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利德华福的时候，一些朋友、同事就劝过我，让我把自己下海以来的一些管理企业的经验总结一下。但想一想又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东西，写出来也怕没有人愿意看，加之工作忙，除了抓空写了一点不需要多少时间、或长或短、但决不出版示于外人的、杂文议论性质的“大字报”，还真没有坐下来好好梳理过自己做企业的思路。
至于为什么要写“大字报”，我在《利德华福之战》的自序中是这样写的：
在我51岁时，由于心脏病的原因回到北京，又挑起利德华福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的烂摊子，奋力向高压大功率变频器这个崭新而艰难的领域冲击。为了唤起大家奋斗的决心，为了培养干部，我捡起了“大字报”这种形式，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以期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
但没想到的是，2005年3月19日，我遭到大股东莫名的贬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5月份之后，心情有所平静，同道新文图书公司的朋友们多次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帮助我来做这件事。反正有的是时间，当然也不好意思拂了同道朋友们的盛意，便在同道图书公司那个小小的会客室里，进行了许多次的录音谈话。
谈起来才发现，自己做过的事情并非记得那么清楚，尤其细节、人物、人家说过的话、一些事情的背景，大多一片茫然。因此我真的羡慕那些能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方方面面变成清清楚楚文字的人们。
另一个最难的问题，就是对自己、对别人、对事件评价的准确和中肯，也实在难以做到。人是有倾向性的，所站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同一件事可能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正如人们对我的看法也一样。
写书不是我的专业，我也没有沽名钓誉的念头。如果非要我说说出版此书的目的，是因为在我离开利德华福的这一年，东游西荡期间，看过了许多企业（尤其是同行企业），有感于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大量缺位，不是没有人在位，而是在位的人大多见识、能力、水平亟待提高。我希望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包括挫折，能够给他们以及对管理企业充满兴趣的人们一些启发和帮助。
一年的“竞业禁止”让我有可能成就此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事并非一定是坏事，也许是老天借某些人之手有意帮助我完成此事，只可惜因此坏了一些人的名声。
2006年，书稿写成，并以《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名出版。最应感激的是同道新文图书公司的各位朋友，没有他们的鼓励、整理、润色、校改，万难成就此事。这些朋友是臧云鹏、王秀、陈凌云等。
还要感谢台湾智慧大学校长曾仕强老先生对此书的眷顾，他从宝岛台湾写来的序使此书增辉不少。曾先生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和“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我与曾先生并不相识，但他却在序中说：“我确信他（指我）就是‘中国式管理’的践行者，虽然他不一定了解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曾先生说，这是一种缘分。我说，管理之道殊途同归。还要感谢我一生的朋友，我的忘年之交华贻芳先生，他一直关心我的成长。
五年之后，2011年底，63岁的我从金风科技退休。
退休之前就有人联系我，与我讨论《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是否增补、修改及再版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的提议。但此前由于工作在身，我又是一个同时只能做一件事的人，因此迟迟未能动笔。2012年春节，我和妻退掉了到深圳过年的机票，就是为了寻找一段安静的精力集中的时间重续此书。
首先要写的是后来六年的事情，这六年的经历与工作遭遇同样具有故事性。
把这一部分补写出来，24年的企业历程就完整了。
然后是把原来的书稿翻出来，从头到尾串一遍。这是一件枯燥而艰苦的劳动。你不得不将眼底出现的字、词、标点、句子、段落、时间、人物、事件的错谬，一一修正。个别处又把想起的一些内容加以补缀。看到自己曾经把存在这么多错误的书奉献于读者，真的感到汗颜。即便如此，是否仍然存在错误与瑕疵，实在难以保证。
书的“引子”部分是这次重写的；华为部分的第二章《千里走单骑》加了一节“与任正非相处之趣”；利德华福部分的第五章《三大战役》加了两节“平息两场官司”和“转变中的2003”；第七章《文化再造》加了一节“环境与氛围”；第八章《折翼》完全改写了一节“悲剧可以避免吗？”；其他章节还加了一些小标题，以便使内容脉络更清晰一些。
后六年补写的部分与前面已经出版的18年部分，虽然在时间和事件的进程上是接续的，但在叙述上仍会有明显的断裂，甚至在叙述的语言风格上也有所不同，这一点读者一定会发现到。毕竟过去了六年，再次续写，前后观照统一比较困难，这种客观情况希望读者理解并体谅。
续写的部分基本是在2012年春节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一气呵成的。文字上的平淡如水是必然的，我深知自己的文学造诣之低劣。这些东西如果是其他人或者由枪手来写，一定会更具可读性。关于此，金风的老同事王进的话给了我鼓舞：读李总的文章虽有白开水之感，想一想白开水恰恰是人一辈子最需要的。于是释然。
