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讲这个道理的任务，韩非有时仍会派给孔老师。商代的法律，往路上倒灰就要砍掉手。子贡觉得太重，问这算什么道理。孔子说，这条法律很好啊，往街上倒灰，就会弄脏别人；弄脏别人，就要打架；打架开始是单挑，后来就要发展为家族火并……那时冤冤相报何时了？
一系列推论推完，孔老师再上纲上线地说：不如早点判个重刑。砍手，这是大家非常恐惧的；不乱丢垃圾，这是大家容易做到的。如此，大家都随手做环保，垃圾要分类，岂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
第三，因为权势是如此有效，所以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
韩非的观点立场和孟子对立得最厉害。孟老师讲民本，韩同学眼里只有君权；孟老师提倡做大丈夫，韩同学则恨不得逼所有人做真小人；孟老师关心爱的力量，鼓吹仁者无敌；韩同学则深信，恐惧才是能驱使人行动的真正动力。
韩非思维套路的对立面则是庄子。至少在谈世俗问题的时候，庄子眼里什么都是相对的，根本无所谓是非；韩非则最喜欢强调矛盾的绝对性：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没有灰色地带，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社会现象也许很复杂，但只能有一个根本原因。
很自然的，韩非心目中，一切博弈几乎都是零和的，绝不存在双赢的概念。所以韩非只是强调，其他人的权力越多，君主的权势也就会越小；君主要爽，别人也就得接受吃亏的现实。
所以君主的一切作为都是围绕着如何牢牢把势垄断在自己手里展开的。
【段子为证】
大家都知道，韩非贡献过一个有名的成语，叫自相矛盾。韩非讲这个寓言，是用来吐槽尧舜的。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渔，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结实耐用……孔子赞叹说：“种田、打渔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对此，韩非提出疑问说：“这个时候，尧在哪里？”回答当然是：“尧在做天子。”
韩非说，这就不对了，圣人在位，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哪里还用得着舜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有这么多麻烦要舜去解决，就证明尧有过失。可见，“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两者不可并存，这就和无坚不摧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不可能同时存在，道理是一样的。（《难一》）
对于把尧舜吹得神乎其神的儒生，韩非这一砖拍得确实有力。但只要不把尧舜过分神化，则反驳韩非也很容易：尧确实明察，舜也诚然仁厚；世界是复杂的，单一因素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所以才需要尧舜的优势互补。
儒法不两立
所以，人类固然都是坏蛋，但那些可能会分了国君“势”的坏蛋，是首先要打击、防范的对象。《韩非子》五十五篇，一条贯穿的主线就是分析如何识别和对付这些坏蛋的。韩非对这些人的分类工作做得特别细，有时近于琐碎。方便起见，我们做一下相反的工作，把这些坏蛋归置归置，可以并成两大类。
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革期。到韩非的时代，已经是秦统一前夕，到了变革的收官阶段。
君主操控着大批不满现状、渴望成功的士人，结合成了一个新集团，是这场大变革的胜利者。这个新的官僚体制现在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于是面临了蛋糕怎么切的问题。身在体制内而想和君主抢蛋糕的人，构成了第一类坏蛋。
但旧的封建宗法体系虽然明显没落，残余力量也还可观，尤其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恐怕还要更加持久。另外，旧体系崩坏新制度幼弱，又忙着互咬，很多事顾不上，结果社会上自由化泛滥，好多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也折腾出不小的动静。这新旧杂陈的形形色色，是第二类大坏蛋。
体制内的坏蛋
第一大类活跃在朝堂之上，后宫之内。包括国君的妈（她希望你永远别长大让她掌权），国君的女人孩子（他们希望你早点死掉自己好升级成太后和新国君），国内得势的大臣（他们希望进一步专权），国内失势的大臣（他们喜欢里通外国），国君宠爱的近臣优伶（他们只希望从你身上捞好处）等等。
由于他们和国君接近，所以都很容易分享、窃取到国君的势。更糟糕的是，这些坏蛋还喜欢彼此串联，互通声气，结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把君主蒙蔽、束缚在其中。于是产生了韩非最痛恨的一种人物——“重臣”。
韩非非常强调，把重臣和贵臣区分开来。
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贵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听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国，迁官袭级，官爵受功，故有贵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八说》）
