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南阳宛人大司马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沛国人范迁，“及在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尝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余俸禄，以为后世业。’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南阳新野人阴庆，父卒，“推田宅财物悉与（弟）员、丹。帝以庆义让，擢为黄门侍郎”；赵国襄国人张禹，“性笃厚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悉无所受。又以田宅推与伯父，身自寄止”；广汉人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时财，嫂心欲得，妻劝送与兄。敦尽让田宅奴婢与兄，自出［别］居。后，敦耕得金一器，妻复劝送与兄。夫妻共往，嫂性□啬，谓欲借贷，甚不悦；及见金，踊跃。兄感悟，即出妻，让财还弟。弟不受，相让积年。后并察孝廉，世为冠族”；北齐京兆杜陵人韦世康，“性孝友，初以诸弟位并隆贵，独季弟世约宦途不达，共推父时田宅尽以与之。世多其义”；南郡枝江人刘凝之，“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礼辟西曹主簿，举秀才，不就”；南朝梁荥阳开封人郑绍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闻，奉兄恭谨。及居显要，禄赐所得及四方贡遗，悉归之兄室”；汝南安成人周舍，“从兄绵为剡县，脏污不少，籍没资财，舍乃推宅助焉”。
推财相让的义行多发生在家族近亲属如叔伯与子侄、兄与弟以及从兄弟间，即大功亲范围内。对此义行世人也多有褒议，且深为当朝所重。
散财
家族成员间经济上散财赈施也是家族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将禄赐施散亲戚、九族、亲族的事例于史书中俯拾皆是。
例如：
三国吴郡钱唐人全琮，“经过钱唐，修祭坟墓，麾幢节盖，曜于旧里，请会邑人平生知旧、宗族六亲，施散惠与，千有余万，本土以为荣”；西晋泰山南城人羊祜，“立身清俭，被服率素，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从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濮阳鄄城人吴隐之，“虽居清显，禄赐皆颁亲族，冬月无被，常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贫庶”；北齐弘农华阴人杨愔，“自居大位，门绝私交。轻货财，重仁义，前后赏赐，积累巨万，散之九族，架箧之中，唯有书数千卷”；北周河内温人司马裔，“性清约，不事生业，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吴郡人陆通，“性柔谨，虽久处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赐，尽与亲故共之，家无余财”；南朝刘宋时沈攸之，“性俭吝，子弟不得妄用财物，唯恣（异母弟）雍之所须，辄取斋中服饰，分与亲旧，以此为常”；济阳考城人江秉之，“所得禄秩，悉散之亲故，妻子常饥寒”；南朝齐河南阳翟人褚炫，“罢江夏还，得钱十七万，于石头并分与亲族，病无以市药”；梁朝京兆杜陵人韦叡，“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通过家族成员在上述养老、侍寡、抚孤、济贫、让财、散财六个方面的经济表现，反映出家族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养老、抚孤和济贫已成为家族成员在道义上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将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家族成员间的这些经济功能不但有利于家族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使得整个家族生活得以和谐有序地进行，而且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义行，不但得到了宗族乡党州里等社会舆论在道义上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朝廷在政治上的旌表和经济方面的鼓励。
家族关系诸多方面的经济功能充分反映出中古社会多数人的家族观念相当浓厚。在这种家族观念的支配下，家族成员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同宗共祖的精神感召下，家族自身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密切了家族成员间在经济生活中的依赖关系，客观上起到了收族的作用。
不过，事物总是存在两面性。这一时期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一些家族观念淡薄的现象。表现在：
对家族成员不救恤
家族成员在经济生活中互相帮助是家族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置家族经济责任于不顾，对家族成员不相赈恤的事例，历朝历代都存在。例如：西汉齐国主父偃，家贫，自言“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至元朔中，拜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可见，主父偃在贫困时曾热切盼望得到家族诸昆弟的接济，但是昆弟并未给予救助。待其拜为齐相之后，门庭若市，诸昆弟宾客千里相迎。对此，主父偃深感痛心，故至齐地散金而与诸昆弟断绝关系。这一方面表明主父偃的家族观念较为浓厚，同时也反映出齐地家族观念较差者也大有人在。
有的孤儿尽管被家族成员所收养，却常常受到欺凌和奴役，与收养者亲生子女的待遇有很大的不同。如《乐府诗集》卷猿愿《孤儿行》所言：“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月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複襦，夏无单衣。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诗中所描写的就是一些孤儿在兄嫂家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北魏士族陇西狄道李氏，“自出入魏，人位兼举，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仁义吉凶，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河东闻喜人裴伯茂，“先出后其伯父仲规，与兄景融别居。景融贫窘，伯茂了无赈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太和十八年（源怨源年），“宣德太守刘朗之、游击将军刘？之坐不赡给兄子，致使随母他嫁，免官禁锢，时论者谓薄议之由，实自鸾始”；安定石唐人抱嶷，“天性酷薄，虽弟侄甥婿，略无存润”；北齐姑臧武威人段韶，“尤吝于财，虽亲戚故旧略无施与”；南齐善无人厍士文为御史所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家无余财，有三子，朝夕不继，亲宾无赡之者”；京兆韦子粲，“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侄亲属，阖门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难，多致诛灭，归国获存，唯与弟道谐二人而已。谐与粲俱入国。粲富贵之后，遂特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其不顾恩义如此”；又“诸暨东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
