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这些话统统成不合时宜的了，我一时手忙脚乱，胡乱捡了一个问题，问他：“你是做什么的？”
他愣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我在问他，于是回答我：“在市三交响乐团工作。”
就像在报纸上看见刘蓉蓉新连载的时候一样，他的回答让我耳鸣了。“我是吹圆号的。”他接着介绍自己。
我就笑起来。
他被我笑得莫名其妙，问我：“怎么啦？”
“没事，没事。”任凭自己被他打量，我摇头忍住了笑。
他一定没有办法理解我笑的原因，可能还认为是悲伤过度所致，但并非如此。我笑是因为刘蓉蓉的确就像一只愚蠢的仓鼠，把一切真实都摆入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也使得我终于在《追回记忆的圆号手》中寻得了一丝安慰：她写到的那个圆号手，那个和“我”一夜情的圆号手，寻找一个和“我”有着相似面孔的旧日情人，原来就是眼前的男人。
“你以前是不是长头发？”我试探着问了一句。“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些惊讶。
我终于笑出了声，他可能并不看刘蓉蓉的小说，或者不爱，或者没有时间，所以他失去了那个机会，看见她就那样粗鲁而端正地把他摆在了报纸上，相貌、职业、身份，他们之间可能发生和曾经发生的事情，一件不落——我回忆故事中对圆号手形象的描述，发现俨然就是同一个人。
我停不下来，笑声好像让自己拥有了生命力，蹿出我虚弱的身体，填满了整个空间。
“你笑什么？”周云涛问我，他的声音有些恼怒。
我赶紧努力克制住了，正色道：“没有，我想到了蓉蓉小时候的事。”“哦？什么事？”他成功地被我转移了注意力。
于是我不得不拿出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来讲给他听，努力搜肠刮肚，想出一个恰当的事件，以解释自己刚刚的失态。
我就给他讲了一次考试，刘蓉蓉因为没有时间规规矩矩写出命题作文，就写了一篇马屁文章，叫《我爱你，张老师》——把她刚刚师范毕业的女老师吹捧得云里雾里，感动不已，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这篇作文。她因此逃过一劫，还从此获得了“会写作文”的美誉。
这个故事我对人讲过好多次，那个时候她才刚刚发表一些故事，我就拿给身边所有的人看，并且说到这个故事，说她天生就是个编故事的——因此，对故事的起承转合，细节描述，我都已经熟能生巧，把周云涛逗得大笑起来。
我们两个一起笑了一阵，直到客厅里重新安静下来，他说：“蓉蓉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
他就这样给了她如此美誉。因为她的去世，我那喜怒无常、见异思迁、翻脸不认人的表妹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表扬。
因为她的去世，我们许多人都不得不开始怀念她，梳理我们的回忆，或者做出怀念她的样子，假装忘记自己和她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多么久。在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激烈地争吵，多么怨恨地诅咒对方，多么愤愤地发誓永生再也不要相见。
但是这些事件终于过去了，它们成了回忆，就失去了色彩、情绪，死亡这把筛子留住坏的尘埃，落下了好的，好像这就是组成我们躯体的全部成分那样。
“那是吹给过去听的声音啊。”——在《声音乐团》的第一章中，指挥家就是这样形容的。
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主题自然是刘蓉蓉，内容都是一些欢乐的事情，周云涛不时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笑的时候非常爽朗，有一股超人的感染力。我们喝了橙汁，他又从厨房找出了些巧克力曲奇，正当我不知道这对话应该如何结束的时候，他的电话响起来了。
我听到是个女人的声音。周云涛站起来去厨房接电话，他压低着声音说话，但我还是听到他“嗯”了很多声，然后说：“我马上就回来了。”
他走出来，我有一瞬间好像被一个陌生男人击中了一样。
他找回自己的神色，对我说：“那，我走了，姐姐，你忙吧。”
我送他走了。屋子里忽然冷清得吓人，我呆坐了一会儿，按开了CD播放机——那是一套小音响，是刘蓉蓉上高中那年我的母亲送给她的，母亲听我说她一直想要一个那样的可以放音乐的东西，就买了一套送过去给她。刘蓉蓉乐得抱着母亲亲了又亲，姑妈则是黑着脸冷冷地看着她们，然后一摔门出去了。我们站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家徒四壁，面面相觑，母亲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谁知道刘蓉蓉就此露出灿烂的笑容，跟我母亲说：“舅妈！这下解放了！她终于走了！”——回家路上，母亲和我都对刘蓉蓉那句话感慨良多，因此，这件事被我一直记了下来，而那套音响也被她留到现在。
CD转动起来，响起的居然是一曲激昂又鬼魅的交响乐，又活脱脱把我再吓了一次，我按了停止把CD拿出来看，发现是马勒的第二交响曲。
这就是刘蓉蓉在她的小说中所提到的，指挥家要用来唤醒兽的曲子，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叫做“复活”。
