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不是神宗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神宗想做事，只能选这个人。但就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法立即得到信任和权力。神宗不是个一般的人，这个20岁的青年，远不是大家印象里那个凡事急于求成，做事毛毛燥燥的毛头小子，他谨慎得可怕。甚至可以说，变法之所以会有后来的结果，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他的“谨慎”。他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亲自对话，二是向大臣咨询。历史里留下了很多的对话，比如神宗问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让他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神宗摇了摇头，没再问为什么。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这两人有过节。韩琦在庆历新政后被下放到杨州，王安石是他的手下。很多次大清早的，他发现王安石上班迟到，衣衫不整，连脸都没洗。出于爱护，他某次和颜乐色（从容）地说，年青人，有空要多读书，不要荒废了光阴。王安石什么都没说，默默退了出来。他清楚，韩琦是误会了，以为他寻欢作乐，通宵达旦。但他不解释，“韩公非知我者。”这是他当时留下来的话。
在之后，韩琦当然知道了王安石勤奋好学，想收为门下学生。按说两人相差近20岁，隔了整一代人，以韩琦当年名满天下，这是王安石的殊荣。可他拒绝了。非知我者也，怎么可以朝夕相处？说得高傲自负，其实内里很简单，就是一个槽子栓不了两头叫驴，都是一样的狠人，谁也不服谁。接下来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内容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气量狭窄，只可做具体工作负责人，绝对当不了大领导。关于王安石的气量，我们在下面涉及到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另一方面，神宗和王安石进行了好多次的单独对话。比如两人初见面时，神宗问，怎样治理天下？王安石答了四个字：“择术为先。”“唐太宗如何？”“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学者没学会，才以为高不可及。”“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这是互相谈理想。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帝王那儿，让年青的皇帝惊喜交集。下面一段看似模糊，其实比理想更重要，它涉及到了实施阶段。
神宗说，“李世民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啊。”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至于魏征和诸葛亮，在有道之士看来都不值一提。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者所在多有，只看您的真诚到了哪个程度。不然，就算有那些贤臣，也会被小人蒙蔽，离您而去。”“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神宗不同意。“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再杀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枉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这是王安石在要求工作环境，神宗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并且除掉所谓的四凶，他才能放手工作，大展才华。再接下来发生了那次熙宁变法前最著名的辩论。它起源于一次河朔地区的大水灾，当时曾公亮提议，眼下财政紧张，全力救灾。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就都省了吧。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完全相反。司马光赞同，节俭从官员开始，这很好。
王安石反对，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形象工程。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根本就不配做宰相。何况现在国用不足，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司马光摇头，常衮减少俸禄，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王安石讲得不对。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就算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神宗的眼睛亮了，可司马光却不信邪，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他立即就指出来：“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就会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王安石非常平静，他下面说的这句话，如果真的做到了，他就是从古至宋，乃至于满清，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可以不加税率，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神宗激动了，司马光愤怒了。
王安石这句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有他在场，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司马光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只有那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那比加赋更恶劣，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后果低劣不堪，当谁不知道吗？”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可也结束了。史书里，注意，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神宗实录》里，没有王安石的回答。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和事情的重要性，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绝对不会！但就是没有了……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他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自相矛盾，还是和稀泥？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不一一赘述，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首先，司马光的“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这乍一看非常有理，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王安石的“不加赋而国用足”简直就是变戏法，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
讨论王安石，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抛开“道德”，就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叫“增值”。以政府做商号，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产生更高的税值。说得复杂，其实就一句话，像小商贩，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赚大钱。由此可以分析出，王安石更加高明，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出现，他都超出时代了，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这一方面是被他的“戏法”所引诱，不加赋而国用足耶！多诱人。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神宗问唐介，王安石当宰相怎样？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到底哪点不达标？唐介回答，王安石很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让天下不得安宁。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不晓世务，你怎么看？王安石说，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
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他们迂阔蠢笨，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经术无用。到这里为止，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下面的才是重点。神宗再问，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变风俗，立法度，当前最大的急务！”谈话结束，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请问，这是咋搞的？变风俗，立法度，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魔力超级大，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那就是光耀后世，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翻历史书吧，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没办法，法家讲究实效，所以能创世。儒家教人守礼，让既得利益者喜欢。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外儒内法”的。
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在治平二年，还是颖王时，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韩非子》，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检查有没有错处。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哪怕对方是皇子，也撇着嘴冷笑一声。“韩非险薄，无足观。”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仁义道德啊，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笑了笑，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并不是喜欢它。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一切必须达到，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同时纯洁到天真。不对，王安石很会耍花招。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变风俗”，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立法度”，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治国”，从来都鄙视“术”。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