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苏吴鸣
——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得对党负责，咱们在表决上就要顾全大局，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如果真正很好认识一下立法机关，人大代表应该怎样选择，则对思考申纪兰的角色非常重要。
——她是一个从解放前走过来的人。她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党的不容易，党做的事都是对的。
“你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写申纪兰？”3月15日上午，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西沟展览馆办公室内，郭雪岗陡然发问。
镜片后的眼神掠过一丝警惕。
郭雪岗在申的身边已工作20年。
他不仅是该馆馆长、西沟接待中心主任，也是申纪兰精神研究中心的理事。
他早就注意到，近年来网络上对于申纪兰——这位第一届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异议，甚至质疑。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媒体访问申纪兰：“这些年在表决我国重大问题上，您有没有投过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她坦言：“没有。我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得对党负责，咱们在表决上就要顾全大局，不能光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2010年开“两会”，她再次表示，“从未投过反对票”，从而引发网络热议。今年3月中旬，在山西代表团下榻的北京万寿庄宾馆，面对记者“提起此事，82岁的申纪兰起初有些迟疑，而后认真地说，‘当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我）就不投票’。”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表示：“让她当人大代表，并不是让她通过自己的知识、行政才能或是参与立法的能力来担任的。人们看重的只是她身上附着的符号：一个劳模，受过历届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很高的荣誉，同时又是一个农民，还有她一贯的服从。她的连任特别能彰显出我们人大的一个特色。”
不愿为外人道的家事
张海良彻底失望了。从此，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从此，这对夫妻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便开始了。
申纪兰常说，我是个人，又不是个神。这句话不单是郭雪岗，连作家天和在过去也多次见她脱口而出。
1999年，天和出版了《红色人生——劳模申纪兰》。
后据村上一位老人透露，那本传记推迟过出版日期，“书出来后，申主任还是不高兴”，“有些事她不愿提起”。
“我妈第一不愿提家事。”3月14日，山西长治市粮食局局长办公室里，张江平小声说道，他是申纪兰的二儿子。
这天上午，他刚送别从京返回、短暂停留长治的母亲。眼见她钻进村里购置多年的黑色桑塔纳，缓缓离去，他才舒口气说：“我妈是西沟村里最后一个坐着花轿嫁进来的新娘。”
1946年秋，申纪兰从平顺县山南底村嫁到西沟主村沙地栈。眼尖的村民发现，原来17岁的新娘有一双大脚。
“我妈本姓宋，原是平顺扬威村人。5岁时，随她的母亲改嫁。继父姓申，是山南底村的医生，思想开明，不让女人缠脚。”
张江平说，母亲与父亲张海良的结合是自幼定下的“娃娃亲”。
对于他们的结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本《申纪兰》宣传册里有着如下记载：海良从部队上回来，要和纪兰结婚。……这事闹到平顺县民政科。纪兰说：“他要是请假回来的，我就和他结婚；要是逃跑回来的。我就不和他结婚。”张海良把请假条子拿出来……纪兰就答应和他结婚，但又提出条件：“结了婚还得归队，不归队就不结婚。”
“新婚不久，我爸就归队走了。他俩整整7年没有见面，也没通信。直到1953年，我爸回到村里，我妈才知道他还活着。可那时，我妈已是全国有名的劳模了。”他低声说。
提及母亲在强力劳动中失去了生育能力，张江平的口吻始终显得含混。他承认，他和妹妹张江娥都是1957年从外面抱回家中。大姐张李珍是叔叔的女儿，父母离婚后，被寄养过来。
他们从小由奶奶抚养，母亲不是不想关心他们的冷暖饥渴，实无精力。至于他们的学业、就业，也由张海良一手操持。
张江平说，父亲性情内向，善良细腻，1996年病逝，生前是长治市城建局局长。
“他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连级干部。回国后，又是南京炮兵学院的高才生，升到营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和我妈，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他一再强调，“为了我妈的事业，我父亲，包括家里每个人都牺牲太多。
我们对她从不理解走向理解与支持。我们这个家是和谐的。”