故事里的指挥家相信只要演奏一次这曲子，兽就会重新鸣叫起来——在小说的世界中，如此缺乏逻辑的理论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并且承认了，故事就是故事，在故事里，小说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她说：“演奏马勒二交，巨兽就会重新鸣叫。”——于是就成了真的。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显然不是这样，在刘蓉蓉死去以后，即使我在她房间中播放出这雄浑的音乐，兽也不会重新鸣叫，在永安城失去的一切也不会再回来了。
我换了一张轻快的流行CD，开始在她房间中无目的地翻动东西，人一死去，就好像失去了隐私权，刘蓉蓉赤身裸体死在重症监护室，给她穿寿衣的护工们对我要给她戴上文胸的要求置之不理。
我一边翻，一边忍不住责怪刘蓉蓉的怪癖，这么多年了，她依然不像正常人那样把小说写在电脑里，以便修改和保存，却迷恋使用稿纸——开始一整本，后来就东一张西一张，满天乱飞，什么地方都可能有——以前，好多次，她写完就睡，醒来却找不到昨天的某张纸，于是痛哭流涕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快过来帮她找，她每次都悔恨无比，说：“姐，我明天就去买电脑！明天就去！”但是和其他很多承诺一样，她一说过就忘记了。作为一个频繁而激烈地使用语言的人，那些充满感叹号、句号、问号的语言对她都失去了效用，终于成了流水，它们只会轻轻淌过她的身体，甚至不会留下痕迹。
我就像个古代的盗墓者，把对先人的恐惧以亵渎来消解，但我没有找到任何和《声音乐团》有关的稿件，反而在茶几下的抽屉里发现了半条没来得及抽的烟，五个打火机，七瓶没有吃完的陈香露白露，阻止我继续翻下去的是提包里忽然响起来的电话。
铃声甚为陌生，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到这是刘蓉蓉的电话——这手机是一个多星期以前我赶到医院时重症监护室的医生拿给我的，他们从她电话簿一堆乱七八糟的绰号、代号、暗号中只找到了一个可以拨打的亲属号码，那就是我的号码，刘蓉蓉把它规规矩矩存成了“姐姐”。
现在响起来的电话依然是这样，它在我手中像个不安分的亡灵那样颤动着，它的名字是“古斯塔夫”，我不知道谁是“古斯塔夫”，大概是刘蓉蓉在酒吧里打混的某一个朋友吧，人们都不好好告诉别人自己的真名了，而冠以各种断章取义的绰号，想必刘蓉蓉也有这样一个诨名，但现在，只有她自己才能解开这些暗号了，但是，作为一个死去之人，她不能解答问题，也不应该再接听电话。
电话本身可能也有所感触，它只是响了一小会儿，然后停止了。
我坐下来，发现自己居然出了冷汗。我把她的手机拿在手里，那是一款黑色的手机，从我们还亲密的时候她就用这手机，上面甚至只有黑白显色，绿色的背光。手机不但功能简陋，储存短信的上限更是只有五十条，之前我已经翻过了几次，短信已被她删得没剩几条，又因为发信人姓名难以解读，内容也变得毫无意义。
但是，我忽然发现了其中的一条短信——其实它之前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发件人的名字是“ZYT”，内容是：“你居然是这样的人！我恨你！”——日期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想来是她刻意保留下来的。
我当时就看见了那条短信，那两个感叹号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人向刘蓉蓉传达着恨意，这并不稀奇。和姑妈一样，她天生有招人愤恨的才华，她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巧言令色，而最终让我们变得疏远的，是我发现她的内心原来那么冰凉，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以及事物，都是那样冷漠、疏离、憎恨——现在，她的情人可能也发现了她的秘密。
她曾经是我们万福街上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坐在窗台上晃动少女洁白的腿，但她最终变成了一个令我毛骨悚然的怪物。于是，我们再也不见面，偶尔联系，直到现在她终于彻底离开了我的生活。
我本来毫不意外她会收到这样的短信，但现在，它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的发件人，ZYT，ZhouYunTao。刚才在我面前同我热情地回忆刘蓉蓉的男人。“蓉蓉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他说。
生活在万福街上的人们说一天只能发现一个秘密，他们说的时候是气定神闲的，因为秘密太多，来日方长——我说的时候却觉得终于有些疲惫，从刘蓉蓉坠地到她去世，然后直到此刻，我才终于独自坐了下来，静静的，没有亲戚、没有街坊、没有同事，更没有陌生人——只有我和她，我们面对面坐着，就像小时候我们一起做作业那样，但是我们耳边再也没有万福街的喧哗了，我们都离开了那条街，虽然方式不同，但是殊途同归。
“你要用那个圆号手来追回什么记忆呢？”我问她。
她笑起来，完全是一个狡黠的笑容，没有说话。因为现在，她不能接听电话，也不能发出声音了。
（《天涯》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