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召对时，袁崇焕的辽事方略较此前有明显变化，增添了“和”，所谓“和为旁著”。他就任之后，便与皇太极“再续前缘”，又谈起了和平。崇祯二年（1629），袁崇焕与皇太极总共通信10封，其中皇太极来信6函，袁崇焕去书4札。内容全都堂堂正正，可以摆上桌面。袁崇焕首次复信时，对皇太极提出的印信之事，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然也是明朝的官方立场：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后金不应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当时他正在处理毛文龙；第四封复信表示，战争长达十年，彼此都缺乏信任，不可能骤然停止。这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的。
按照道理，在袁崇焕的位置上，与后金和谈原无不可。崇祯要的是解决辽东的结果，路径选择在于袁崇焕。假如和议可成，不费刀枪，更是奇功一件。问题在于，他与后金和谈，并未奏报皇帝知道，只跟内阁和兵部透过口风，而钱龙锡和兵部尚书王洽则从未答应。
袁崇焕就是“明决”如此。自从进入兵部，他多次冒险，而每次冒险的结果都是成功，这不禁让他的胆量和主意以几何级数增加；是否“轻进”，是否“多事”，全在结果。成则王侯败则贼。
他的和议，确切地说是所谓的“抚”，不仅仅针对后金，还有喀喇沁蒙古。追根究源，皇太极之所以能够兵薄北京，原因其实在于明成祖朱棣。他夺取江山时，当时最精锐的蒙古骑兵助战有功，因此后来下令大宁卫内撤，将滦河与辽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全部赐给漠北蒙古、所谓“兀良哈”，设立朵颜、泰宁、福余这三个“羁縻卫”。然而他们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倒经常引狼入室，带领敌人越境攻击大明。
从公元1580年起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基本对应着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太阳黑子消失长达七十年之久，宇宙射线的流量显著降低，同时气候变冷。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导致明朝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又齐鲁。万历、崇祯年间，旱灾越发频繁。陕西民变之所以能成气候，根源就在于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县官依旧逼租。
崇祯元年到二年的旱灾，波及东北地区。束不的，也就是喀喇沁蒙古与后金全部遭灾。明朝疆域广阔，北方遭灾，南方有粮，蒙古与后金却无此便利。因此他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就成了问题。
此时袁崇焕却突然在高台堡开通米市，买他们的布帛，卖给他们粮食。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与后金结盟。皇太极对他们的要求是，遵守后金制度，一旦对明朝用兵，他们必须从征。这些情报，袁崇焕即便没有确切证据，至少也应该有所耳闻。可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米市。他的判断是，此时正是拉拢喀喇沁（明朝称哈剌慎）蒙古的好时机。他们离蓟州很近，如果彻底倒向后金，京师将直接受到威胁。
崇祯闻听很是震惊，口气严厉地质问袁崇焕和总督俞安性；袁崇焕毫不慌张，头头是道地应对道，经过认真调查，他们只是“依奴自固”，同时已经告诫他们“无与奴通”，而蒙古各部落都保证：“宁愿以妻子为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此时的崇祯，对袁崇焕依然信任，见他如此表态，口气略微和缓，但在根本问题上依然没后退，要求对于臣服的属夷，可以助其度过饥荒，但只能“计口量许换米”，有多少人，换多少粮，坚决不能多给，以免流入敌手，否则就以通夷论罪；可向来有主意的袁崇焕，对皇帝的命令并未引起重视，不但卖粮，而且数量巨大，以至于用光了储备。束不的的总人口“不满万”，他们肯定用不了这么多；这些粮食去了哪里，不难想象。
潜越蓟西
可事实证明，喀喇沁蒙古不但“通奴”，甚至还充当进军向导，原因正是他们曾经受过抚赏，因此熟悉路径。对于袁崇焕而言，这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安排的“看家狗”，最终竟然开门揖盗。
清人张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将后金军队大举远征跟毛文龙之死联系起来，说是“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对敌军的动向，袁崇焕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蓟州，但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退回；这个狼来了的故事，让蓟州的防御更加松懈。
