到宾馆的房间。她告诉我：金风的武钢和郭健都打来电话了，说李总在金风只要工作过一天就是金风的人，需要什么帮助尽管说，需要钱打个白条就可以，需要律师明天就飞去。真的在第二天的下午，一位姓孙的律师就来到宾馆，帮助我一起梳理案情。我到金风上班不足11天，在对我基本还不大了解的情况下，金风的领导就如此相信我，这对此时的我是多大的安慰啊！
两天后，妻又告诉我：她开车到预审处去了一趟，那是在北京西北部一个很远的看守所。当她见到铁丝网围着的高墙时，眼泪刷地下来了。她意识到，也许有一天她的丈夫就会成为里面的一员。
见过预审处接待的张警官之后，感觉对方的态度非常地好，不像大事临头、非常严重的样子。只是劝妻，动员我回来，要相信司法的公正。没问题，说清楚就是了，有问题这样躲也躲不过去。
听了这样的传话，我的心稍稍释然，同时也为妻的奔走与承担伤心不已。
五天以后，我觉得在朋友这里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事，会憋出病来（体重骤减五公斤），提出到300公里之外的东港市，到我亲哥那里住几天。朋友虽然感冒了，说什么也要亲自开车送我。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他跟我说：你走的那天，我送你，还叫上一个朋友一块儿去的，你一定以为是回程时我怕路上寂寞，其实不是，我是怕一旦因为你的事我也出事了，我的车好由朋友给开回去。
到哥哥家，哥哥居然没有问我为何突然而来，我也没有说为什么，怕他担心。毕竟面对的是自己的亲人，睡觉也踏实多了。哥哥是一个退休的中学校长，一辈子献身于农村的教育事业。两天后，我简略说了一下情况，他安慰我：不行就别干了，回老家来，一块儿种地吧。侄儿、侄女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好吃好喝地招待我。据说东港一带的鱼虾是中国最好的，但此时的我吃什么都不香。
每一天，我必须强作平静、无事的样子，看书或者到水库边散步，免得让亲人们担心。其实内心里一直是焦躁不安的。
一周后，妻告诉我金风在北京宣武区有一套置备齐全的空房子，可以到那里住一段。于是我偷偷潜回北京，在一个杂乱的小区里，在一个陌生的三楼住了10天。每天3次下楼，到街边的小饭馆吃饭，下午带回一份《北京晚报》。
生活孤寂、无聊，忧心忡忡。
还是有人相信我
此期间，妻想尽办法寻找渠道来解救我。找过我的大学同学，找过我的中学同学，找过四通的老领导，找过她过去的同事，找过人家介绍的所有的关系、渠道，她对人家一次又一次地述说，有时是哭诉，声泪俱下。她的头发开始脱落，一绺一绺的。
人们有帮忙的，有安慰的，有着急的，有冷漠的，也有落井下石的。妻曾老着脸皮找过利德华福的那三个在她看来能对李玉琢的事说上话的人，三个人无一例外或者不见，或者推托，那个连对象都是妻帮助介绍的人说：“高老师，李总的事我也出于无奈，董事会的文件我是签过字，等到需要我出庭作证的那一天我一定会说实话。”妻失望地看清了几个忘恩负义者的嘴脸。事情过去许多年，妻不允许任何人在她的面前提利德华福的事，一说就会掉泪。
此期间我们熟悉不熟悉的许多人几乎都求到了，人们也把自己的良心与嘴脸真实地展现出来给我们看，让你感激不尽，也唏嘘不已。
有的人平时来往密切，出事后连一个安慰的电话也不敢打来。我到某一个城市，发短信给某个同学，说我来了，他连看都不敢来看我。这虽是少数，却透着冰冷的寒意。
大学同学石玉芬住在唐山，几乎给妻一天一个电话，虽然没帮上多少忙，但那份心意让我们感到了温暖。金风的武钢也经常打电话，并安慰妻：我们还是要相信人间正义，他们即使收买也不可能买通所有的人。应当相信李总的为人和智慧。
高中同学杨玉奇在哈尔滨听说了我的事比自己的事还着急，帮我们找关系，找律师，最后真正起到作用的，还真是他给介绍的律师张民。在案子发展的重要时刻，他的判断对于稳定我们的情绪非常关键。玉奇在电话里坚定地对妻说：
我绝对相信玉琢，他不会有事。我们这些做过公务员的人，平常吃点喝点都可能，玉琢连这个都不会有。说他贪污，不可能！
几年后我回鸡西看望玉奇84岁父亲、已卧病在床的杨老师。我拉着他的手问：还认识我吗？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认识别人也认识你。我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别人都怀疑我，只有你的儿子相信我。他说：我也相信你。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
四通的两位老领导段永基和许昌平在这件事上帮了大忙。其实我离开四通已经十多年了，大家基本未联系过，但他们听说了我的事后立即奔忙起来，对于后来事情的解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段永基就对区司法机关的领导说过这样的话：“听说你们在办李玉琢的案子，这个人与我共事八年，他的人品我了解。
当然，如果他真的有问题我不会袒护，但如果没有多大的问题，希望各位不要为难他。”作为全国政协的常委和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他的话还是起作用的。
后来从有关渠道传来的消息，区的司法机构开过两次联席会议，对我的案子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调查过了不存在问题。有的说，不相信一个做了五六年总经理的人会如此干净，甚至说越干净越可能有大问题。
也有消息说，有两个因素使这个案子在没有任何事实与证据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一、因为利德华福是区里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纳税大户的利益理应得到保护（他们忘记了是我这个嫌疑人把公司迁到这个区）；二、据说于波认识某某公子，案子是从北京市压下来的。
尽管这些消息的确实性与否无法证实，但听起来都比较贴边。我们的心情越发地沉重。还有一个挺不错的朋友说，别说你这点事，刘少奇、彭德怀不也被冤枉过吗？最多事后平个反，人都死了平反又能怎样？
是啊，与他们比我算什么？这样的话让我和妻感到寒冷、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