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大寨村有约800亩地，分成2900多块，其中最大的一块不到5亩。后来他们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十年造地规划，并很快付诸行动。每到冬天，大寨人都要到他们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去奋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为混乱的时候，他们冬修耕地的工程也没有停下来。经过几年的搬山填沟造平原，大寨的耕地已由2900多块连片并成了900多块，出现了10亩以上的大块地十几处。水浇地由原来的几十亩扩大到500多亩，几乎占了总耕地面积的70%。原来光秃秃的虎头山，已变成青松翠柏，郁郁葱葱。粮食亩产1970年就突破了千斤大关，以后又连年超过千斤。他们的田间耕作不但用上了农业机械，而且还安装了喷灌、滴灌的水利设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寨村民的生活水平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村里建成一排排新房新窑，人均居住面积已达20平方米。还新建了医院、中学、幼儿园、托儿所、大礼堂、展览馆、青年之家、书店、图书馆等卫生、文化设施。
6.来大寨的外国友人
来大寨参观的人里面，不仅有中国人，还有许多外国人。有各国的国家军政要员，还有一些艺术家、科学家、新闻记者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们。据统计，从60年代以来，到大寨参观访问的外宾有2288批，25000人，他们来自五大洲的134个国家。其中包括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其他著名外籍人士还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美国友好人士威廉·韩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他们有些人在大寨还留下了十分有趣的故事。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是到大寨访问的最高级别的外国客人之一。1973年4月23日，他由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陪同来到大寨。大寨人以锣鼓、乐曲、歌舞迎接这位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气氛十分友好，埃切维里亚说他感到“像回到家里一样”。
埃切维里亚兴致勃勃地登上虎头山，观看了层层梯田和引水上山工程，俯瞰了大寨新村的全貌。陈永贵边走边向客人介绍大寨人劈山填沟、修建大块平地和兴修水利的情况。
墨西哥的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生产水平也比较先进，大寨人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他们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大寨人在艰苦贫困的条件下不向命运低头，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仍令海天相隔的客人深受感动。埃切维里亚说：“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修建了伟大的工程。”墨西哥客人还赞扬说，大寨人民的劳动精神是中国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
令总统先生感兴趣的还有大寨的“海绵田”。他说：“陈永贵的有机农业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
墨西哥客人走进陈永贵家，陈的4岁小儿子拿起炒玉米花请客人品尝。埃切维里亚十分高兴地把他抱在怀里。在宋立英家里，总统夫人热情地拥抱着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宋立英的女儿，说：“我们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也在培养妇女干部，像你一样工作。”
那天中午，陈永贵设宴招待埃切维里亚，桌上摆着的都是中国北方的传统食品。陈永贵向客人敬了酒，对总统和夫人及其他墨西哥客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和深切感谢。埃切维里亚的夫人也在宴会上祝酒，向大寨妇女转达墨西哥妇女热情友好的问候。她说，我们尊重大寨妇女的劳动，我们需要理解，男人能做到的事，妇女也能够做到。墨西哥全国财政公司副主任普恩特在宴会上宣读了一批墨西哥青年农民请埃切维里亚总统带给大寨人民的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墨西哥农民希望同中国农民加强友谊的诚挚愿望。墨西哥查帕斯州州长贝拉斯科向大寨赠送了礼品，那是一个印第安农民的木雕像。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永贵也向客人回赠了礼品，那是一些大寨人种植的玉米、谷子和核桃、红枣。
