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院生活即将结束。有一家出版社因为想打开亚洲市场，想找一位会日语的外国人做编辑和企划。我的教授是这家出版社的作者，教授向出版社介绍了我，出版社希望可以见一见我，于是我和教授去出版社面接。说是面接，其实是出版社对教授的一种招待。
那个时候，我的日语还不像现在这般得心应手。可能是我过于紧张的缘故，我几乎一句也没有听懂老板还有社长以及编辑长都向我提问了什么问题，我只是一个劲儿地回答说“是”。我以为就职对于我来说是绝望的。我说的是在出版社就职。据我所知，东京的出版社里只有一个中国人在做编辑。我刚来日本的时候雅子将他介绍给我，他请我在一家叫“李白”的茶楼里喝过茶，还请我吃过饺子定食。他跟日本女人结了婚，他不仅日语说得好，他还会直接用日文写作。除了出版社的工作以外，他还在日本的广播电台和雅子一起为美国之音做采访员。他是日本华人圈里的名人。他的名字叫唐人。我不可能是继唐人以来在东京就职的第二个中国人。我日语说得还不是很好，我更加不会用日语写作。但是，吃过饭喝过酒，老板突然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还有，你想要多少工资？”虽然我不敢相信我真的可以就职但是我真的就职了。我对老板说：“我下个月可以上班。至于工资，最低二十五万日元才可以在入国管理局拿到日本的就职签证。”老板对社长说：“就定为二十五万。”
老板又对我说：“你定下上班的日子，你想来的时候就来，你直接找社长好了。”
我觉得我的就职好像我和出版社双方对教授的利用。教授和教授的父亲是日本屈指可数的心理学专家，他们父子两个人的书稿出版后可以迅速卖掉。我的教授当场同意他的下一部书稿在我即将就职的出版社出版。还有，后来我成了出版社里的编辑，我从编辑同人那里知道出版社的年轻美貌的女社长是老板出差时从外地带回东京的。从一个旅馆招待一下子成为出版社的社长，谁都知道她是我们老板的情人。老板的情人在出版社里不约稿也不用编稿，她只管钱。我每个月就是从她那里拿工资。
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曾经企划并编辑了一套中国女作家的丛书。书出版后我邀请佩红和明了来日本参加出版发布会。佩红曾经对我说：“你们的社长很优秀，她不仅如此年轻就有做社长的能力，她还十分十分漂亮。”那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属于个人的出版社，也许佩红想象不到做社长不需要能力。出版社是我们老板的，我们老板想让他的情人做社长他的情人就可以做社长。我在这个长篇的开头处说过，男女关系也是特权。社长这个地位是我们老板的情人的美丽的年华。
然而，令我感伤的是我的老板和社长将我和教授的关系也看成和他们一样的关系。酒会结束的时候老板让社长叫来出租车，老板让教授上车，老板让我也上车。我说我和教授不是同路，老板还是执意地叫我上车。老板大约以为我和教授会直接去情人旅馆。我感到十分难为情的时候，教授解救了我。教授跟老板和社长说过再见后就请司机将车启动了。教授乘坐的出租车远了看不见了，我看见老板一脸的不可思议。如果老板知道我和教授根本不是情人关系的话，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如此简单地踏入日本的出版界。我成了第二个在东京出版社就职的中国人。结局是新的，决定未来的永远是那个叫做“命运”的东西。我想起翔哥对我说的那句话：“这就是日本，你认识的一个人也许会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这一次就职，我从此远离了我的祖国，我的亲人，我喜欢的中国文坛里的好多朋友，我也远离了大头和和平。十年后我因为种种原因而归化了日本，我连名带姓都成了日本人。还有，我来日本有二十年的今天，如果没有电脑，我会提笔忘字而想不起中国的汉字。
日本的教育妈妈谈到他们家庭的教育方针时会包括她们对孩子的理想象。她们希望她们的孩子是健康诚实的，她们希望她们的孩子是自立的，她们希望她们的孩子可以有其他人没有掌握的某一种武器。还有，她们做很多努力让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去学习塾学习，她们让孩子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可以去所谓的贵族学校。很多贵族学校都是大学的附属学校，所以她们的孩子进了贵族学校后可以不再担心大学考试。这些刚刚六岁就已经拿到了通向大学的护照的孩子们，差不多都是有钱有名的人的孩子。有着好的家庭背景的孩子们成为朋友，孩子们的友情从小学维持到大学毕业，维持到他们成为社会人。他们的友情是他们的圈子，他们的圈子在很大的意义上决定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他们的地位决定他们的命运，因此他们的圈子根深蒂固。