兵部尚书王洽已经跟袁崇焕商定紧急处置预案，一旦遭遇攻击，即令祖大寿与赵率教回师驰援，“伏兵邀击”。因此袁崇焕接到警报，不等圣旨便按照预案，先令赵率教统军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赵率教出发，疾驰三昼夜，赶路三百五十里，经过三屯到达遵化，人困马乏时遭遇埋伏，赵率教战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离开山海关一路向西，初六到达永平，初七在榛子镇接到圣旨，奉命节度所有勤王部队，可以“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焕到达重镇蓟州。这是徐达修筑的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后来戚继光又经营多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易守难攻。大兵压境，崇祯不敢有消灭敌军的奢望，只要能挡住其铁蹄，便心满意足。他这样要求蓟辽总督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袁崇焕对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当后，随即上奏朝廷，信誓旦旦，“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十一日、十二日没有战报，这短暂的平静令崇祯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内阁：“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其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
崇祯的顾虑，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被动。而消极防御只是防不胜防。不过此时已经无暇争论方略，袁崇焕对此已有考虑。本来蓟辽总督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先后赶来增援，大军齐集蓟州周围，袁崇焕担心后金分路进攻，便令刘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卫皇陵，侯世禄先退居三河，后来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
袁崇焕在蓟州忙，崇祯在京师忙。军情紧急，病退的孙承宗又被紧急启用，以原官兼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对于袁崇焕的部署，孙承宗有不同看法。他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崇祯问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祯看来对此颇为赞赏，但并未传令袁崇焕更改部署。直到此时，他对袁崇焕依然信任有加，不遥加干预。他嘱咐孙承宗不必赶往通州，而是“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下令立即为他铸造关防印信。孙承宗从皇宫出来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来不及休息，立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
关防印信的余温未息，次日夜半，宫内忽然传旨，又令孙承宗火速赶往通州。孙承宗立即带领二十七名随从出东便门，快马加鞭一路向东。他跑得太快，敌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个随从逃亡。
崇祯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确实像传说中那样“专断多疑”吗？当然不是。而是军情实在紧急：敌军已经逼近通州！
敌情刚到蓟州，怎么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大军难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焕身边的旗鼓官，当时的经过，他在《辽师入卫纪事》中有详细记载。按照他的说法，后金十一月十一日从遵化兵发蓟州，十二日明军在蓟州以东的马伸桥遭遇后金哨探，“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马报告，后金主力越过马伸桥以东的石门驿，袁崇焕随即下令：
“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将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皇太极仅用两百多名骑兵，便成功牵制袁崇焕的主力整整一天。当时后金的大军何在，史料无载。但据《满文老档》的说法，十三日晚，他们已经神奇地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乃过蓟州五里外驻营”；蓟州的城防是对外的，也就是说，防御设施均朝向东，面对长城一线，背后完全作为依托；后金既然已经越过蓟州，在五里外扎营，那么这座雄关已经失去意义，威胁大小的绝对值，只有袁崇焕手下的关宁军。
此时兵部尚书王洽已经下狱。袁崇焕命运的大局已定。
皇太极如何越过的蓟州，史料中查不到任何细节，周文郁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潜越蓟西；袁崇焕大军在蓟州，既没有与敌军苦战，又没有为朝廷争取到时间，一天之内皇太极就越过徐达和戚继光苦心经营的防线，十四日到达三河，十五日到达通州，十六日赶到顺义，攻击宣大军，十七日到达京郊牧马场。通州离北京不过四十里，后金军队到达时，明军竟然没有哨探。兵部对此的解释是“止闻在蓟、不闻在通”，从未听说敌军已到通州；战局恶化如此之快，崇祯皇帝岂能不急？所以孙承宗的任务，一会儿是京师，一会儿又是通州。
《满文老档》记载，后金曾经派人到蓟州劝降：“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若此说成立，袁崇焕应该知道皇太极的到来；即便记载有误，或者信未送到，当此危急关头，数万敌军从眼皮子底下过去，明军难道连起码的侦查都没有吗？或者说，侦察能力连五里都达不到？蓟州周围全是崇山峻岭，西南方向又有沽河蜿蜒而过，地势之险要可以想见，否则也不会成为徐达和戚继光选择的防御节点，而此时后金竟然能不战而过，实在是咄咄怪事。要知道他们以骑兵为主，不像步兵，还能像三国时邓艾取蜀那样奇袭阴平，手攀脚蹬，翻山越岭；即便有此能力，皇太极全军敢于越过蓟州的关宁大军直奔北京，也违反军事常识，实在太过冒险。前有坚城，后有雄兵，此时主力出击打穿插，即便古之名将，也得仔细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