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平等的拐点即将出现，但鉴于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已持续地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这个事实，以及关于拐点之后仍要走一个长长平台的推测，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个重要的相关问题：
社会各界，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究竟如何？存在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节）社会承受力的决定因素
在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问题上，各阶层的表现往往会因敏感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节不讨论这些差异，而是先就决定整个社会承受力的共性因素进行讨论。
一、基本需要
1.基本需要的内容
所谓的基本需要，指的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营养、供水、住房、保健、卫生设施、初级教育等条件。这与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因素基本相同。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们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再生产其劳动力，并且很难在社会上维护起码的个人尊严。
基本需要的具体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水涨船高”，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产品已在升级换代中被淘汰、不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道义所能接受的生存条件的底线在提高。但就某一地区某一时代而言，基本需要的内涵总是确定的，并构成了当时贫困的标准。现实中低于这一标准的都会被列入贫困人口的统计范围。
2.基本需要与社会承受力
贫困人口属于社会的最低收入阶层，也往往是社会中的最弱势团体。个人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主要就表现为同样数量的最富阶层与最穷阶层的人均收入之比。贫困人口是不平等压力下的最艰难者。他们的生活现状及其态度会从两个方面影响整个社会对于不平等的承受能力：
第一个方面是对于贫困阶层本身行为的影响。只要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能够参与到社会正常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中去，并从中体验和实现人的起码的尊严。如果基本需要亦不能满足，人们就较难融入社会，其中一部分人就可能因严重的心理不平衡而铤而走险、报复社会。
第二个方面是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社会正义的呼声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高涨。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很多人们不会对于贫困的现象熟视无睹。政党或派别之间也往往会利用这一点来互相攻击、或对执政党和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这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状况。
由上可见，满足基本需要、解决贫困问题，就是在夯实社会的承受能力。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就此而言，也是为社会稳定和确保基本人权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不平等被发现的程度
1.不平等的存在与反应
当收入不平等客观存在时，它所引起的不满程度取决于这种不平等被发现的程度。人们只有通过与周围人的比较，才能鉴别出本身处境的优劣及地位的高低，并由此而产生出相应的态度和情绪。
相反，如果虽有两地之间或两个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客观存在，但是相互之间却并不了解，那么也就不会产生不满的反应。据此可对不平等的负面效应作出更为具体的判断，同时也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实：
不平等的埋怨往往来自于较发达地区的相对贫困者、而不是来自于落后地区的绝对贫困者。因为后者往往身处偏僻山区、穷乡僻壤，对与外界的差距并不了解。
由此而联想到我国的实际情况，由于贫困阶层多在偏僻地区，因而不太了解外界的状况。这种闭塞客观上降低了对于收入落后的敏感性。就此而言，同等的基尼系数，在我国所产生的社会风险可能会低于较发达国家。但这并不是说解决贫困的问题就变得不重要了，相反，如前所述及如后所述，这一问题若不解决，不但早晚要引起贫困阶层的不满，而且也容易引起国内外的政治纷争，更何况这也是一个对于社会和政府在道义上的考验。指出不平等的事实与其负面反应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二是有利于分清风险的具体来源、以便在实践中有的放矢和对症下药。
2.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
在这里，经济发展也显示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可提高人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得相互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公开、并更具刺激性和敏感性。
