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缺乏起码的地理知识，尽管他身在高位可以到处视察，但他不懂地理，不懂气象，更不懂土壤学。他在大寨种地可以因地制宜，搞“四不专种三不空”，但一到外地，他还是拿了大寨的那点经验到处乱套。他也不是一个称职的政治家，除了凭着一种农民特有的聪明，对于政治理论他可以说一概不懂。他弄不清哪些是大寨的基本经验，哪些是大寨的具体做法，哪些符合党的农村政策，哪些是为党的政策所不允许的。他一再反对各地对大寨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就十分典型地反映出他根本混淆了大寨的基本经验与具体做法的界限，要求人们照搬照抄大寨的一套“左”的做法。他不懂得《农业六十条》是党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他所批判的许多东西，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肯定的。这种思想随着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就给中国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造成了消极影响。
3.“布衣宰相”
陈永贵进了中央政治局，这就意味着他将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因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中国党、政、军界的要员。依他的背景来讲，他没有军职，也不可能专职做党务工作。惟一的可能就是在国务院任职。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永贵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是满载而归，他成为11名副总理中的一人。在这11名副总理中，他的名字排在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人之后，名列第8位。在他的后面，还有吴桂贤、谷牧、孙健3位副总理。
陈永贵对于自己的当上副总理也没有感到意外，开会之前周恩来就找他谈过了。按照大会的程序，副总理是由总理提名，大会通过产生的。我们无法理解周恩来当时提名陈永贵时的复杂心情。从一些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看，周恩来对大寨是有感情的，对于陈永贵是关心、爱护的。但他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伟大政治家，他不可能不知道陈永贵的水平和能力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是多么不相称。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又一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当然特别需要德才兼备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提名一介文盲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我们想，此时周恩来的心情肯定不会平静。
陈永贵的办公室与其他高级官员布置得没什么两样，也是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放着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政治、军事、外交、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科学，各个部门都有。读这些东西显然不是他之所长，他也确实很少读。对于每天需要他来批阅的材料，都是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字给他念念，听不懂的再给他讲一讲。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这是当时中共领导处理文件的一种常用办法，用当时的行话说，叫做“圈阅”。这个办法倒是省了陈永贵的事。据说还有些经过秘书讲解他仍不懂的事情，他就看别人怎么办，主要是看李先念等人，他们画圈陈永贵也就跟着画圈。
当然，农民出身的陈永贵也有他的可贵之处。他虽然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国家副总理，又是农民的身份，建国以来除他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在“文革”期间，陈永贵掌握了昔阳县的领导权，不过他本人仍在大寨住，仍担任着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党的“十大”以后，他搬到了北京，将大寨党支书一职交给了原副支书郭凤莲，但他仍保留了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职务。这就使他成为一个很奇怪的官，他的职务分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大寨大队党支部委员。这种情况不仅当时没有，以前和以后可能都不会有。由于他从中央最高层到地方的最低层都有职务，也使得一些党政部门的上下级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例如，大寨公社本来是大寨大队的上级，但由于大寨大队有陈永贵这样一名大人物，他们从来不敢过问大寨的事情。相反，有什么事，倒经常向大寨“汇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昔阳县委、晋中地委甚至山西省委与大寨的关系上。连山西省委书记在陈永贵面前也要汇报工作，更不用说各级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省、地、县、公社各级评先进，大寨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获奖者，但发证的一方却心有不安。因为颁发证书常常是上级对下级的一种奖励，但他们在大寨党支部面前不敢以上级自居，不能写“奖给”这样的字样。最后只好写成“赠给”。
陈永贵人进了北京，但户口还留在大寨村，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配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另外，作为不脱产的干部，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的现金补贴，后来这笔钱涨到了 100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1.2元的伙食补助，这就是他每月的全部收入。这当然要比他担任副总理所应当享受的待遇低得多了。有一本写陈永贵的书，名字就叫《扎白毛巾的副总理·陈永贵》，书名很传神，道出了已经成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的一个重要特点。确实，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以后，仍是一身的农民打扮，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身穿对襟衣，一副“布衣宰相”的样子。在吃饭方面，他要求的标准也很低。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派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被他打发走了。他的理由是：“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家乡饭的厨师，每天给他做昔阳面食。有人说，他当了副总理以后的饭菜水平达不到江浙和广东中等农民家庭的水平。
4.钓鱼台无鱼
陈永贵进京以后，开始住在京西宾馆。陈永贵住进来后，中央给他配备了秘书、警卫和服务员，室内所有设施都是国内一流的。陈永贵出身农民，住在这样高级、豪华的环境中，他并不感到很舒服，反倒觉得很不自在。后来，他又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钓鱼台原本是清朝皇帝钓鱼的地方，乾隆帝时在这里修了个行宫，但规模不大，他也没来住过几次。以后随着清朝国力衰微，政府拿不出多少钱来修，皇帝也没有这等雅兴临池垂钓，钓鱼台处于一种半废弃的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斥巨资在这里大兴土木，建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国宾馆，成为国庆十周年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
陈永贵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后，感到很不方便。除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他在那里没有熟人。如果中央开会他就有事干，但中央不可能一天到晚总开会，不开会的时候，他就苦了。他没有文化读不了小说，没有艺术鉴赏水平也就不爱看电影、节目之类。他是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一旦离开了土地，他真的就无所事事了。
