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成长，它已不是孩提时代的美国。它有自己的事迹需要讴歌。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谁能够怀疑诗歌将要复兴，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正如天文学家宣布的那样，天空星座中的那颗正在天弯闪耀的星星将要变成北极星，达一千年之久呢？”这一个修辞反问句，活生生地道出了爱默生一颗热辣辣的、有民族意识的心，道出了他的由衷希望和坚定信心。美国的文化，美国的诗歌和文学，必将如日月经天，永远照亮世界文学的地平线，必将如北极星发出璀灿夺目的光辉，为人景仰。在这里，爱默生勾勒出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描绘出一片多么诱人的前景！未来的憧憬，民族文化的理想，溢于言表，跃然纸上。
民族文化，民族诗歌与艺术的题材是什么呢？ 爱默生认为，它应该“不再去歌颂那崇高的和美丽的一切，而去发掘眼前低微的普通事物，将它们化为诗歌。人们突然发现那些以前被准备鞍髻、给养去遥远国度旅行的人踏在脚下的东西，却比任何异帮的事物都更加丰富。贫苦人的文艺，儿童的感情，市井的哲学，家庭生活的含义，全部成了当代的题材”。这些题材，在爱默生心目中，比“崇高”，“美丽”或者“异帮的事物”都更富有意义，更值得抒写和歌颂。而且，发掘这些题材，“是一个长足的进步”。正是在这种“贫苦人的文艺”和“市井哲学”中，他预见了美国民族文化的萌芽，指出这就是它的方向。他在《论美国学者》中，一再发挥阐释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积极的、进步的、即使在今天，也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爱默生还谈到大自然对人类心灵新产生的影响。他说：“对心灵所产生的影响，以时间来说最早，以空间来说最重要的是大自然。”“每一个白昼，有太阳发光，日落后的黑夜，有星辰闪耀。风儿吹拂，肯草萌生。……这些现象最能吸引的就是学者。”诗歌的产生，文化的形成，是与大自然的薰陶与启迪密切相关的。大自然的“美丽是他自己心灵的美，它的规律是他自己心灵的规律。”这里的“他”，指的是“美国学者”，同时也是美国学者所代表的或者即将创造的美国民族文化。也就是由于上述原因，“古代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同现代的箴言：‘研究大自然，终于变成同一个格言了。”大自然的感召和启迪，促使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也认识了自己。这是爱默生的自然观。按照他论述的意义，大自然与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人与大自然，“一个是叶片，一个是花朵”，二者是“从同一条根上生出来的”。因此，诗人要走向自然，拥抱自然，讴歌自然。这就充分体现了爱默生崇尚自然，崇尚奔放、热情的浪漫主义思想。
作者认为思想、真理和诗歌源于自然，离开了“周围世界”，也即自然，也就无所谓思想、真理和诗歌。“最初的学者接受他周围的世界，对它进行沉思，在他心里经过一番重新整理，又把它陈述出来。它进入它内心时是生活；从他内心出来时是真理。已进入他内心时是短暂的行动，出来时是不朽的思想。它进入他内心时是短暂的行动，出来时是诗。” 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说过：“字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于事而形于咏叹”，“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以情，然后兴于磋叹，而形于诗词义”。两种思想，可以说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他看到诗歌源于生活，这种思想不能不说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进一步讨论。
爱默生还论述到了过去的文化，也即传统。他写道：“对于学者精神上的影响，第二个要素便是人类过去的心灵”，而“书藉则是一种最好的过去影响”。似“正如一个抽气筒无法造成一个纯粹真空一样，任何艺术家也都不能够在他的书里完全排出因袭的、容易腐朽的东西，或者写一木纯设想的书。”爱默生认为，书藉给人以影响，但人绝不能拜倒在书本面前。因为“没有绝对完美的”书。他鄙薄当时思想界那种“没有‘思想着的人’而只有书呆子”的状况，奚落那些“考证修订古书的人，和各种不同程度的藏书狂”，指出“善用书，则书是最好之物，滥用书，则书是最坏之物。”他说，读书的目的“无非是给人以灵感”，无非是象阿拉伯格言说的那样，“一棵无花果树，只要看着另一棵就能结出果实。”应该“严格地让书服从读者”，而不是让读者服从书。他又说：“明眼人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时侯，只读那极少的部分，即那真正的明哲之言，其余的全都扬弃了。”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柄，当心不要握错了一只” 。爱默生认为对过去的书藉和文化，应该而且必须吸收那些值得吸收的东西，抛弃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可见，爱默生所提倡的是，对传统，对文化遗产的带有批判性的接受，既不能全盘肯定，又不能全盘否定，而是要有所鉴别。