从地区之间的关系来看，交通与通讯的发展，在改善穷乡僻壤的发展条件的同时，也沟通了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因此两地之间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也就逐渐暴露出来了。它一方面令落后地区的人们产生向往和流动，另一方面也滋生着心理的不平衡、尤其当流入发达地区的穷人遭受歧视时就更为严重。这样，不平等对于社会安定的压力也就逐渐增大。
从同一地区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方式有逐渐外向化、显性化的变化。在过去的温饱时代，食物支出占了家庭总支出的60%，吃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消费内容。但就多数人而言，这是一项关起门来独自进行的消费，因此人们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并不那么公开和刺激。然而随着小康和比较富裕时代的到来，吃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穿、用、住、行、玩的比重则逐渐提高，消费的外向性、公开性也由此而逐渐增强。人们很容易比较出相互之间的生活差异，也很容易估算出各自间的收入差距。不平等变得公开化了。
这本身就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敏感。而当有些富人又刻意炫耀、比阔斗富时，这种敏感就可能升温为更大的不满。
由上可见，收入不平等的事实总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具公开性和威胁性的。
三、向上流动的概率及其机会的平等
1.向上流动的概率与对于困境的忍耐力
向上流动，指的是人们流向更为有利的社会地位。如果按照职业的社会评价（往往反映了收入、工作条件、社会地位等因素）进行排列，全社会的所有职业可以组成一个类似金字塔的形状。评价越高的职业所能提供的职位往往越少、从而形成了塔尖部分，而评价越低的职业所能提供的职位则越多、从而形成了塔基部分。向上流动就是人们由下层向上层的流动，也就是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
一般而言，人们的承受能力是与困境的艰难程度成反比的。但是，决定人们承受能力的因素还有改变困境的可能性。改善的概率越大，人们处世待事的态度就越乐观、从而对于目前困境的忍受力就越大。相反，改善的概率越低，人们处世待事的态度就越悲观、从而对于眼下的困境就会觉得更难忍受。由此可见希望和愿景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关怀弱势群体对于提高他们信心和忍耐力的重要性。
2.向上流动中的供求因素
在无人为压制的条件下，个人向上流动的概率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的相应职位。当后者既定时，个人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在竞争中占有有利的地位；而当能力既定时，向上流动的概率则取决于社会所能提供的职位有多少。为什么年轻人、学历高者往往比较敢于跳槽？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为什么经济增长较快时人们对于困境更能持乐观态度？就是因为在增长中各种职位、包括以高收入为特征的好职位会大量涌现的缘故。这些都为人们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
由上可见，对于弱势群体进行就业能力方面的援助以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会因有助于提高向上流动的概率而增强人们对于目前困境的承受能力。
3.机会平等与抗挫能力
在讨论供求因素的作用时，我们排除了人为压制或不公平的因素。但现实中并没有如此地纯净。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走后门拉关系、歧视等现象都会造成向上流动中的不公平问题。本来，胜败乃市场中的自然现象，人们本当以平常心来对待它。然而当不公平因素介入后，人们对于胜败、尤其是对于失败就有了更为复杂的反应。
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暂处不利地位的人因仍有向上流动的平等机会而心存希望，即使在竞争中暂时受挫的人们也会因责无旁贷而自觉承担失败的后果。这种反应会缓和社会对于贫富差距的敏感程度。然而在不公平时有发生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竞争受挫者，不管有无关系，往往会将自己的失败与不公平挂钩、或者干脆归咎于不公平；境况不佳者也更容易将不顺心之事与不公平挂钩。这种反应往往会加剧社会对于不平等的敏感性，从而降低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心理承受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在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历史时期，更应做好清除腐败的工作。有人称，不平等或腐败是发展的必要代价，弦外之音是若将重心放在这类问题上，就有可能打击企业家和经济发展的势头。
这是完全讲不通的道理。如果反腐败就会伤害企业家，那就说明这是一批靠歪门邪道而致富的奸商，亦说明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都是虚假不实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如果说改革中亦有腐败现象、企业家中亦有搞歪门邪道的，这倒符合实际。不过腐败只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导致少部分特权人物与普通阶层的不公平竞争。只有反掉了腐败和歪门邪道，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并保护正直的企业家的利益。这不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健康发展吗？
