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黑色幽默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1944年5月，每天有2000架盟军的飞机进入帝国领空。落到化工厂、炼油厂以及军备企业的炸弹一天比一天多。1944年冬天，情形看起来完全绝望了。德国空军正处在瓦解状态，德国城市陷入废墟之中。戈林辱骂他的歼击机就像胆小该死的乌德特对空军军备生产中的混乱状况一样无能。戈兰德建议将达到成批生产水平的喷气式飞机“梅塞尔斯密特”262作为截击机立即投入使用，戈林拒绝了，为的是维持他和希特勒之间易碎的和平，因为希特勒荒唐地要求将其作为轰炸机使用。
有关此种第一批生产的喷气式飞机投入使用的纠缠持续了数月之久。直到1944年夏天才将“梅塞尔斯密特”262作为“闪电轰炸机”和阿拉多234（一种装有2个喷气式发动机，时速达到800公里的轰炸机）供应给空军，但以此来对付德国上空的盟军空军已经太晚了。这些先进的飞机几乎是不起任何作用地消失在了盟军大量密集的炸弹中。
1944年，武器车间提供了3.8万架飞机（1941年1.1万架），但是化工厂被轰炸后，这些歼击机由于缺乏汽油而陷于瘫痪，它们现在才大量地从工厂车间滑行到停机场，在那里毫无保护地遭到了轰炸。
戈培尔1944年6月6日在日记中透露：“我们在空战中的劣势简直是灾难性的。元首对此非常痛苦，特别是考虑到戈林肯定对此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但他又不能采取反对戈林的行动，因为这样一来，帝国和党的威信将会蒙受最严重的损失。”
就是在空军内部，对这位总司令的信任也在逐渐消失。戈林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与最高勋章的战斗英雄曾经是年轻飞行员心中的偶像，但他却远离了空军的困顿和担忧。
当戈林1944年11月7日在柏林瓦恩湖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再次漫骂到场的参加过战斗的飞行员是“胆小鬼”，以及让所有歼击部队在唱片上听到这次侮辱性的讲话时，这次公开的侮辱差点导致了一场暴动。由此可见这位总司令和他的军官们之间的关系遭受损害的程度之深。当戈林为了解释自己的不妥行为而召集30名重要军官举行“空军会议”，并在会上责备“代表们”“在批评空军中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时把我除外了”时，气氛仍不见好转。
“1945年1月中旬到月末，”他在纽伦堡说，“就不再有任何希望了”。戈林已身处绝境：不管是在希特勒那里，还是在他的军队那里，他都得不到支持。
6.纳粹极端分子的灭亡
1944年，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使法西斯德国陷入东西夹攻之中。希特勒狂吼乱跳依旧难解决任何问题。苏联在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之后，对德军连续发动10次快速纵深的攻击，使德军节节败退。第三帝国岌岌可危之时，作为法西斯党徒的戈林的政治生命也该完结了，但是元帅的野心不减当年。
当1945年2月苏联军队移近肖夫草原的世外桃源时，戈林派人将夫人埃米和女儿埃达带往巴伐利亚。在德累斯顿陷入地狱的同时，他关心的是将首批着陆的艺术珍宝藏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一个山间隧道里。在那段时间里，他最后一次萌发了和平的希望。他打算和盟军进行一次和平谈判并由于对形势完全错误的判断而相信“在不分胜负的平局中还有机会”。然而私下里他也预料到了最糟糕的结果并写下了他的遗嘱。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最后一次生日，戈林最后一次启程到国务总理办公厅，目的是再一次站到那个他在所有罪行中都以盲目的忠诚助纣为虐的人的面前。戈林在20多年前就发过誓，他将至死都对希特勒保持忠诚。现在他却决定尽快离开他的“元首”和已被包围的帝国首都。阿尔伯特·斯佩尔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戈林解释说，他在南部德国有万分紧急的任务需要完成。希特勒心不在焉地看着他。他向戈林伸过手去，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
戈林随后来到卡琳厅，亲手将这座庄园炸飞，自己逃到了上萨尔茨山。他有着吸毒的坏名声，像水母一样昏睡而肿胀，像希特勒一样身体极端衰弱，但却怀着有朝一日实现人生最大目标的希望：从希特勒的阴影中走出来并继承他的职位，最终成为唯一的统治者！
关于希特勒所谓的神经崩溃的消息再一次使他发疯似的忙碌起来。希特勒真的死了吗？还在当天，即1945年4月22日，戈林在晚上10点钟通过海底电缆向希特勒在柏林的住所发去一封后果严重的无线电报。电文前几行的内容就把希特勒的脸都气红了。原文是这样的：“我的元首，您同意我按照您1941年6月29日发布的公告作为您的代理人立即接任帝国的全部领导权，并对内对外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吗？”