而西沟村里的张章存等人听后却摇头不语。天和在书中披露：张海良部队转业后，先被安排至长治武装部做副部长。他每周回村，都难吃上妻子做的饭菜，她太忙了。曾经有机会，妻子的户口能转到长治，“申纪兰不为所动……她已经将整个生命融进西沟的事业中”。无奈之下，他不得不趁她外出开会之机，擅自将她的户口转走。申纪兰得知后，生气地跑到公安局硬将已办好的准迁手续追了回来。
“张海良彻底失望了。从此，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也从此，这对夫妻之间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便开始了。”
上世纪90年代末，申纪兰曾领着天和，来到40年前带领妇女造林的山坡上。满眼苍翠让她由衷感慨：“我是个女人，一辈子没留下个一男半女，现在老了，看着这满山的树也算值了……”
天和在书中写道：“我疑惑她怎么突然间说出这样的话。当我环顾四周，才明白了。……就在我们右上方百米远处的山坳里，长眠两个跟她一生密切相关的人：一个是李顺达，一个是她丈夫。”
人民日报的报道让申纪兰声名远扬
公社彻底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申纪兰的行为也得到了李顺达的大力支持，这些无意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没有李顺达，就没有西沟村，也不会出来一个申纪兰。”村里的老人纷纷提及。
上世纪50年代，西沟村是共和国地图上唯一标出的行政村。
1943年2月6日，地下党员李顺达响应边区号召，组织村中六名贫困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
与此同时，他的母亲在村头建立“西沟妇救会”。1949年，申纪兰加入了这一组织。
据传，李母颇为怜爱这个独守空房的小媳妇，申纪兰也一口一声称呼李顺达夫妇为“哥”、“嫂”；1951年，李母逝世后，经李顺达举荐，申纪兰继任妇救会主席。
当年年底，以李顺达互助组为依托的“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第二年改作“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1954年，李顺达荣获“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合作社正式更名为“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社长自是李顺达，副社长就是申纪兰。
1952年春耕在即，为与其他合作社竞赛，李顺达提出：“要想打胜仗，男女老少一起上。”
他交给申纪兰一项任务——发动社里的二十多名妇女，小脚大脚齐齐下地。村里88岁的马俊召去年离世，她是当年被申纪兰动员的一位。
她曾对作家天和说：“头天晚上答应了纪兰，我一夜没睡安稳。第二天早早吃了饭，就提着镢头站在墙角等，只敢探出个头，生怕让人看见了。”“这是为啥呢？”65岁的张章存熟悉内情：“老话讲，好男人走到县，好女人不出院。女人成天围着三台转——炕台、辗台、锅台；男人不在家，就算屋里有女人，也要称‘家里没人’——男人才当个人。”
有人激申纪兰，有能耐就让“全村最听男人话”的李二妮出来下地。她如果能出来，其他人的心就松动了。
“申主任真说服了李二妮的男人，村里老少女人慢慢地出来劳动了。”张章存说。那会儿时兴记工分。男人出工一天算10分，女人算5分。有一天，女人们终于不干了。她们向申纪兰抱怨：“同样牵牲口，凭啥工分不同？”
申纪兰劝道：“咱先不着急。先想法把活干得让男人服气，才能跟他们争工分。”
“‘犁耧耢耙’——她带头成为干农活的全把式。但男人们笑话‘女人忙半天，不及男人少抽一袋烟’。有一回，全村组织铲窑洞圈里的羊粪，男人说，你们女人既然想挣工分，那你们就干吧。结果趁他们歇息抽烟的工夫，女人撅把劲提前完工。”张记得。
“男人们还是不服啊，说她们那样能，就去放羊好了。夏天放羊，要在山上垒起一米来高的石头，把羊群圈进去喂饱，又要防止狼吃羊。申主任和社员张雪花硬是学会了。这下男人没话说了。公社彻底实现‘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申主任她们的行为也得到了李顺达的大力支持。”张章存咧开嘴笑。
这些无意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记者蓝邨的一篇报道《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让申纪兰自此声名远扬。
第二年，她被评为全国农业劳模；第三年入党，出席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远赴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山西代表团26人中又有申纪兰。
十年“挂职”的省妇联主任
材料不会写，报告不会讲，下属汇报看不懂。一些老革命认为她不够格，她时不常地因不顺心哭鼻子。
常福江原任长治市政协主席。1958年，他在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做过秘书，与李顺达、申纪兰相熟。
“西沟村的真正翻身是李顺达访苏归来后，决心要在‘山上种上松柏树，沟里种上核桃树，河沟两岸种杨柳，梯田发展苹果树，西沟发展农林牧’。”常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