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指出，全国各地大批大寨式的农业先进单位的涌现，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超运动，将发挥极大的促进和鼓舞的作用。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国农业的底子仍然比较薄，生产水平还不够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强。我们能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这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我们有几亿农民，他们不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力，而且是用大寨精神武装起来的伟大的革命力量。只要发扬大寨精神，继续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他们的双手，加上国家必要的支援，我们就能够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农业的技术水平，建设更多的稳产高产农田。
当时对于大寨精神的宣传，尽管不断地讲要突出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导的原则，但从全局上看，人们更多的是强调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1965年11月《人民日报》为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发表的长篇文章《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光辉道路》，就重点宣传了大寨和大寨式先进单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变贫困面貌的事迹。文章说：“这次展览，也是一个进行自力更生思想教育的课堂。这次展出的所有先进单位，不论是处在条件较差的山区，还是处在条件较好的平原，凡是面貌变化最大的，生产上升最快的，都是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
当时就学大寨运动，全国进行过无数次座谈、讨论，社会各界的人们也写过大量文章，谈认识，谈体会。人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要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黑龙江省爱珲县位于大兴安岭北坡，黑龙江南岸，地域辽阔，土地比较肥沃，资源丰富，增产潜力很大。但是，这样一个好地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国家贡献很少，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县委对照大寨经验经过认真讨论，发现主要是由于县委缺乏自力更生的思想，由此影响到不少基层干部和群众。有少数队吃粮靠国家，花钱靠贷款，生活困难靠国家救济。农民们说：我们这里已经“国有化”了。人们对这种只依赖国家的现象非常不满，说这是大寨精神的对立面，是“大赖精神”。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许多基层领导干部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196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河北阜平县委代理书记曹桐风的文章《发扬大寨精神，革掉“大赖”思想》。文章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阜平来说，根据我们的体会，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搞生产革命，是靠大寨精神还是“大赖”思想。我们县多年来粮食搞不上去，长期不能摘掉缺粮帽子，检查起来，主要是吃了“赖”字的亏。
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的深山区，自然条件不好，地少人多，土地瘠薄，全县每人平均只9分土地。解放以来，年年靠统销吃饭，真是成了种地靠老天，吃饭靠统销，花钱靠贷款，受灾靠救济。自己种地不能养活自己，靠别人养活着。问题更严重的是，面对着这种情况，很多人却心安理得，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多年来，阜平人一直认为自己缺粮是由于地少人多，穷山恶水，自从1964年学习了大寨精神，他们以大寨为镜子，一次又一次地对照自己，找差距，照一次，就明朗一点。他们的山比大寨强，他们的水比大寨多，为什么大寨能够把粮食搞上去，而自己却抱着“讨饭碗”不放呢？这样一讨论，问题就明朗了。阜平是个多灾的地方，几乎年年有灾。1965年这个县遭到旱灾，从开春以来没有下过一次透雨，雨量仅相当于1964年的五分之一。但他们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通过修大寨田，大搞盘山渠和群众性的担水浇地，不但保住了绝大部分庄稼，而且使1万多亩旱岗地变成了稳产高产的水浇地。大旱之年，得到了比较好的收成。全县出现了平均亩产200公斤以上的公社13个，其中西庄公社亩产达到了400公斤，还出现了千斤大队5个。有些过去靠“赖”过活的队，也一跃变成了余粮队。
这个县过去常常以所谓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大赖”的理由。认为伸手向上级多要点东西，是为了群众，是关心群众的疾苦。结果却是害了群众。实际情况是，国家给的越多，人们的依赖思想越严重。有的农民说：这样办就把一部分群众惯坏了，越给越赖，越赖越懒，越懒越等，越等越改变不了生产面貌。
曹桐风在文章中说，什么是真正的“摇钱树”，看来不是别的，那就是大寨精神。阜平县龙王沟村，就是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创业的，他们的粮食亩产超过了200公斤，核桃每年产4万多公斤，大牲畜发展到了142头，两年就繁殖了幼畜98头，羊发展到1578只，农民丰衣足食，户户有存款，成了全县有名的农、林、牧全面发展的红旗。
曹桐风说，现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劲头很大，坚决要走大寨之路；许多先进的兄弟县，也都远远地走在前头去了；形势所迫，大势所趋，再也不能“赖”下去了。我们县委会下定决心，要以大寨作榜样，快马直追，力争上游，决心改变领导作风，依靠群众，大搞以“林、梯、坝”为中心的综合治理，使坡岗地变成大寨田，旱地变水田，穷山变富山。我们的口号是：大战1966年，坡地变成大寨田，旱田变成水浇地，坚决摔掉“讨饭碗”。要发扬大寨精神，坚决革掉头脑中的“大赖”思想。
由于当时我国的政治生活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因此，在学大寨运动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当时对大寨的宣传还比较客观；对于各地学大寨的要求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各项工作的发动与布置，大体上能够结合各地的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因而，学大寨的内容比较丰富多彩，成就也是各种各样的。
云贵高原乌蒙山上的松林公社，解放初期这里的少数民族农民还是刀耕火种，在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十多年来不断改革耕作技术，生产得到大发展。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新疆皮山县各族人民，用8年时间在戈壁滩上修新渠道，改旧渠道，大量营造防风林，使旱乡变水乡。1965年粮食总产量比1956年增长92%，棉花增长1倍多，油料增长2.8倍。向称“鱼米之乡”的浙江嘉兴县，农业生产的成就振奋人心，粮食亩产平均达到423公斤，全县10万多农户平均每户养猪2.8头。