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就已经使希特勒感到受了侮辱，那么接下来的文字便注定了他和戈林之间的关系最终破裂。“如果直到晚上10点30分还没有答复，那么我就认为您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然后我将视您公告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立并开始为民族和祖国的幸福而行动。”
鲍曼不必考虑过多，他深知这是最终击败他的内部敌人的大好良机。“戈林背叛了您！”他向希特勒强调说。“对他我早就看透了，”他晃动着脑袋叫喊道，“我知道戈林很懒，他毁了空军。他贪污腐化，他干的事使营私舞弊在我们国家成为可能。多年以来，他一直是个瘾君子。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了。”
不多久，党卫队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行刑大队长贝恩哈德·弗兰克就接到了鲍曼匆匆忙忙亲笔涂写在纸上的命令：“立即包围戈林的住所并逮捕至今为止还是帝国元帅的赫尔曼·戈林，任何反抗都应该被制服。由阿道夫·希特勒签名。”
1945年4月23日晚将近10点时，弗兰克在戈林位于上萨尔茨山宫殿般的乡村别墅里鞋跟相碰地向这位假定的叛变者行礼并坦白相告：“帝国元帅阁下，您被捕了！”
6天之后，希特勒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命令：“我在死前开除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出党”。他谴责戈林背着他和盟军谈判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鲍曼达到了他的目的。
第三帝国灭亡前夕，国力衰竭，人民贫困，哄抢事件到处发生。这位得力干将，纳粹元凶，为第三帝国的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也许从来就没有想到，他亲爱的朋友希特勒在最后的时刻抛弃了他，他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囚徒。这是多么富有讽刺意味！
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而这时已沦为阶下囚的戈林认为自己被希特勒误解了，自己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尽管不是他，而是海军元帅邓尼兹接任了希特勒的职务，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惟一有合法权力决定德国命运的人。他要和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进行对等的谈判。
1945年5月7日，这位帝国元帅带着妻子埃米和女儿埃达在前往和美军会面地点的途中，在拉德施塔特附近的一条山路上被美军俘虏。这应该是赫尔曼·戈林最后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见到他的家人了。他的评论意味深长：“我至少有12年是体面地活着的！”
被俘后戈林没有受到什么特殊的待遇，他被艾森豪威尔送进了普通战犯的牢房。帝国元帅被俘以后似乎很潦倒，他经常向人要药片，他说没有药片他就活不了。在美国人的牢房中，戈林没有享受到昔日荣华富贵，但是和以前相比他得到了一个绝妙的好处，他戒掉了毒瘾，而且体重也下降了，不像以前那样胖得令人恶心，倒还显得神采奕奕了。不管怎样想，戈林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审判，尽管一百二十个不情愿，但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赫尔曼·戈林对此丝毫没有准备，但是这位被告没有让人觉察出什么来。当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被告席第一排的椅子上时，他看起来很困倦。他用双手捂住眼睛，只是偶而抬起头来，草草地向左边看上一眼。他的左边是纽伦堡司法大楼600号大厅的正墙，在那里的两扇宏伟的大门之间挂着一幅电影银幕。大厅内差不多漆黑一片，只有被告席和法官席像舞台上一样由探照灯照明着，没有任何声响。
这是一种被惊呆后的沉默，其间偶尔夹杂着一声抽哽和叹息，就好像整个大厅正经历着一场恶梦。但是戈林一点也没动声色，他避开那些用作证据的电影记录附言所展示的画面，但是他通过耳机在听翻译人员翻译那个美国发言人的描述：“在这个莱比锡附近的集中营里，有200多名******被活活烧死。这个集中营原来有350名犯人，其余的犯人在从简易木板房冲出来时，被开枪打死了……”这部长达1个小时的官方记实片为美国于1945年11月29日指控集中营里的犯罪——谋杀行为——提供了证据。就是赫尔曼·戈林这位“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也要为此承担责任。戈林生硬地否定了这一指控，将自己掩藏到一幅和蔼的老实人的假面具后面。
为了逃脱罪行，他选择了厚颜无耻。“这个下午原本是如此的令人愉快，”他晚上在小牢房里诉苦道，“我的关于奥地利事件的电话谈话被当众宣读，大家都和我一块儿取笑了这件事。然后就开始放映那部糟糕的影片，把一切都败坏了。”