君主和臣下的关系，无非是做交易，“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臣下用能力来交换君主的爵禄，但也只能是爵禄。爵禄的经营权，也就是刑赏二柄，君主是绝对不能放手的。所谓贵臣，就是拿到很多爵禄的人；所谓重臣，则是拿到爵禄经营权的人，这样的人爵禄倒未必高。——点明这层分别，是韩非的洞见。韩非的时代，贵臣和重臣的区别只算刚萌芽，而之后整部帝制时代的制度史都被这个问题贯穿着。
体制外的坏蛋
韩非子的《六反篇》《八说篇》《五蠹篇》，一篇又一篇，都在强调一点：这个社会的荣辱观出了问题。
因为社会和国家的价值判断不一致，很多被国家视为蠹虫的人却为社会所推崇。
【儒家】
这些人里，首先要批倒批臭的，就是儒家。儒家有几个大毛病。
一是提倡道高于君。
这意味着，在真正的儒生心目中，不管如何鼓吹尊君，君永远都不会是至高无上的，总有些大原则压在君头上，君不能为所欲为。
所谓儒家主张复古，法家则愿意直面当下，其实都是伪命题。儒家想的，也是怎么解决当下的问题，之所以打起复古的旗号，不过是为了压倒当今的统治者，抬出“先王”这尊大菩萨而已。韩非早就正确地指出，先王到底是啥样，还不是照着儒生的意图说？①
更可恶的是，这些拎不清的儒生们还往往觉得自己才是道的代表，则“道高于君”就落实为“我高于君”了。所以他们跟君主说话，姿态是相当嚣张的，孟子就是典型。儒家所塑造的古代理想大臣（关龙逄、王子比干之类）往往会——
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说疑》）
用激烈强硬的言辞来压倒君主。我说你就得听，就好像老师教徒弟一样。一句话没听进去，一件事没顺着他来，他们就言语威胁，以死相逼。砍头腰斩，剁手断脚，他们根本不在乎。用这种人，君主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二是认为家高于国。
宗族作为一种当时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对君主权力的运用，一直是一种很大的妨害。即使大宗族已经被拆分成了小家庭，私人感情的存在仍然不利于你全心全意地为国奉献。
儒家把父子关系看作君臣关系的基础，前者当然比后者重要。在君臣就是父子的时代还好说，尊了父自然也就尊了君。可是现在君臣已经无父子之亲，君与父不同利，忠与孝难两全，“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的问题有很多。儒家仍然坚持父高于君，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楚国有个正直的人，他爹做小偷，他去告发。执法官员一听，告发父亲的不孝子可不能留，于是判了这个正直的人死刑。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楚国官方再也不能从民间听到各种不法行径的消息了。
鲁国有个人，打仗总是当逃兵。孔子去调查情况，这人回答：“家有老父，我死了就没人奉养。”孔子一听，这可是孝子，我得保举他！——可以想象，树了这么一榜样，以后鲁国人打仗，怕是会抢着扭头就跑，没准还会百步笑五十步，“你怎么跑这么慢啊？明显没有我孝顺！”
即使对君主本人的要求，也是你首先要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由此天子之位相形之下微不足道。照孟轲老师的观点，爸妈健康长寿，兄弟没病没灾是“君子三乐”的头一乐，称王于天下甚至不够三乐之一。（参见《孟子·尽心上》，下同。）
还有这么一段——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①。”“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某学生问孟子，要是舜的老爸瞽叟杀了人，大法官皋陶要将之依法逮捕，舜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皋陶要抓，那就让他抓呗。
学生接着问：“舜不拦着？”
孟子说：“没法拦啊，皋陶是依法办事。”——从这句看，舜虽然贵为天子，但还是要归法律管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说到法律的神奇功效，法家的论述连篇累牍，但对君主要不要受法律约束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敢面对。
于是学生又问：“那舜应该怎么办？”由着父亲被法办吗？
孟子说，舜可以逃啊。“舜抛弃天子之位，就像扔掉一只破鞋，他背起父亲逃到海滨住下来。”——荒无人烟的地方，法律管不到，从此父子两个就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孟老师的大多数方案一样，实践起来铁定要走形（晚明文人吕天成，就据此写了一出叫《齐东绝倒》的滑稽戏）。不过法高于君，孝重于忠这两个基本立场，在这段对话里算是都表现得很突出。
像这么搞，人民群众顾小家，伟大领袖撂挑子；国家的凝聚力，还从何谈起？
三是“以文乱法”。
这其实是说，儒家都是煽动派。
傲娇归傲娇，儒家骨子里是削尖脑袋要往体制内钻的。这种心态，韩非看得很清楚；儒家为体制出谋划策，提出的具体举措经常罔顾可行性，韩非分析得更透彻。韩非说：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八说》）
这明明就是在针对孟子。孟老师主张国家发放更多福利，建设更多公益，提倡减税，却反对各种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不准备美食，却劝饿肚子的人多吃两碗，这就是儒家作风。
但儒家墙里开花墙外香，混体制混成了失势者，体制外却很有号召力。上述孟老师那一套，虽然根本搞不成，但对着老百姓宣讲，却是那么悦耳动听。而且儒家讲究道德修养，又热衷办教育。有道德则得人信任，办教育则受人尊敬，他们要煽动民众对抗政府，往往效果就很好，所以儒家是一定要灭掉的。害死韩非却又崇拜韩非的李斯，后来在建议秦始皇焚书的奏章中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