可见，家族亲属不履行救恤义务的情况为数不少。对此无情无义之举，往往遭到世人的贬斥与鄙薄，甚至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和惩罚。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社会家族成员中同时也存在着人情淡薄、重利轻义等家族观念较差的现象。曹颜远诗云：“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恐即为感慨于人情冷暖！
家族成员之间争财诉讼
家族成员以财相让亦为礼制所规定。但是在利益诱惑下，亲属争财而诉讼于官府的事例也时有发生。例如：
汉和帝时桂阳太守许荆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许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汉昭帝时，韩延寿入守左冯翊，“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结果是令丞、啬夫、三老皆自系待罪，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南阳湖阳人樊重，“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北魏张长年任汝南太守时，“有郡民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惟有一牛，争之不决，讼于郡庭”，张长年凄然言：“汝曹当以一牛，故致此竞，脱有二牛，各应得一，岂有讼理”，即以家牛一头赐之；北齐武强人苏琼任南清河太守时，“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积年不断，各相援引，乃至百人”，苏琼召普明弟兄对众人谕曰：“天下难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乙普明兄弟叩头乞外更思，分异十年，遂还同住；赵郡李士谦，“州里有丧事、（有兄弟分财）不均，至相阋讼。士谦闻而出财补其少者，令与多者相埒。兄弟愧惧，更相推让，卒为善士”；陇西李浑，“仁寿初，忿筠？啬，遣兄子善衡贼之。求盗不得，文帝大怒，尽追其亲族。初，筠与从父弟瞿昙有隙，浑遂证瞿昙杀之，而善衡获免”。
尽管这些兄弟争财诉讼之事或被地方官吏所教化或为本族所制止，但也反映出这种家族成员争讼情况不在少数。尽管这种行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为礼法所不容，但是，一些人还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不顾家族血缘亲情，陷入利益争夺的旋涡之中。
二、政治生活中所见的家族关系
家族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很明显。在复杂的仕途上，利用家族关系来维护家族的政治利益，巩固家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家族政治功能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家族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上帮助提携
（1）政治推荐
秦汉时期，实行“任子制”，即“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以此入仕者如：西汉孝文帝时爰盎，“兄哙任盎为郎中”；东汉河南密人侯霸，“族父（侯）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侯）霸为太子舍人”。
魏晋以来任子制度不再实行，但推荐兄弟、从兄弟、侄儿等家族成员入仕之例仍所在多见。如：
晋殷仲文，“少有才藻，美容貌。从兄仲堪荐之于会稽王道子，即引为骠骑参军，甚相赏待，俄转谘议参军，后为元显征虏长吏”；北魏昌黎棘城人韩子熙，“上书求析阶与（侄儿）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勃海人高聪，“族祖（高）允视之若孙，大加周给。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允嘉之，数称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蒋少游与从孙僧智，虽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北魏赵郡平棘人李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顺言之太武，征为中散，谓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迁秘书奏事中散，转散骑侍郎、光禄大夫，赐爵魏昌子”；南齐时，尚书符言：“沈攸之出自垅亩，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从父宗荫，爱之若子，羽翼吹嘘，得升官次”；南朝梁时颍川人庾沙弥，“族兄都官尚书咏表言其状，应纯孝之举，高祖召见嘉之，以补歙令”；陈郡阳夏人谢幾卿，“（兄）子藻幼孤，几卿抚养甚至。及藻成立，历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奖训之力也。世以此称之”；南朝陈义兴阳羡人周文育，“族兄景曜，因文育至新安太守”。
同时，政治生活中还出现了家族子弟蝉联一职的情况。例如：南朝梁彭城武原人到洽，“（天监）五年（缘园远年），迁尚书殿中郎。洽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其中家族关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许多家族成员凭借家族关系得以任命，形成了亲戚皆列朝位的局面。如：
西汉韦贤、韦玄义相继为相。玄成兄、侄等仕宦，“宗族至。
吏二千石者十余人”；汉顺帝时，曾“除（邓）骘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北魏北秀容人尔朱荣，“身虽居外，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大小必知”；北周扶风平陵人窦炽，“事亲孝，奉诸兄以悌顺闻。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孙皆处列位，遂为当时盛族”；北朝河东汾阴人薛安都，“与毕众敬朝于京师，甚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皆封侯”；范阳人祖珽，北齐时曾“专主机衡，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
以上都是官僚家庭在政治上提携照顾家族成员的事例。一般平民百姓往往不具有这种政治上的便利条件，但为了家族的发展，有的也会采取纳赀或察举等办法，帮助本族子弟入仕为官，以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例如：
西汉南阳堵阳人张释之，“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张仲为弟纳赀为郎，借此作为本家族入仕为官的途径，以达其政治目的；东汉会稽阳羡人许荆，“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可见，许武为了使二弟入仕，而留克让之名与弟，自取大讥，结果是三兄弟皆得选举，此可谓用心良苦！
这样，许多人在家族亲属的推荐帮助下，步入仕途，节节高升。可以说，政治生活中的家族关系成为家族成员入仕升迁的“人力梯”。正如西晋济阴人隙诜所言：“古人相与求贤，今人相与求爵。今之官者，父兄营之，亲戚助之，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足见家族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广大神通！
（2）让爵转封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实行爵位世袭，子孙通过世袭父祖爵位可直接获得高官厚禄，并享有各种特权。家族成员以封爵相让的事例见于文献记载者很多，不胜枚举。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