陈永贵实在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于是就由秘书捉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搬出钓鱼台，二是实行“三三制”。所谓“三三制”，就是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在面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搞蹲点。
毛泽东接到陈永贵的信后大为赞赏，当天就提笔批示说：“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请政治局议。”第二天，毛泽东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陈永贵，说：“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嘛！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在钓鱼台啦，那里没鱼可钓！”
陈永贵搬出钓鱼台国宾馆以后，经国管局安排，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23号。那是一套平房，原是清代高官李鸿章的住宅，院子很大，经过重新装修，设施也十分高档，有一个班的战士专门保卫着他。住在这里的陈永贵心情也变得比较舒畅了，大寨来的人、昔阳来的人可以随便出入。而且他还争取到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回大寨，这对于他来说就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陈永贵每次回昔阳或大寨，都要有警卫员，这是规定。陈永贵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周恩来就给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谢振华打电话，要求省军区给陈永贵配备个警卫员。但陈永贵不愿意让省军区来人，他提出由昔阳县出人。于是，就从昔阳县委找了个办事员，经过几个月培训，成了他的警卫员。但这个警卫员从来不跟他去大寨，他不准许警卫员进大寨村。一进大寨村，他就成了一个普通人，下地干活，找人聊天，还下厨房做家乡饭请乡亲们吃。
5.昔阳干部满天下
陈永贵有句名言，叫做“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为了推广大寨经验，他便不遗余力地提拔、重用那些对大寨“有感情”的人来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开始，他主要是在昔阳县境内提拔重用这样的干部。从1970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以后，昔阳被认定为“大寨县”以后，全国都在“学大寨，赶昔阳”，在他所管辖的领域内，就又有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昔阳干部遍山西，甚至遍全国的不正常现象。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山西省及其他相关的省份和部门开始着手解决昔阳干部满天飞的问题，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查，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介绍，调出干部491人，其中有一些人调出时只是工人、农民、警察、售货员等，但调出后就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分布在山西省直单位、各地市县和外省工作。他们多数是为推广大寨经验而调出的，其中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以上领导职务。这38人中，绝大多数是从一般干部或基层提拔起来的。这些人所任职务有的还很高，有的甚至当上了省委书记、国务院的副部长。据统计，这38人的任职情况是：国务院副部长1人，省委书记2人，省委副部长5人，省副厅、局长及厅局党组成员3人，地委书记、副书记3人，地委部、局、科以上干部7人，县委书记、副书记14人，县革委主任、副主任3人。从昔阳调出这么多干部，而且担任这么重要的领导职务，的确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在目前国内出版的一些有关著作中介绍了昔阳县外调干部的一些具体细节，使我们了解到这件事情在当时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贯彻“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这样一种指导思想，许多昔阳基层干部还是以“对大寨有感情”、“敢批敢斗”等原因被提拔了起来，安排到各地区、各部门去掌权，使一些本不属于德才兼备的干部得到了提拔与重用。一些基层干部被从昔阳调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后，往往又凭借职权，把自己所熟悉的干部或亲戚朋友拉到自己所管辖的地区或部门工作。这样，就使昔阳干部调出越来越多。
在解决昔阳干部遍山西的问题时，中共山西省委派人对从昔阳调出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做过认真的调查分析，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些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他们的本质是好的，工作是积极的，但由于提拔太快，缺乏领导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担负不起所主管的地方和部门的工作。而且在省委的调查中，有的昔阳调出干部自己也感到了力不胜任，主动要求上级调整所担任的领导职务。中共山西省委认为，这样的干部是多数。这些人有的到新的领导岗位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有的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盲目推行大寨、昔阳一套极左的经验，起了不好的作用。如一位从昔阳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提拔到别的县任县委书记的干部说：“我过去就凭昔阳大寨那套干，自己没本事。”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中共山西省委同时还指出，昔阳外调干部还有另外一种类型，他们是文化革命中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头头，有的甚至是打砸抢分子、违法乱纪分子。这种类型的干部是少数人。他们调出昔阳担任领导职务后，不仅积极推行大寨极左经验，而且大搞封建家长式领导。在政治上，坚持七斗八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在经济上，“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上项目，“想新的，干大的”，给所在地方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在组织上，拉帮结派，以我划线，任人唯亲，大搞裙带风；在作风上，搞一言堂，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在生活上，追求个人享受，大搞特殊化。
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是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干部标准。但发生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昔阳干部满天飞现象，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而是搞了“任人唯昔阳”，以地域来任用干部的错误干部路线。所谓“念好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就是这种干部路线的直白表述。在“任人唯昔阳”这样一种干部路线的指导下所提拔起来的干部，也就不可能符合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山西省委后来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昔阳外调干部实际上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德无才”，用山西省委的评价说，就是本质是好的，但缺乏胜任工作所必须的领导经验和组织才能；另一种是“无德无才”，即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出现这两种情况是执行“任人唯昔阳”这种错误干部路线的必然结果。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必须永远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