四、地位的相对变化率
我们一方面说经济发展能增加人们的希望和信心、从而可提高人们对于困境的承受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哪怕人人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但不满亦会因受益度不均而产生。应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1.地位的绝对变化与相对变化
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人们在衡量自己经济状况的变化时通常会采用两种标准：一种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比较的结果反映了状况的绝对变化，即比过去绝对改善或恶化的程度；另一种是与自己的同类阶层人士相比，比较的结果反映了状况的相对变化，即相对于他人状况而言的自己的变化程度。一般而言，在一个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时代中，每个人的状况都会有所改进。因此若从绝对变化的角度去比较，大多数人都应感到满意。但若是与同事、朋友、邻居相比，也就是说进行横向的相对变化的比较的话，就可能出现相对落后的结果。这样，虽然自己也已有了进步，但终因别人进步更快而有相对失落感。
由此可见，即使是面对同样一个事实，由于参照对象的不同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和态度。在现实中，多数人似乎更习惯或更看重与他人的横向比较，因此虽有自己状况也在改善这个值得高兴的事实，但只要别人改善得更多、更快，自己仍会觉得是吃亏了、落伍了，从而会变得沮丧起来。
2.相对变化率与不平等的感受
将相对变化率的上述作用应用到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问题上来，就很容易地解释一个似乎悖理的现象：在现实中常有不平等埋怨的往往是那些社会地位并不低的人士。有些是官员或专家，当看到原来社会地位远远低于自己的人现在赶上来了，甚至在收入、住房、轿车等方面都超过了自己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有些城里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当看到一些外乡人由于生意成功了、在大城市里过着更为优越的生活或成了自己的老板时，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沮丧和愤懑。有些干部在看到昔日的下属现在“混”得比自己更风光、更滋润时，也会产生出“小人得志”、“世道不公”之类的不满。所有这些人，往往过去很好、现在也不差，但就是因为原有的排序被打乱了，自己与参照目标的位置相对变化了，所以就会觉得难以接受。
在现实中，有些人是由于刻苦、努力和聪敏，抓住了时代所赋予的机会，因而在财富或地位上跑到很多人的前面去了。他们地位的迅速上升，主要是本身努力、并比别人付出更多劳动的结果，因而是正当的、不应被诅咒的。而有些人确实是通过歪门邪道而迅速提升的，这的确属于一种社会不公，人们对此表示不满也是完全正当的。
问题在于：这两类情况在现实中往往会混在一起、不易区分，因此很容易导致对于快速成功者的盲目的反感情绪，从而使得不平等的问变得更加敏感、社会承受力也更弱。
五、谋生方式的市场化程度
谋生方式的市场化程度指的是从业单位受市场调节或受政府控制的程度。这种市场化程度的不同也会造成对于收入差距的不同承受力。一般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者，对于不平等的承受力也越强；而市场化程度越低者则相反。其原因如下述。
1.决策者承担后果
“谁决策、谁就承担后果”似乎是一条社会公认的法则。人们对于本身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往往会责无旁贷地予以承担。但对于由他人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却很难接受。
在政府控制较多的企业或部门，从业者的收入若明显地低于市场上的同类劳动者，就很容易产生不满。因为在从业者看来，横向比较的结果应该是差不多的。如果因决策失误而导致单位效益不好，那也是应由决策者或政府来承担，而不应通过减员或减少收入让员工来承担。而在受市场调节的企业或部门中，情况则相反。对于个体户或民营企业主来说，好坏都是自己决策的结果，当然应由自己来承担。而对于民营企业中的普通员工来讲，企业决策可能是与己无关，但进入这个企业却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如果企业效益不好、工资减少，那也怨不得别人，只能怪自己没选准或“命”不好，更何况还可以通过跳槽来另找机会呢。
2.平等的视角不同
自主决策权的大小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平等关注的视角。在受政府较多控制的单位，人们由于缺乏决策权、不愿承担决策的失误，因此更倾向于结果（即最终收入）的平等。而在受市场调节的单位里，人们由于自主决策、自担后果，因此更倾向于机会的平等。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同样反对不平等的人群中，关于不平等的内涵却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3.对于市场熟悉度的不同
不同的谋生方式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紧密度不同，因此对于一些市场固有现象的反应也不同。比如说，市场调节的结果之一就是优胜劣汰，收入拉开。这对于在市场体系中谋生的人们来说，属于常识和自然之事。但在政府调控或计划经济体系中工作的人们，却由于对市场比较隔膜而可能对此感到陌生、恐惧和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