美国人韩丁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世家”，他本人长期生活在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韩丁曾到过我国的昆明、重庆；40年代土地改革时在山西长治地区的潞城县张庄体验生活，写出了著名作品《翻身》。他的女儿卡玛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的妹妹寒春、妹夫阳早长期在中国工作，他的外甥阳和平也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所有这一大家人都曾长期住在大寨。他们同大寨结缘，其牵线人就是周恩来。
那是1971年，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韩丁携妻子、母亲、妹妹、妹夫等假道加拿大、法国来到北京。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们。周恩来对他说：“大寨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农村的典型。你如果有志于研究探讨中国的农业，就应该到那里看一下。”于是那年7月底，韩丁首次来到大寨。
韩丁与陈永贵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科学种田。韩丁向陈永贵了解“海绵田”，热情称赞大寨多年实行的秸秆还田。他对陈永贵说：“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但只要有大寨的奋斗精神，加上科学化和机械化，中国的农业完全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韩丁和陈永贵都是直性子人，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也会有分歧。韩丁说美国的免耕法好处多，建议大寨也这样搞。陈永贵却强调“三深法”的作用，说：“我们一口人才两亩地，就得在‘深’字上做文章。”两个人甚至因此抬起扛来。陈永贵说：“老韩，你那一套我用不上，我只能用我的‘三深法’，你用你的免耕法。”韩丁则用徐缓的口气说：“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土地还得靠‘三深法’，等将来实现了机械化可以实行免耕法。”
这还不算，韩丁的母亲80多岁了，还从美国带着一个青年参观团来到大寨。这个参观团还不是参观几天就走，而是像中国的干部下农村那样实行“革命化”，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们估计这可能是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寒春、阳早的主意。既然是搞“三同”，就不能住在大寨的国际旅行社，也不能在旅行社吃饭了。大寨人看来也很宠着他们，真的就在村里给他们找了几间房子，又从旅行社给他们派了一名厨师。于是，他们就实行起“三同”来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三同”，不过是一种带点刺激性的游戏罢了。这些美国的年轻人，大概大手大脚习惯了，吃饭的时候边吃边丢，用美国人的观点看这可能很正常，但在大寨人眼里这种行为说轻点是浪费，说严重了就是犯罪。而且他们吃完饭也不收拾干净了，经常是杯盘狼藉，一副美国现代青年的派头。这件事反映到了大寨党支部，如果是中国年轻人这样干的话，那可以有许多办法对付，但麻烦的是，他们都是美国人，而且是美国友好人士韩丁请来的客人，这就比较伤脑筋了。
倒是陈永贵点子多。他把这些美国年轻人包括韩丁一家人都请到了大寨会议室，还把驻大寨村的记者和农学家们也都请了来。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明里是批评大寨村的某些人，实际是要教育这些大手大脚的美国人。会议一开始，陈永贵坐在讲台前，让两个社员挑进两担谷穗。陈永贵让挑担进来的社员把筐子举起来给大家看看清楚。筐子不大，装得也不满，两担大概有20公斤谷穗。陈永贵说，这两担谷穗是今天在一片收割过的地里拾来的，是由某某人领导的一班人收的。他们这样不负责任，一小片地就丢这么多粮食，全大寨要丢多少？这个事大家得讨论讨论，旧社会贫下中农没有粮食吃，吃糠咽菜，有这么些粮食，要救活多少贫下中农？
陈永贵讲完了，贾进财首先站起来“忆苦思甜”，即回忆旧社会生活之苦，想新社会生活之甜。贾进财说，旧社会许多穷人没有饭吃，饿死病死，他自己从小就是给人当小长工，给人放牛，是吃糠吃野菜长大的。继贾进财之后，还有许多老贫农也起来忆苦思甜，主要是忆旧社会之苦。在那片地里割谷的年轻社员也站起来作了检讨。
这整个过程本来就是要给美国人看的。会议进行中，寒春等几个中国通，就开始轻声给那些美国青年翻译。会散了，他们回到住地，寒春、阳早连夜组织他们结合几天来生活、劳动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据说这一着还挺顶用的，第二天饭桌上就干净了许多。
1978年金秋时节，韩丁应陈永贵之邀在大寨礼堂演讲。当地群众、附近村民和县城各界人士都来听他的这场充满异国情调的演说。韩丁用比较生硬的中国普通话将中国的农业和美国的农业做了一番比较，讲他自己在美国经营的农场，讲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社会的专门服务体系，也讲美国社会的高消费。他所传递的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息，给了太行山区的听众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7.身不由己