我的儿子也是在三岁开始进学习塾，我儿子可以不用考试而直接升到大学院。我儿子现在是小学三年生，除了我儿子以他自己的喜好交朋友外，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美容院，因为在我的儿子有了明确的交友意识之前，我必须和我儿子的朋友的母亲们也交朋友。有时候我会觉得累，但是没有关系，我现在的努力是儿子的未来的希望好像祈祷。我和许多母亲一样都相信那个人与人之间才有的叫做“命运”的东西。简单地解释的话，或许就叫做人事关系。
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去出版社工作，想一想继立新和乌龙茶之后我自己也要离开富贵阁，我感到时光真的是挡也挡不住。离开富贵阁之前有一件事烦恼着我，我想我该解决掉它。
我的这个烦恼与山馆有关。
山馆一直因为我的消瘦而认定我不适合打工想解雇我。山馆几乎不曾与我说过话，山馆或许也没有正经地看过我。我在这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什么叫感觉，我只是知道我和山馆是两个不投机缘的人。
午休去五楼的时候，没想到我和山馆同乘一部电梯。如以往一样，山馆有意站到我的前面将他的后脑勺和后背对着我。想一想我不久要离开富贵阁，我可以不再在乎眼前这个讨厌我的男人，但是我想将我的心情转告给他。我看着山馆的后脑勺。
我说：“我知道长期以来你一直讨厌我。”
山馆并不回头。
山馆说：“你说得对。”
山馆说：“我确实不喜欢你。”
“我也讨厌你。”我说。
我说：“我们两个人好比两种生物磁场，我们是相克相冲的那一种。”
我说：“我们没有好的缘分，我们从一开始就彼此厌恶。”
古希腊的人认为，一个男人的高贵品质可以是私下的，也可以是公开的。我如此直截了当地对山馆说出我的感觉，想不到下午我洗酒杯的时候，山馆来到我的身边。山馆在我的身边站住，山馆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山馆用手指着短裙下我小腿上这里那里出现的淤血块，山馆说：“你可以休息，你最好尽快去医院做检查。”山馆说：“你这个样子下去的话会死。”
母亲走后，先是腰痛，接着淤血块也再一次出现在我身体的这里和那里。我知道淤血块不是病，淤血块只是我的放纵与悲哀。然而山馆关心我我觉得很高兴。我看着山馆说完话从我的眼前离去，我看着山馆的背影。有一阵风吹过我的心头，我看到随风飘落的那些落叶。我独自微笑起来。我们曾经视对方为行尸走肉般地擦肩而过，我们也感到过力不从心，而如今我们心领神会。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坦诚与理解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我独自微笑。
赵小姐趁着没有人在眼前的时候来到我面前。
“秋子，我不是告诉过你你的病已经成为富贵阁的传说吗？你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去医院？”“病？什么病？”我已经忘记赵小姐曾经提示过我什么了。
“你身上的那些紫斑啊。”
赵小姐说：“暗地里有人怀疑你得的是艾滋病。”
天啊，艾滋病。
我当然知道我得的不是艾滋，但是我无法向富贵阁的人宣布我是因为和男人做那种事做得太多。还有，我无法解释说我没有乱搞男女关系，我只是跟我喜欢的一个男人做爱而已。翔哥在跟我做爱的时候说过他是蝶，我是花。蝶恋花。爱欲隐藏在淤血块里。淤血块是我和翔哥两个人的故事。
艾滋病。
被人误以为得了艾滋病我自己也难堪得有点儿乱套。艾滋病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健康上出了问题，艾滋病还代表着对一个人的审判。淫乱从幕后走出来，淫乱被人们的想象贴到我的身上。淫乱是宣判书。我再次觉得我身上的淤血块是霍桑笔下那个女人的胸前所挂着的“红字”。为了证明我没有得艾滋病，我只好去医院做检查。
“我没有病。”我说。
我将化验结果给赵小姐她们看。
我说：“医生说我的淤血是因为疲劳和营养失调。”
医生真的是这么说的。
解释的时候我觉得口干舌燥。我喝了一大杯茶水，茶水不小心误入气管，我打了几个一连串的喷嚏。“一开始我就说那间房子有问题。”阿珠说。
阿珠说：“不会连你也去医院挨一刀罢。”
“是鬼掐的青。”淑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