在金风期间经常与我讨论和交流企业管理、问题看法的干部众多，大都坦率而真诚，他们是武钢、郭健、彭成武、王进、郑成江、陈晨、胡江、李飞、刘万平、杨华、张斌、刘河、刘向东、倪万春、孙志勇等，我从他们的身上获益良多。
由于篇幅的原因，有的内容被我简化了，“莫名的逃亡”一章，我曾准备把它写成单独的一本书；对金风公司的评价，我只写了一章《金风与它的领导人》
是远远不够的。
对于涉及的人物和可能失密的数字我大致作了一些处理，有的人我连名字都省了。但故事的真实又难免让一些人读出一个“我”来，至于哪句话中听不中听，哪件事有所出入，毕竟是站在我的角度，呈现在我眼前的基本如此或大致记得如此。当然，即使见到的也有并非真实的，不然这个世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误解与冲突。
回顾下海后的24年，我经历过诸多企业，基本是以管理者的身份，是否职业连我自己也不敢确认。有人说我功成名就，也有说我点石成金。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做好任何一件事，我所花费的心力无以量计。功名利禄都谈不上，没有白活是我唯一的收获。
本书最初的编辑与整理是王娅舒女士，她给我当过三年的秘书，其计算机的熟练和对我文字的熟悉，无出其右者。我在金风期间几乎每年印刷一册的文集，包括大部头的《关于三个企业的思考》都出自她的手。感谢她三年来在工作、生活与文稿的编辑整理上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协助。
陪伴我写作的是可爱的小狗巴波斯，只要我爬到阁楼上写作，它总要跟上来，蹲在矮椅上，前爪搭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我。有时候半夜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怕忘记了，披衣而起，它也一定陪着起来。每当写过一两个小时，它就会过来挠我的裤子，提醒我下楼休息。最有趣的是一天晚上，写得久了一点，它居然爬上桌子，趴到我的书上，进而把整本书全给压住了。它虽然不会说话，但却会提醒我该歇歇了，它的忠诚与懂事让我倍感温暖。
我把自己日常工作中写的文章选出四篇放在《附录》中，仅仅是对工作过的四个主要企业——四通、华为、利德华福和金风科技的部分思考。2012年初，《变频器世界》杂志专门为我开辟了一个专栏——真知“琢”见，每一期选登一篇我写的“大字报”，说明这些“大字报”还有一些意义。
武钢给我退休的答复本是一份邮件，我把它登在这里（有删节），文中对我的评价“其实难符”，但好听的话、哪怕过分的话总要好过难听的话、否定的话，特别在退休的时候。谁也无法免俗。
根据老朋友臧云鹏的提议，我又将一些读者朋友看过之后可能会提到的一些问题作了一些解答，以使读者有一个尽量全面的认识，同时也想增加书的生动性。
当然，还要感谢妻在2011年里长达八个月装修的成果，那个房顶装出来的雅致整洁的小阁楼，格外增加了我写作的欲望。明亮，安静，适于回想和思考。
断断续续的修改历时两年。其中与我共事二十余年的王植柄曾从头到尾看过书稿，并费时良多地帮我修改过字句、标点以及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我还请自己的女儿以读者的身份提过看法和意见。
出版前还听取了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魏炜教授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通过他转达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我也都认真核实与思考，并作了适当的修改。
有人曾对于一些章节内容以及一些人的名字提出建议，认为比较敏感，还是删节或不写为好。若按他们的建议不仅读起来很别扭，也有违历史真实。
在请人核实先行公司关于高压变频器专利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份专利1993年核准后，1995年因没有缴年费而中止。若真的如此，因此而发生的一些纠纷就成了一桩不折不扣的笑谈。
感谢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所有与我同学、同事的人们，以及与我交往过的所有的人们，无论如何，你们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你们的各种方式的活动和参与，很难形成本书的内容。
本书在我退休后两年得以出版，出版社的任小平编辑做了难以量计的工作。
仅书的名字就让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最终将《一路直行——我的企业理想》
送到您的手中，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
写完书，就像完成了一项非做不可的作业，觉得生命又活了一次。
记得60岁生日的时候，我曾以这样一首诗概括自己：
任事勇毅做人简，虎跃龙腾从心愿。
只识认真两个字，信任于我大似天。
小处着手大着眼，唯恐枉活天地间。
从容细数六十载，豪情挥洒无愧颜。
我还想用自己在《关于三个企业的思考》里的一段话放在本书的结尾：“企业是多数人一生的重要舞台，如何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贡献于企业，是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人们工作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我倒觉得，莫不如把工作当作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啊，人生真的美好！”
李玉琢
2014年2月12日
于翠湖家中阁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