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个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一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稍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为什么要拿起来烫手？于是多年以来，只要乱子不大，宋朝所有的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根本不用怕出身低，强盗这种职业，才是人有多大胆，能抢多少钱！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的一次，是由宋初时名将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九十处。
看着数量很大，战果却半点都不辉煌。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九十个小村子，平均来说，每个村不会超过100人。可不要以为这是潘美的孙子也退化了，事实上派谁去都这样。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开打的问题。官兵来了蛮族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在一千年前，抗日战争时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就都懂了。熙宁五年七月份之前，摆在王安石办公桌的文件很有诱惑力。据当地内线说，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南北江（今湖北沅陵）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的蛮人都在向往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这个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的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七月左右，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以宋朝从糜烂到争吵的官场，以各种战争临时动员法一样的新法争集到的钱财，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之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的安危兴亡。但他决定了，一切细节都服从于最初的决策。
既然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到了军费，就必须要尽快地打赢战争。这样才会顺利地把前面提到的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实现。为此，他派去了自己的亲信章惇。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荆南，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情况对头，顺势就把人拉回来。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一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蛮族人也是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帐东西。砍完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来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消息传进了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
章惇，虽然让你带去了兵，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疑奇扰命）。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是一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戒惇勿轻动）。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个人有多强硬，有多敢干，放在整个三百年的宋史里，都首屈一指。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罗嗦，这些蛮人在别人的眼里是牛皮筋，在章惇的眼里就是块牛皮糖，不过就是难啃点，但仍然很甜！历史将会证明，当章惇发火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是苏轼也好，是司马光也好，甚至是宋神宗也好，神宗的妈、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但是也别存下个念头，比如章惇就是头野牛，遇谁撞谁，蛮不讲理。不是，他做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眼光独到，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比如这一次，朝廷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同意他蛮干，可他就是杀过去了。理由抛开蛮人内部仍然混乱之外，他抱定了一个大宗旨——敌人杀了朝廷命官，不管该命官是不是格外操蛋，这是对政府的挑衅。
本来对宋朝就一直不服，这样局面再不处理，以后的摊子会乱到没法收拾！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外，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逻辑虽然很混帐，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
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辞职不干了。于是年青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份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己经没人手。
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己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这样在仇氏死时，己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仁宗的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名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它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
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摩尼。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也未曾相识。”“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年青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
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多么好的同志啊！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