爱默生还提出了“行动”对于认识真理，对于创造人类文化的作用。他说：“行动是智力赖以创造华美事物的原材料，行动是一种资源，行功是思想的序言，是由无知觉到有知觉的过渡，行动就是生活，我生活过多少，我就知道多少。”行动就是积极参与生活，体验生活。“我体验到多少生活，我就能征服多大的旷野，种植多大的田地，我的生命和领土就伸展多远。苦役、灾难、债激和医乏，都教我们以雄辩的口才，教我们以智慧。”而且，“只有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行动的人，才能得到最丰富的智慧之果。” 生活是智慧的源泉，离开生活——也就是他所谓的行动，一切都将干枯、萎缩。他的所谓“行动说”，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的精神，因而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他认识到，生活——即他说的“行动”——是认识的源泉。就诗歌或艺术的创作来说，也即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在艺术创作上，他强调“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说，具备了初步的实践观点。可是，他还不了解、也不可能彻底了解人类生活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因而他不能就生活实践对艺术创作的决定作用，作出科学的论述。他虽然提倡“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行动”，但是，在谈到“最初的学者接受他周围的世界，对它进行沉思，在他的内心经过一番整理，又把它陈述出来”时，他不能明确说明“学者”或者诗人如何把它陈述出来。是有闻必录，还是有所选择？ 是一视同仁，还是有所评价？ 这些，爱默生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
爱默生提倡自由和自信。“学者应当是自由的——自由而勇敢，就连他在给自由下定义上也是自由的。”他所提倡的自由，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但同时也是有为而发的，也就是针对当时美国文化附庸于外国这一状况而提出的白由。从这种意义上讲，他所讲的“自由”，也就有了积极的内涵。他说：“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在自然界出现得很晚，世界很早以前就完成了——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 有了这种思想，美国民族就会成为“被威胁、被慑服的人。因此还要有自信。他说：“一切美德都包含在自我信赖里。”自由和自信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先决条件。要自由，就要崇尚个人，“对个人”予以“一种新的重要位置”。这种思想与爱默生其他散文中包含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综观全文，《论美国学者》贯穿着一根主线，即应该而且必须创立美国自己的民族文化。爱默生指出，创造灿烂辉煌民族文化的时代已经遥遥在望，这是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要。如果说爱默生以前的欧文和库柏等作家利用了乡土题材创作，还处在自在阶级的话，那么，以爱默生为其领袖的一批作家则升华到了自为阶级，如果说前者对创立自己的民族文化还处于朦胧期，那么，《论美国学者》的发表，则标志着它的自觉期的开始。难怪演说一经发表，便在当时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宗教界引起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息。正统派的宗教人士把它看作眼中钉，肉中刺，肆意低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破口大骂爱默生为异教徙，是不信宗教的人。而在具有进步倾向的人中间，他又受到欢迎和推崇。把《论美国学者》奉为创立美国民族文化的圭臬，奉为“美国精神界的独立宣言”。卡莱尔称它为一部“令人震惊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说他是“我所见过的第一人”。稍后一点的美国文艺批评家、爱默生传记作者伍德柏理也说他是“美国文学界所产生的唯一的伟大心灵”。在论述到《论美国学者》时，赫尔姆士说，自从撒缪尔·亚当斯演说以来，“在哈佛的礼堂里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演说”。詹姆士·洛威尔也专门撰文高度评价爱默生。在当时，他的确成了全国最负盛名、最受欢迎的演说家。爱默生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群热心的听众簇拥在他的周围，静静地聆听他的讲演。只要他一出现，赌桌立即变成圣坛，普通的市镇礼堂立即变成神殿。从这种意义上说，爱默生是美国精神独立运动“新英格兰的文艺复兴”当之无愧的倡导者。
