畀愚
1991年底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在一夜之间解体为十五个独立的国家，但我一点都没觉得奇怪。我只是感到高兴。我的客户从原来的一个国家，一下变成了十五个。
早在那年冬天来临前，我就是中苏边境上的常客。跟来自全国各地的生意人一样，我们聚集在一个叫黑河的地方。从地图上看，那是中国北端的一座小城，在小兴安岭与黑龙江的夹缝之间，与俄罗斯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隔江相望。那里蓝天碧野，四季分明，却常常是夏天还没结束，冬天就已经到来。然而，没有一个生意人会畏惧严寒。生意像燎原之火一样让这座小城每天都热气腾腾的，到处是操着俄语的中国人与说中文的苏联人，还有谁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的蒙古人。世界从没像当时那样地混乱而有序。我们用火车、汽车、马车与人力车，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运到这里，卖给那些整天嘴里喷着酒气的苏联人，再把他们的卢布兑换成人民币。
每年的九月一过，黑龙江上就开始结起厚厚的冰层，那是老天爷在为走私者们搭桥铺路。漆黑的深夜有时也被北极光与探照灯照得雪亮，辽阔的江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通道。我们穿过冰面讨价还价，在两岸边防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间握手成交。那时候，我已经不光是女式内衣的代理商。自从来到黑河，我把经营扩展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只要江对面的苏联人用得着，这些东西过不了几天就会出现在我的货单上。我曾经用两辆拖拉机的腈纶衫与人造革大衣，外加一箱二锅头，从一个苏联人手里换了一卡车的望远镜、自行车、收音机与钢精锅，连同他那辆军用卡车，刚驶出黑龙江的省道，它们就被抢购一空。
等到那个苏联人再次开着一辆军用卡车过境时，我们已经成为朋友。这个满脸长着棕色胡子的中年人，身材粗壮，性格温和，曾经当过铁路工人、边防军与人民教师，现在是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的黑市商人。他喜欢喝酒、唱歌与女人，可我却怎么也记不完整他的名字。他有个长得一口气都念不完的姓名，据说是把他父亲、祖父与曾祖父的名字都放在了里面。为此，我对他说，我得把你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这样才不会忘记。
你可以叫我伊万。他笑着说，朋友们都叫我伊万。
在认识娜拉塔莎之前，伊万是我见过的中文说得最好的苏联人，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情的男人。自从见过我的房东，他便对这个寡居多年的中国女人一往情深，常常在夜里穿越边境，除了睡觉，更是为了让她不再忍受寂寞的煎熬。
我的房东同样是个感情充沛的女人，在她不到四十岁的生命里已经有过三任丈夫。春天过后，黑河的山野间开满了映山红，让这个女人的心也像这些盛开的花。她常常会在夜里离开屋子，去江边的花丛中等候为她偷渡而来的异国情人，然后就在花丛中野合，像那些急切的恋人们那样，再带着一身的花粉与草屑回来。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女人的炕上喝酒，吃她做的小鸡炖蘑菇，抽着伊万那种呛得要命的苏联烟。
有一次，在应邀跟他们一起喝酒时，伊万搂着那女人问我为什么从来没见我找过女人，是不是不喜欢女人。我说我是个南方人，我受不了一年只洗几次澡的女人。伊万在听明白后，发出粗野的大笑。他笑着建议我应该找一个他们苏联的姑娘。他说，我们俄罗斯的姑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女人？
伊万愣了愣，扭头看着那女人，说，为了爱情。
这话一下就让我变得有点感伤，回到房里，躺在冰凉的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了。我在那天夜里，又一次开始想念起那些我经历过的女人。
一个男人的口袋里有多少钱，身边就会有多少女人。这是余乐声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个有点神秘的小个子男人，在当了六年的业务科长后忽然辞职，自己开了一家更大的内衣厂，除了生产胸罩与三角裤，他还把产品扩大到了浴衣、袜子、手套、毛巾与毛巾被。没有人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大一笔资金。他把我们这些原先的代理商全部请到广州，召开了一场规模庞大的订货会。余乐声在会上给每人发一份合同，并且说只要我们把名字签上去，就是他的代理商了，为此他愿意把返利提高两成。等到我们签好合同，他有点激动，跟我们一个个握手时，不停地说为了这一天，他已整整等了十年。
