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长期在昔阳县从事党政工作的孔令贤在他的《大寨》一书中披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的记者写内参反映山西舆论说陈永贵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邓小平对陈永贵和大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他讲了两条：第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第二，大寨卖粮是真的。邓小平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陈永贵的为人和大寨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他对大寨和陈永贵本人的真心爱护。
大会的第二阶段移到了北京，华国锋代表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报告共有五个部分，分别是：普及大寨县是全党的战斗任务；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等。报告重要的新提法有两个，一个是提出了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一个是提出了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问题。
报告提出的关于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是：（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像昔阳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
谈到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报告提出了妥善解决巩固发展集体经济的四个问题，即：收回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组织起来；把社员超过党的政策规定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收归集体；纠正分配中的不留积累，分光吃净等倾向。
华国锋的这个报告经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
10月19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闭幕大会，陈永贵致闭幕词。
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虽然对在全国农村进一步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推动社队企业的发展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会议提出的要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在农村继续进行“基本路线教育”等口号，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加快普及大寨县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不久，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席卷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随之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挂钩，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再度遭受严重损失。
1976年5月下旬至7月上旬，经国务院批准，农林部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了北方“三夏”和南方水稻两个生产现场会。两个会议都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农业学大寨联系起来，要求农村也要广泛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复辟”、“反倒退”的干扰下，许多已经得到纠正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的政策和做法又出现了回潮。一些地区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旗号下，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扩大基本核算单位，限制农民家庭副业，取缔农村集市贸易，不准农民到集市上出售自己生产的蔬菜、禽蛋等农副产品，剥夺了农民从事商品性生产的自主权。
有些地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又搞了不少“大办集体经济”的活动。如安徽省农村1976年又大办集体养猪场，限制农民家庭养猪养禽，禁止农民家庭饲养大牲畜和母猪，将耕畜全部收归集体饲养。1976年全省办起集体养猪场22.42万个，有77.2%的生产队办起了集体养猪场，共养猪280万多头。由于饲料不足和管理不善，这些养猪场普遍存在“三低一高”现象，即饲料报酬低，母猪繁殖率低，存猪成活率低，养猪成本高。全年生猪出栏率由1973年的70%下降到48. 1%，为历史最低水平。而生猪死亡率却创历史最高纪录，给养猪业和集体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影响，1976年，国家虽然继续从财力、物力上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但较好的生产条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农业生产再度遭受挫折。1976年，粮食、棉花、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等主要农牧渔业产品的生产均没有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停滞在1975年2.8亿多吨的水平上，棉花总产量比1975年减少32.6万吨，下降13.7%；油料、猪牛羊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1976年10月，党中央代表人民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党中央能带领人们拨乱反正，农业学大寨运动当然也面临着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却急急忙忙地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到这个时候，对大寨的颂扬更高了，它被称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英明领袖华主席高高举起的大寨红旗”。虽然提法过于啰嗦了，但却强调了大寨红旗的神圣与庄严。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超过了第一次，共有5000多名代表参加。出席会议的5000名代表中，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部分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学、教育单位的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了会议。
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社论写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社论提出：“这次大会是总结经验的大会。一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原有的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个县跨入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
陈永贵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的主题还是普及大寨县。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不同的是，“四人帮”被打倒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也就与揭批“四人帮”联系了起来。陈永贵在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四人帮”在学大寨问题上的“三反一砍”罪行。“三反”是说“四人帮”在学大寨运动中，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一砍”是说，“四人帮”妄图砍倒大寨红旗。陈永贵说，这“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说，“四人帮”用“三反一砍”干扰破坏学大寨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
“四人帮”确实干了大量祸国殃民的事情，但说他们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显然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他们就是靠了“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起家的，乱批乱斗是他们的职业，离开了大批大斗，乱批乱斗他们就无从施展伎俩。陈永贵的这些说法，维护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整套“左”的错误，谁要是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某些做法有意见，有抵触，就会被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批判和清理。
陈永贵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的任务：1980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这些要求显然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可能，也给以后的经济工作和农业生产带来消极影响。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江苏省委书记王敏生，分别代表所在队、县、省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农业学大寨运动达到了最高潮。
6.解析“大寨县”
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走了样。以1970年的北方农业会议为转折点，这场运动又发展到了它的一个新阶段，即建设和普及大寨县的阶段。从那时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历经8年多时间，按当时的说法是在全国建设了几百个“大寨县”。这些“大寨县”就自然条件而言，大多比昔阳县好一些，由于那里的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加上各级领导和各行各业的大力扶植，这些县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一般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大寨和昔阳的做法，使不少地方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没能有效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少地方粮食产量的提高还以林、牧、副、渔各业的衰退为代价，使人们增产不增收，广大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
198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解剖了一个从“大寨县”到“大债县”的例子，颇能说明这场遍及全国的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实际效果。
《人民日报》的文章解剖的是吉林省榆树县。榆树县是吉林省的粮仓，一个著名的“大豆之乡”。但从1972年，该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了一个“双百万”口号，即年产100万吨粮、100万头猪。以后每年都要重复这个口号，可这个目标一直也没能实现。之所以没能实现，是因为这是一个脱离榆树实际的高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