戈林在受审。那些让人不能忍受的镜头不仅仅是败坏了戈林的情绪。它们首先是摧毁了厚颜无耻的幻想，即认为用口头上的假相去掩盖，甚至是否认自己那无以复加的罪行是可能的。
在58小时的发言时间里，戈林还将被同意给予在诉讼双方对证人的发问中充分发挥演说才能、魅力和厚颜无耻的机会。但是言语却不能胜过那些图像，他自己大概也清楚这一点，于是便躲进了佯装无知的小天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人。
这位从前的权势人物自称对集体大屠杀一无所知，尽管他介入了每一个歧视人性的暴力行动，尽管几乎所有的敌视犹太人的法律、条文和谋杀命令都由他签署，而且他还授权帝国安全总局头目莱茵哈特·海德里希，为“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作准备。当戈林被证明参与了奴役和屠杀1150万人的时候，他摘掉了耳机。不，他说他什么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了。他要使一位辩护人相信，“地位越高，对下面所发生的事情看到的就越少”。
其余的战犯有的和戈林一道坐在被告席上，有的在证人席上就民族大屠杀的问题在接受审问。戈林要求他们也对各自的罪行保持沉默。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支配别人。当党卫队埃里希·冯·登·巴赫·切列乌斯基将军公开谈到集体大屠杀这一名称时，戈林便狂怒得不能自制。一时间，他显然失去了理智，跳了起来，士兵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控制住他。“老天啊，这个卑鄙无耻的该死的叛徒，猪猡！”他破口大骂道，“这个下流的无赖！该死，再死一次，妈的，****的！他是整个该死的团体中最邪恶的凶手。这只令人作呕的、散发着恶臭的猪狗！出卖灵魂，只为保全他那卑鄙无耻的性命！”
在破口大骂时，戈林给人的印象有些异常，过于肥大的马裤以及不带勋章和等级标志的蓝灰色茄克衫像无风时的帆布穿在他身上直晃荡。戈林以前体重为150公斤。在监禁期间，他减去了80磅。现在他已经戒掉了吗啡瘾。在强制疗养之后，他看起来好像又恢复到了最好的身体状况，现在的戈林再也不像那个“幼稚的微笑着的软体动物”了。在监禁之初，美国监狱长布尔通·C·安德鲁斯就是这样看待他的。
在纽伦堡法庭上，戈林的目光再次证明了他冷酷的决断力。正是这种决断力为希特勒铺平了通往权力的道路，并毫不留情地肃清了政治敌人。他表现得如此自信，几乎就像一个胜利者，尽管他知道，等待他的是绞刑架。这次审判将是戈林最后一次出场，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为自己和国家社会主义竖立纪念碑——不是作为位于希特勒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而是正如美国报纸所写的那样，作为“第一号纳粹分子”。
在出庭作证时，戈林千方百计想炫耀自己，企图取悦听众。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甚至检察官杰克逊也感到难以对付。但是诡辩不可能掩盖铁的事实，戈林的罪状主要有以下4点：策划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危害人类。
对于国际军事法庭来说，戈林令人无法忍受的罪行是毫无疑问的。判决中称：“没有可使罪行减轻的证据。因为戈林经常，几乎总是推动力量，而且他只站在他的元首后面。在一系列进攻战争中，他都是领导人物，既是政治上的，又是军事上的领导；他是奴役工人的领导人和针对国内外犹太人以及别的种族的压迫方案的制定者。所有这些罪行他都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在令人难以置信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全部的审判材料里都找不到能宽恕这个人的地方。”
戈林在临刑前自杀身亡。心理学家吉尔伯特在宣读判决书之后注意到：戈林第一个走下来，面孔呆板，眼睛由于恐惧而凸出来，然后拖着长步，回到他的房间。当他一屁股坐在木板床上时说：“死刑！”尽管他试图表现得漫不经心，但他的双手在颤抖，他的双眼湿润，呼吸沉重，好像他正在强忍一次精神上的虚脱。当天晚上，德国狱医路德维希·普夫吕吉尔大夫因为他心率过快前来为他看病。大夫说：“判决使他太激动了。”
戈林曾对某翻译说：“每个人都得死，但是作为烈士去死，就会永垂不朽。有朝一日，你们会把我们的尸骨放进大理石棺材里。”辩护人有违他意愿地提交了赦免申请书。戈林本人是不愿向胜利者们请求赦免的。尽管如此，他仍写下了3封信：一封给监狱牧师，一封给他的妻子埃米，另一封给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存在于1945～1948年）。他在给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信中强调道：“我原想让人立即枪毙我！而用绞刑处决德国的原帝国元帅是不可能的！为了德国我不能容忍这样，所以我选择了伟大的汉尼拔（约2000年前北非反对罗马帝国的首领）的死亡方式。”
1946年10月15日晚10点45分，赫尔曼·戈林在纽伦堡监狱第5号牢房里咬破了1粒******胶囊，这样的一个纳粹凶神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