此后，每次来到广州他招待我的不光是酒菜，有时还有女人。这些女人通常是商店里的营业员，他厂里的女工，而更多的是做那种生意的。余乐声在这方面是个老手，他能站在1989年的广州大街上一眼就看出来，路过的女人中哪个是干这行的。开始时我一直以为那是吹牛，一直到一次酒后，他当场把我拉到一个公用电话亭前，等里面的女人打完电话出来，他笑着说，小姐啦，陪陪我香港来的朋友啦。
那个烫着爆炸头的女人没有看他，而是将信将疑地打量着我，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你是香港人？你付港币吗？
我相信，余乐声只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需求，就一定会有供给。那天，他站在街头大言不惭地说，做生意嘛，管它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黑河就是这么一个生意人的地方，而我更喜欢江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那些俄罗斯姑娘。她们金发碧眼，长腿细腰，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们热情似火，让我每次一见她们，都会回想起以前看过的黄色录像。但我不像伊万，我绝不会为了找女人睡觉去穿越边境。我过境只是为了生意，然后才抽空找她们睡一觉，虽然那时跟对岸的边防军已经相当熟悉了。为了生意，我们会隔三差五轮流请那些士兵喝酒，送他们那种好看而不实用的小玩意儿，为此我还差点送了性命，就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一家小酒吧里。
那天喝多的是个年轻的苏军中尉，他拉住我，掏出腰里的手枪非要卖给我。我说我可以给你钱，但我不能要你的枪。年轻的中尉显然也是个生意人，收了钱后一次又一次地把手枪往我怀里塞。最后，我只能把手枪放在桌上，说，这玩意儿会让我回去坐牢的。
中尉不耐烦了，一把抓住我，把我的脑袋摁在桌上，用那把手枪顶着，又对着整个酒吧里的人喊：那我就在你坐牢前枪毙你。
所有的人都被吓着了，而我在那刻真的以为会死在这个叫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地方。
阻止中尉的人是娜拉塔莎。她起身绕过桌子，就像情人那样挽住他握着手枪的那条胳膊，在他耳边温柔而果断地说，走吧。
中尉瞪着一双醉眼看了她好一会儿，点了点头，收起枪，抓过桌上的半瓶酒，在她搀扶下摇摇晃晃地出了酒吧。
大家都松了口气，有人高举起酒杯，起哄似的说，为了友谊干杯。
娜拉塔莎很快回来，重新在我身边坐下，请我原谅那个中尉，他的心情不好，他要退伍了，他的前途一片迷茫。说完这些，娜拉塔莎长长吐出一口气，又说，现在苏联人的心情都不好。
那我们喝酒。我说着，伸手搂住她的肩膀，把一杯酒递到她唇边，看着她一口干掉后，却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酒吧里到处弥漫着一股醉生梦死的气息。
娜拉塔莎是我每次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都要雇用的俄语翻译，尽管我在黑河待了不到半年，就已学会了一口连说带比画的俄语。自从中苏边境开始贸易，无数会讲中文与不会讲中文的少女从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到这座边境小城。她们为商人们充当翻译，更多的是陪他们睡觉，但娜拉塔莎不是这样的人。她是来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寻找她的未婚夫的。就在两个人准备结婚时，她的未婚夫为了一份体面的嫁妆来到这里，从此杳无音信。
我在客户的饭桌上第一眼见到娜拉塔莎时，把她当成了布拉戈维申斯克街头的姑娘。她在大衣里面穿了件黑色的紧身毛衣，隔着长条桌都能嗅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可当我注视她那双蓝灰色的眼睛时，发现她的脸更像那些摆在橱窗里的洋娃娃。
那天是苏联人的送冬节，是他们为了迎接春天的狂欢之日。窗外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载歌载舞欢呼而过的人群，我们的宴席从傍晚持续到了深夜。
我把喷着酒气的嘴凑到客户的耳边，说，今晚我要把她带走。
我那肥胖的客户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眼娜拉塔莎，然后摇着他那颗硕大无比的脑袋，说，不行，人家是个好姑娘。
我笑着说，是好姑娘那我就娶了她。
但是，娜拉塔莎拒绝了我。就在宴席散后，大家高唱着俄罗斯民谣来到街上，醉醺醺地加入欢舞的人群时，我像个嫖客那样用俄语对她说，我们走吧。娜拉塔莎睁大她那双蓝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就像从没见过我这个人那样。于是，我笑着又说，如果你不收留我，今晚我会冻死在大街上。
娜拉塔莎总算笑了。她笑着指了指街边几个看热闹的女孩子，说她们才是我要找的姑娘。说完，随手拉住一个饭店出来的胖大嫂，与她一起唱着歌加入到欢舞的人群中。