当时，对于先进典型也还较少片面化、绝对化倾向，各地在学大寨运动中，不仅提学大寨、赶大寨，而且还提出了超大寨的口号。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一文中就提出：“在点和面的矛盾中，包括着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带二的方法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在这里，‘超’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落后敢于超过先进，对先进是个压力，是个推动力，推动它先进更先进。”
一些在基层工作的人在学大寨运动中，也敢于提出超大寨的口号。山西省平定县立壁村第一生产队队长赵三虎就说：“学大寨，光跟着陈永贵同志的脚印走路，不是好学生。我们要敢于当探险家。”而且由于他们创造性地学大寨，1964年的粮食单位亩产量，就由1960年的78.5公斤提高到了315公斤，用了4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大寨10年的路程。不仅如此，1964年这个队的谷子的单位亩产量达到696斤，超过了大寨。1965年，大寨人就来向他们学习种谷子的经验了。
1965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怎样对待先进》的社论。这篇社论虽然是针对湖北省浠水县望城公社十月大队而发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党中央当时在对待先进单位的问题上，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社论指出：“在农业生产新高潮中，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都在学先进、赶先进。先进单位在革命运动和生产运动中起着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示范作用。先进单位怎样不断提高自己的先进水平，这不只是同先进单位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也是对整个生产高潮的健康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一个问题。”社论说：“任何先进单位都离不开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领导上对一个先进单位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先进单位能不能继续前进，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对待一个先进单位，以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很完善了；或者虽然也看到了它的缺点，但是为了‘爱护’它，而不及时地指点出来。这种做法其实是‘欲爱之，反害之’。有些先进单位之所以停滞了、甚至倒退了，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地的领导机关对这些先进单位缺乏全面分析，往往只喜欢夸奖它们的成就，当兄弟单位诚恳地指出它们某些缺点的时候，还很不高兴，甚至有意地替它遮掩。可是，缺点并不因为遮掩住了就不再存在。实际存在的缺点，不正视，不克服，就会发展成为更大的缺点。只有用辩证观点对待先进单位，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说，既要积极地推广它的经验和成就，同时又准确地指出它的缺点和短处。当然，这决不是说，要对先进单位故意挑毛病。先进单位的主要方面是好的，忽视了主要方面而只看它们的某些缺点或者夸大它们的某些缺点，这种态度也是错误的、有害的。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对先进单位的真正爱护，才能够鼓舞他们更加振奋起革命精神，同时又帮助他们防止和克服自满情绪，不断前进。”
《人民日报》的社论还特别指出：“有缺点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对待缺点的错误态度。尽善尽美的先进单位是不存在的。如果真是一切都十全十美了，那还怎能再前进一步呢？先进单位被人们称为‘火车头’，这是对的；可是，世界上哪有不需要检修的火车头呢？又哪有不需要再革新的火车头呢？”“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农业行政部门，要认真地把农业战线上的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领导好，注意引导大家不要从形式上学先进，也不只是从某些具体做法上学先进，而是要从不断革命的实质上学先进。学先进，既要学他们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更要学他们一分为二、不断前进的精神。只有一分为二、不断革命，才能更好地做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才能真正把先进单位的革命精神学到手。”
196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先进的学问》的短文。文章讲述了山东省菏泽县安兴公社张楼大队打井中遇到的问题。张楼大队过去打井用“木盘”，后来学习郭庄大队的先进经验，改用“砖盘”。结果井筒下落时极不稳定，严重地影响了工程质量。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登爱为此访问了一个叫张兆兴的打井“行家”，问他“木盘”是不是比“砖盘”好。张兆兴告诉他：“学人家，也得看合适不合适。好比你的帽子戴在我头上，就一定可巧正好吗？咱这里用‘木盘’合适，就不必丢掉‘木盘’，硬去学人家的‘砖盘’法！”
文章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拿别人的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硬往自己头上套的人是没有的。然而，在学习外地经验中，不从自己的条件出发，不是学人家的精神，而是学形式，生搬硬套的现象却是不难找到的。”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学习先进经验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死学死用’。就是不管自己的具体情况，也不管是否适用，只要听说是先进单位的经验，就统统搬来，盲目地照着干。应该说，这叫‘搬’，不能叫‘学’。另一种态度是创造性的活学活用。在学的时候，肯于动脑筋、想问题，学那些适合自己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是学形式，学皮毛；在用的时候，更注意从自己的条件出发，用别人的经验去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地的经验真正学到手。”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当我们重读当年的这些社论和文章，仍能感受到它所阐发的真理的力量。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没有能够牢牢地掌握这些文章中所提出的正确思想，在对待大寨这个先进典型的问题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将大寨经验绝对化、神秘化、公式化，只准提学大寨，不准提超大寨；只准讲大寨的成绩，不准说大寨的不足；只准照搬照抄大寨经验，不准结合本地实际做出某些变通。将大寨的某些具体做法与大寨精神混为一谈，甚至用大寨经验来代替党的农村政策。几十年的岁月沧桑过去后，当着我们回首那段火红的经历，思及随之而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蜕化，不禁扼腕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