《论美国学者》立意在提倡美国民族文化的自立。这在当时，具有促进美国民族意识的觉醒的作用，在创立美国民族文化方面，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对文化传统的见解，这在当时也是可取的。但与此同时，还表现了崇尚自然、个人及个人自由的思想。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下了爱默生所依附过的那个阶级的烙印。此外，如上所述，他在艺术创作上，虽然提出了生活是艺术源泉的观点——“行动说”或“接受周围世界说”，但并没有科学地阐明艺术或诗歌对生活实践的依存关系，更不了解作为诗人或艺术家对生活现实的审美意识表现的诗歌和艺术品，是受诗人或艺术家的世界观的制约的。这也是爱默生时代局限性之所在。
爱默生的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仅仅从《论美国学者》一文，也可略窥端倪。他的散文恢宏隽永，气势磅礴，犹如尼亚加拉的大瀑布，犹如密西西比河的湍流，澎湃汹涌，一泻千里，动人心弦，予人鼓舞。他的散文充溢着奇妙的比喻和警句，闪烁着深邃的智慧的火花。而同时又是那样飞扬悠肆，雄辩服人。美国作家托玛斯·希金森曾经说：“那庄严的思想和韵律，其性质如此罕见而甜美，是人类最高文学的永恒补充。”他对自己思想、观点的阐释，能举重若轻，曲尽其意，他钩沉辑佚，旁征博引。有人曾经专门作过统计，发现在爱默生的全部著作中，竟引用了八百余名作者的三千多条引文。其涉猎之广，采撷之博，可见一斑！爱默生的演说和著述，与其说是散文的，毋庸说是诗的，与其说是叙事的、描述的，毋庸说是思辩的、哲理的。他在提到卡莱尔时，曾经说他“是一个侃侃而谈的人，他的说话和他的文字一样地不同凡响”。这句话倘若用到他本人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了。
§§§第三节《论美国学者》的精神内涵分析
“我要重新掂量一切，任何事物在我看来既非神圣，亦非亵渎。我只是在实验，我是一个甩开过去的无止境的探索者”。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美国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诗人、超验主义哲学的主要倡导者，就是以他的重新掂量一切的大胆实验，把人的精神从旧思想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引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为美国学者开辟了一条思想解放、精神独立的浪漫主义道路。他的个人灵魂的哲学至今仍作为美国的经典思想在激励着寻求精神解放的人们，而独立意识则是其学说的基础。
清教世家出身的爱默生从小受到家族环境的影响，对宗教有着盎然的兴趣。同时，他思想活跃，敏感地体察到社会的变化。181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之后进入哈佛神学院。1829年被任命为惟一神教的波士顿第二教堂牧师。学生期间，爱默生大量阅读了浪漫主义作家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等人的作品，受到浪漫主义所倡导的“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他很早便开始了对僵固空洞的加尔文教的批判，对惟一理教过分崇尚理性和忽略生动灵魂的倾向也深为不满。经历了精神矛盾之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只有在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与行动一致时他才会服从。1832年，在一次对宗教仪式的争执后，他毅然辞去了在当时是前途无量的牧师职务。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富于戏剧性地坚持独立自主，这一精神后来成了他最渴望宣讲的内容。此后，他到欧洲旅行一年，结识了崇拜已久的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卡莱尔。回国后，爱默生投入了新的生活，著书立说，广泛演说，足迹遍及全国，并与梭罗、奥尔科特、富勒等人成立了“超验俱乐部”，开辟了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