我裹紧大衣，一直看到这群人与他们的歌舞远去。这是个没有风也没有下雪的喧哗之夜，路灯下，寒冷却是那么地痛彻骨髓。我不敢在街头久留，就随便去找了个女人，连价钱都没谈就跟去她家里。这是我惯用的方法，每次只要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过夜，我都会这样做。因为，我没有护照，也没有签证，口袋里除了钱，就剩下广州街头买来的那张假身份证，虽然上面的照片、姓名、籍贯、出生年月与家庭住址都是真实的，可这是在苏联的境内。这里的警察跟国内的警察一样，他们也会在半夜里敲开宾馆的房门，检查你的证件，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睡在那些女人的床上，远比开一间客房要便宜。
第二天，我从客户那里要来娜拉塔莎的住址就找去了。那是一幢陈旧小楼里最顶层的一间，墙上挂满了原来主人家的照片，地毯似乎比这房子还要古老，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好在屋里的暖气很充足，有种扑面而来的温暖感。
娜拉塔莎惊诧地看着我，一脸不知道怎么招呼的表情。我笑着说，我来雇你当我的翻译。
娜拉塔莎淡淡地说，你用不着翻译。
谈生意跟聊天是两回事。我认真地说，我怕让你们苏联人骗了。那你去找个中国人当你的翻译。
可她们都没你长得漂亮。我只是个翻译。
我要的就是翻译。
娜拉塔莎成为我的翻译后，我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更多了，不仅是因为她，还因为生意。伊万的胆子越来越大，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有一批全苏联最好的钢板。可等他带着我跟娜拉塔莎赶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北郊的一间仓库，我们看到的是一辆锈迹斑驳的苏制坦克。伊万说这是T34，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比美国的谢尔曼坦克与德国的虎式坦克都要好。
我说，可我不是军火贩子。
伊万笑着让我尽管放心，他不光有合法的手续，还有门路。我当然明白，我将由一个日用品商人摇身变成一个军用钢材贩子。
离开那间仓库后，在车里，一直沉默不语的娜拉塔莎忽然说，你们不是生意人，你们是两条蛀虫。
我跟伊万都愣了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都明白她说的意思。临别之际，伊万把我拉到一边，提醒我要当心这个女人。他说，别让爱情毁了生意。
但娜拉塔莎绝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更多时候她只是个漂亮而不幸的姑娘，从小就让母亲逼着学习中文。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把女儿当成了自己，为的就是有一天要去中国，去寻找她那个从无音信的初恋情人。
娜拉塔莎的母亲曾经是莫斯科大学航天机械系的高才生，刚毕业就被安排来到中国，给他们的援华专家充当助手。她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也把初恋留给了实验室里的一位中国小伙子。1960年，当最后一批苏联专家准备撤离时，天真的姑娘勇敢地上书他们的总书记，请求永远留在中国。她在那封信中写道：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苏中人民的友谊必将长存。可是，信还没寄到他们的莫斯科，两名大使馆的士兵已把她押上回国的飞机，在监狱里被关押整整十年后才得以获释。
这个痴情的女人一生没有嫁人，思念已让她在大部分时间里变得神志不清，常常会把任何一个男人当做初恋情人。因此，娜拉塔莎根本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也许是莫斯科街头的醉汉，也许是哪个邮递员、出租车司机或者是送奶工。娜拉塔莎告诉我这种事在苏联并不稀奇，在她的国家里有许多母亲一生都不会有丈夫。
我问她：为什么？
你不知道吗？她说，我们国家男女的比例是四比六。
说这些话时，我们坐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江边的一家咖啡馆里。娜拉塔莎说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开始长久地望着对岸黑河城的街景，那双灰蓝的眼睛在暮色中清澈而迷茫。
现在，我跟伊万除了是朋友还是亲密无间的合伙人。我们把所有的钱集中在一起，共担风险也平分利益——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负责把那些“世界上最好的坦克”切割成钢板，再运过黑龙江，由我销往全国各地的炼钢厂。但是只要一有空，我就会越过边境去雇用娜拉塔莎，哪怕让她陪着我看电影、逛商店，给她买任何我觉得能让她高兴的东西。我们几乎逛遍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酒吧与咖啡馆。我想，我虽然不能用金钱来占有她的身体，至少可以用来占有她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