在大寨这个“红色殿堂”的当家人其实是很苦的。毛泽东号召干部参加劳动，这个“劳动”当然不包括脑力劳动，是特指体力劳动。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干部腐化变质，防止社会主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大事。大寨的干部在这方面一定要发挥表率作用，他们要带头干重活、脏活、关键活、危险活，而且要干得比普通社员好。经过一天劳动，社员吃过饭就睡觉了，干部们还要开会，总结今天的工作，安排明天的活。在这种情况下，应付大量的参观者、来访者对他们来说，当然是一个大负担。有人回忆说，郭凤莲就曾多次劳动回来边做饭边接受记者采访。
来大寨的文艺界名人和著名团体也很多。那时大寨几乎三天两头有人在搞演出。这些文艺团体能来大寨，都是因为他们学毛泽东的著作学得好，演出效果好，因此来大寨演出本身就是一种奖赏。他们为了给大寨人演出，也都做了大量精心准备。但他们也会遇到些麻烦：麻烦之一是节目太单调，麻烦之二是大寨干部实在太累了，他们无福消受这些红色经典作品。
那时，全国舞台上只有那么8个“样板戏”可以演，无论谁来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表演。这个圈子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海港》、《交响音乐沙家浜》。参观的人来了，大寨的干部可以不接见，但人家文艺团体专门来演出总不好不参加，再说这里面也有个对革命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这也成了大寨干部的一大负担。有时，头一天晚上是空军演的《沙家浜》，第二天晚上工程兵演的也是《沙家浜》，第三天晚上海军来演的还是《沙家浜》。这些样板戏都是千锤百炼过了的，把任何一点有生活情趣，能够吸引人的内容全部锤炼掉了，只剩下教育人干革命的一种功能。而且台上的道白、演员的唱词，人们都已到了耳熟能详、出口能唱的程度。尽管演员在台上很卖力气，但大寨的干部们超强度劳动了一天，他们实在太累了，台上阿庆嫂一亮开嗓子，他们便坐在座位上合上眼睛睡了起来。一场戏演完了，台下掌声雷动，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他们就跟着鼓掌。他们鼓掌的动作使台上的演员激动万分，演出就更加卖力气，但他们鼓过掌后，又开始合上了眼睛。
大寨这个小社会，只有几十户人家，几百口人。但组织性非常强，用陈永贵的说法，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组织起来的。在最中心位置的是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他周围是几个党支部委员，再外面是其他干部和党员，然后依次是共青团员、贫农、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最外面的是全体社员。大寨的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严密的、层次分明的组织系统中。有这样一套组织系统作保障，大寨领导人就不怕记者“刺探情报”。
新闻记者都想搞点时间性强点的材料，但大寨村毕竟不是专职的新闻社，大寨党支部的人们白天要干活，晚上要开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参观、学习、开会的人需要应付，他们不可能及时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可记者也是肩负重要使命的，他们要赶快把学大寨的材料采访来，把稿件写好，供广大读者学习应用。耽误了时间，影响了工作就会成为对学大寨的态度问题。所以他们也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早点采访到人，早点弄到新闻材料。赶上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或者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政治事件，再或者上级的什么重要人物下了重要指令，记者便要连夜赶写出新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因为手里有了“尚方宝剑”，大寨的干部就得听他们的调遣，赶紧给他们提供材料。为了这种事，记者也真是把大寨干部害得够苦的。
大寨干部就是这样，凡有重大政治事件都要表态。这些表态有的属于发自内心，是真心的表态；有些是他们不大懂的事情，需要记者或其他人提示他们如何表态，是非真心的表态；还有些表态是他们不赞成，但又不得不按照上面的意思去说，是违心的表态；另有些是他们来不及说的话，别人以他们的名义先说出来，记在他们的账上，然后由他们去认账，是别人代他们表态。但不管哪种情况，在全国人民看来，他们是些对什么都懂得，对什么都积极，对什么都热心，对什么都干涉，对什么都好说三道四的人。这在当时为他们赢得了太多的荣誉，事后又让他们背上了过多的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