除儒家外，蛀虫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游侠】
《六反篇》说：“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这两种人是最普通的游侠。
早有学者指出，某些角度看，墨家也算游侠的一种。
和儒生一样，游侠也重视家族伦理，所以“兄弟被侵，必攻”；重视社会关系，所以“知友辱，随仇”，而对君主的法度不太当回事。韩非把“以武犯禁”的侠和“以文乱法”的儒相提并论。后世有些时代，儒与侠甚至无妨是一种人。比如东汉的士子，就是特别多侠气纵横的人物。
【隐士】
隐士的特点是“离世遁上”“畏死远难”，总之，就是对国家没有用。这样的人存在而且受推崇，会破坏人们从军的热情和作战的士气。
【智者】
主要指惠施、公孙龙这拨名家的人物。他们的言论神乎其神，不但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惑乱人心。这类人其实和法家关系很密切，详见下一节。
【纵横之党】
他们是大忽悠。
有的劝君主连横，也就是侍奉大国。侍奉大国将来未必能得好处，但首先要把自家的地图献出去。
有的劝君主合纵，也就是救援小国。救援小国人家未必感激，但已经先铁定把大国给得罪了。
总之，事情还没眉目，纵横家已经先捞到了封赏；等到事情失败，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食客】
战国时代，好多贵族都养门客。韩非分析其中的经济原因：当了门客，就可以不服兵役、徭役。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减少了国君的收入；而且使贵族坐大。
【工商之民】
他们投机倒把，占农民的便宜。做生意不但可以发财，有钱了之后更不会听话。
总之，体制外坏蛋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支持甚或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利益和声望都不是国家赐予的。
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分君主的势，但他们的存在也都可能对官府权势产生对抗、稀释的影响，所以也在取缔之列。
以上各色人等，当时活得都挺个性，有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意思。韩非觉得那怎么成？都给我种地、打仗去，咱们要走国家的路。
综合起来看，打击体制外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国家之外无社会；打击体制内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君主之外无国家。
目标如此之大，坏蛋如此之多，可以想见做君主何其之难。但韩非坚持认为，做君主并不难，中等材质的君主就可以一边放纵享乐一边完成统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势的运用，寄寓于法、术之中。
【段子为证】
《八奸篇》中，韩非概括了臣子勾结而扩张权力的八种手段。
同床：先讨好君主宠爱的女人，让她们吹枕头风，效果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在旁：先讨好君主身边的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生理残疾，但绝对高智商，抓君主的心理一抓一个准。
父兄：先讨好君主的庶兄弟，他们也是君主亲近的人，让他们提要求，传消息，效果也一样好。
养殃：想尽花招，让君主玩儿得尽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君主一心想玩，就无心抓牢权势了；第二，修饰宫室台池，打扮倩女狗马，都要加重赋敛，这个过程里就可以夹杂私利。——专心娱乐是君主的灾殃，所以鼓动君主玩叫“养殃”。
民萌①：给老百姓好处（往往是挪用公款），鼓动朝廷、民间都称颂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的样子，这样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倒逼政府。
流行：悄悄豢养国内外的辩士，自己想说的话，让他们去跟国君说。国君获取信息的渠道本来比较少，难得见到这种云山雾罩的人，很容易被说动。
威强：聚集亡命之徒，暗杀反对自己的人，制造恐怖气氛，让群臣百姓都顺从自己，进而威逼君主。
四方：勾结外国势力。贪污本国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讨好大国，再借助大国威势来反制自己的君主：轻则把外国使者招来，重则引诱外国军队压境。
法无许可即禁止
法治这个词，韩非很重视；今天的中国人，往往觉得本国的各种毛病都是吃了人治的亏，所以对法治很神往。
所幸，也有好多学者指出过，韩非所说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两者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一、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
林毓生先生主张，管韩非主张的那套叫“法制”。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法治”。“法制”一词，本来另有内涵，我们还是干脆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现代法治是rule of law，即寓规则于法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