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把企业体制改革即所有制体制改革作为关键，并把赋予企业以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投资主体，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市场，使市场完善起来，那么在投资主体明确和市场逐渐完善的基础上，最后必将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也就顺理成章。由此可见，在非均衡经济之中，不从妨碍市场完善和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的根源上着手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是不从先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企业)方面着手以导致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而试图一开始就建立市场，放开价格，那么恰恰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如果那样做，不但只会造成无休止的物价上涨，只会使商品比价依然处于不正常状态，而且由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不存在，市场还是不可能完善，价格信号仍然是扭曲的，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依旧是可望而不可即。根据非均衡分析，所得出的必然是这样一个结论。
2.资源配置失调与社会主义
经济中“滞胀”的可能性
一、社会主义经济中“滞”与“胀”的根源
“滞”是指经济停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并停留在低水平上。“胀”是指通货膨胀，其表现形式主要是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滞胀”是指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滞”与“胀”既有可能单独出现，也有可能一起出现。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作了论述。参看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 297～298页。问题是，造成社会主义经济中“滞”、“胀”与“滞胀”的根源何在？能不能把这些情况简单地看成是由于政府工作失误或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而带来的后果呢？从前面对于经济的非均衡分析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给予资源配置的影响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无论是“滞”、“胀”还是“滞胀”都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如果说政府工作失误或偶然事件的干扰多少与此有关的话，那么这只是加剧它们或诱发它们的因素而已。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非均衡的经济，在运行过程中，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都有可能发生，总量失衡表现为由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不一致而导致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结构性失衡表现为由于关键性产品需求与供给的不一致而导致的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这样，“滞”或“胀”或者由于总量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结构方面的原因而单独出现。如果总量失衡与结构性失衡同时发生，那么就可能有下述四种不同的表现：
1由总量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滞”和由结构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滞”；
2由总量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胀”和由结构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胀”；
3由总量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滞”和由结构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胀”；
4由总量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胀”和由结构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滞”；
上述第一、二种表现仍属于单独出现的“滞”或“胀”，而第三、四种表现则是“滞”与“胀”的同时发生，即“滞胀”。应当说，这四种表现，在非均衡经济中都是可能出现的。在传统经济体制之下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对这些情况的发生可能较易于理解。那么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假定建立了新经济体制，是不是就不可能发生“滞”、“胀”与“滞胀”了呢？并非如此。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在新的经济体制之下，企业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市场已趋向于完善或比较完善，价格信号也能够正常地发挥其调节供给与需求的作用了，但只要继续存在着资源约束(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存在需求约束)，那么，新经济体制之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非均衡经济，或者说，是一种非均衡程度较轻的经济。即使如此，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滞”、“胀”或“滞胀”，仍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表明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滞”、“胀”或“滞胀”的根源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非均衡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那么，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原因又何在呢？这就必须从经济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协调谈起。
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况。这并不仅仅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有关。假定建立了新经济体制，那么由于企业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行为是分散的，企业和个人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意图进行经济决策，它们的活动不可能自发地同国民经济运行处于相互适应之中，由此，仍会产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协调。具体地说，在新的经济体制之下，企业会根据自己的价格预期、利息率预期或对于市场供求状况的预期，调整自己的存货水平和资金借入量的行为。这些行为将影响市场商品的可供量和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价格预期、利息率预期或对于市场供求状况的预期，调整自己的消费品存量、现金持有额和资产形式的行为。这些行为将影响市场商品的供求和资金的供求。从企业和个人行为的调整可以了解到，市场存货数量的波动必将导致经济中出现不正常的市场存货或流通中过多的货币量，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可见，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不协调，以及由于这种不协调而导致的总量失衡、结构性失衡(这些失衡以“滞”、“胀”或“滞胀”等形式表现出来)，不会因新经济体制的建立而不再存在。只是在新经济体制之下，一旦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出现不协调的时候，经济本身所具有的使这种不协调趋于缓和的力量要比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易于发挥作用，通过政府调节来消除或缓解这种不协调现象的效果也比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大得多。如果说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都会出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不协调，都会发生总量失衡、结构失衡及其表现形式“滞”、“胀”或“滞胀”的话，那么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这种不协调和失衡不仅要比新经济体制之下远为严重，而且在使这种不协调转变为比较协调的过程中，经济本身为之付出的代价也远为巨大。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过程概括在从宏、微观经济的不协调到比较协调，再从比较协调到新的不协调的过程的话，那么与新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相比，在传统经济体制和双轨经济体制之下，从宏、微观经济的不协调到比较协调所需要的时间较长，遇到的障碍较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较大，而从宏、微观经济的比较协调到新的不协调之间的时间较短，即新的不协调可能很快就产生。
现在，把问题再回到非均衡经济方面。可以明确地指出，假定社会主义经济真的是像瓦尔拉所描述的那种均衡经济的话，超额需求或超额供给就都不存在。总量失衡或结构失衡也不可能出现，宏、微观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就不会发生，于是“滞”、“胀”、“滞胀”之类的现象也都没有存在的可能了。但瓦尔拉所描述的那种均衡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经济中实际存在的是非均衡状态。既然如此，那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失衡和宏、微观经济的不协调是来自非均衡的经济运行，而主要不是政府工作失误或偶然事件干扰的结果。
三、“滞胀”与资源配置失调
社会主义经济中出现的经济停滞或通货膨胀都反映了资源配置的失调。经济停滞反映资源配置失调，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必然发生资源的严重闲置。这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生产设备的闲置，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以及原材料的积压；在流通过程中，表现为已经制成的产品的滞销，表现为市场上出现超正常的存货。当然，关键性产品(如燃料和动力、重要的原材料、重要的设备、运输部门提供的劳务等)的严重短缺也可能导致经济停滞，但这同样是资源配置失调的反映。这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失调主要以产业结构的畸形等形式出现，即由于产业结构畸形引起资源配置失调，引起关键性产品的严重短缺，最终导致经济停滞。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中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同资源配置失调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说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一样，也是资源配置失调的反映呢？这可以从三种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着手分析。
1由于社会总需求过大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即通常所说的需求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
需求之所以过大，或者是由于投资规模膨胀，或者是由于消费支出增长过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需求大大超过供给，这是与资源配置失调有关的，因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企业、个人或政府)把过多的资源投入到不应当投入这样众多资源的领域中了。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量过大只是一种现象，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由于资源配置失调所造成的投资过多或消费支出增长过快。
2由于成本上升过大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即通常所说的成本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
成本上升幅度之所以过大，归根到底，由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过大所决定。生产要素价格之所以上涨过大，则又是由于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过猛以及生产要素供给的严重不足。就生产要素供给的严重不足而言，这或者是由于产业结构的畸形，或者是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受到限制，或者是由于用于提供生产要素的部门的资源投入严重不足，总之，这一切全都与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有关。
3由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协调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即通常所说的结构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
关于这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可以从关键性产品的供不应求找到答案，这就是：某些关键性产品的需求过大和供给严重不足，使得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使得货币流通量增加，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至于关键性产品为什么会供不应求，仍然与资源配置的失调以及由此引起的产品结构失调、产业结构失调等等联系在一起。
由此看来，三类通货膨胀中的任何一类通货膨胀都与资源配置失调有联系。这样，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并存都可以被看成是资源配置失调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研究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滞”、“胀”或“滞胀”等现象的产生都和资源配置失调有关，因此在研究时，必须致力于探求消除资源配置失调，使资源配置趋于比较合理和合理的途径，以克服经济中的“滞”、“胀”或“滞胀”现象。
四、“滞胀”的可能性与“滞胀”的防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