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学教育的属性，人们一般都不会否认法学教育是一种专业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专业通常是与某种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由教育的代表人物赫钦斯曾指出过，对专业性的重视就意味着对职业性的重视；纽曼也认为，“职业和专业似乎与特殊性有着内在的联系。一项工艺或一种专业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技艺性的工作。”从法律职业与法学专业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二者是相伴而生的。一方面，自从人类选择法律作为集体生活秩序范式后，就有了专门负责维持法律正常运作的人员。在韦伯看来，这项工作最后由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专业法律家）进行的系统的制定法的章程和进行专业的、在文献和形式逻辑培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维护”。在这里，韦伯深刻阐明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密切关系：担负“法律维护”的法律职业者必须接受专业化的法学教育。法学教育应该是进入法律职业的起点，接受专业规定年限的法学教育是人们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学教育是法律职业的“守门人”。另一方面，从事法学教育的法学家也一直参与着法律职业化的建构过程。正如韦伯所说：“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法学家们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从经验、从特定的案件和问题中推出有现实效果的结论并把这些结论整合为一个系统化的知识体系。”通过创造出这样一套来自法律实践经验的语言、概念和法律原则即一般化的法律知识，为法律实践活动提供一套共享的符号体系，也为法律职业凝结为一个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同时，法学家又通过法律解释活动，进一步为法律职业活动提供可供法律职业群体利用的知识资源。“在西方历史上，法学一直是作为一种‘理论性’的法律实践活动而存在的，法学家向来都是法律职业群体中的一员”。在笔者看来，法学是一个“有学问的专业”。所谓有学问的专业，就是指法学教育所包含的双重属性：学术性与实践性。法学教育的学术性要求法学教育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学术性的教育，即要以法学理论为依托，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智慧、法律修养；法学教育的实践性要求法学教育必须对学生进行职业性的教育，注重训练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因此，我们既不能完全以前技术时代（等级社会）自由教育观来主导法学教育，忽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完全以实用教育观来主导法学教育，忽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自然科学革命以来，很多职业已经渗透了一种理论成分，而这种理论成分给这些职业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以一种新的、理智上体面可敬的地位。因此，必须要确保文理学院在民主社会中承担适当职能的问题，也就是务必使目前为社会所需的技术科目获得一种人文性质的问题。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欢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职业是文化之根；文化是乃职业之果。”法学教育的双重属性即学术性和经验性，使法学教育的价值存在获得了内在的可能性。首先，法学教育的学术性不仅能够满足法律职业对从业人员深厚理论素养的需要，还能通过学术研究为法律实践活动提供知识资源和理论依据。其次，法学教育的经验性或实践性表明法学教育能够或应该承担训练学生实践技能的责任，以满足法律职业对从业人员经验和技能的需要。
（二）法学教育结构
关于法学教育结构，与一般的高等教育形式一样，从微观即对高等学校内部诸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可以把它分解为高校组织结构、高校内部管理结构、学科专业结构、课程结构、教材结构和队伍结构等方面。本书主要以课程结构为视角剖析法学教育这一客体本身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
在教育学领域，对于课程概念的解释莫衷一是，目前尚无一个可被广泛接受的课程概念。有人认为，课程是学校课表中所列的教学科目，如伯恩斯坦将课程称为“合理的知识”，“是对教学科目的选择及教学科目之间起支配作用的各种原则”；有人认为，课程是学生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切。如艾格莱斯顿将学校中显现的知识与学习经验均视为课程。这里所讲的课程主要指从一定的社会文化中选择出来并被列入学校课表之中的科目。因此，课程结构的含义也当然指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包括课程的数量、程度、不同种类课程的比重及相互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课程结构研究目的不在于揭示法学教育具体的课程结构应该怎样，比如说法学教育的课程数量应该开设多少才合理，专业课和人文通识课的比例为多少合适等问题。也就是说笔者不以“内部”的视角研究课程结构，而是以“外部”的视角来探究课程结构确立的外部制约机制，即研究课程结构的“价值认可”和“价值赋予”的问题。
首先，法学教育课程结构的形成实质上是对现存知识总体筛选和加工的结果，是对既有知识的价值认可。这种价值认可体现在：人们要在庞杂的基于人类智慧融合而成的知识总体中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知识作为法学教育资料；而被选择的知识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因而又区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课和通识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专业课与通识课之间的学分比例也是有差异的。法学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其课程结构的厘定主要是受法学专业自身结构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制约。法学专业自身结构表明的是法律知识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比如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决定了在课程结构中实体法应先于程序法的课程结构。人才培养目标表明的是法学院系对社会需求的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和自身的特点而确定指导教学的方向。因此，法学教育的课程结构是否科学、合理除了课程的设计合乎法学专业自身的特殊判断标准外，还取决于社会对法学教育的需要和法学教育机构对自身特性的认识。社会需要因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也因传统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对律师的广泛社会需求，使得其法学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为目标，并据此来设计其课程结构。而大陆法系国家则以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目标来满足经济、行政管理等各方面对法律人才的需要。因此，不同民族、同一民族不同时代的课程结构也是不完全相同的。总之，影响课程结构的外在因素，说明了课程结构设计是社会对既有知识价值选择的结果，说明了法学教育课程结构具有适应社会主体需要的可变性。
其次，课程结构的可变性不仅表现在课程结构的设计方面，还表现在课程内容的价值赋予方面。在课程结构既定的情况下，人们还可以通过向课程内容“注入”特定的价值信息，来满足主体的价值需求，使课程内容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载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同的课程被注入的价值信息也大不一样。以我国法学教育中的法律理论课程为例，建国初期到现在，其课程的名称经历了“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基础理论”和“法理学”的变化。名称变化折射出来的是价值观的变化：即从法律工具主义向权利本位的转变。课程内容价值信息的变化意味着社会对法学教育需求的变化，对法律人才内在素养要求的变化。由此不难看出，课程的内容也具有适应社会主体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总之，法学教育具有塑造法律人法律素养的可能性。“法学院的目的是改变人，通过在法学院的经历使人们变成另一种样子——将他们从法律的外行转化为法律人的新锐。法学院为他们提供了运用法律规则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对自己有一种全新的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概念，忠诚于法律职业的价值观，取得一种费解而神秘的被称为‘法律人思维方式’的推理方法。”因为，一方面，法学教育本身的双重性能够满足法律职业对其从业者理论素养和职业素养的需要；另一方面，法学教育的结构能够实现用“法学院的机构文化”替代“学生的既有文化”，完成对新生法律人的知识、技能、思维、伦理和信仰的重塑。当法学教育过程完结后，“从前的自我将大部分被抛弃，新的自我将会诞生，开始以进门时想像不到的方式思考和行动。”
三、理论与实践：法学教育价值研究的意义展现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的一切实践和认识活动都永恒地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指向和目的：一方面是弄清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知道人能够怎样地改造世界；另一方面是弄清这个世界同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从而也懂得人应该怎样对待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前者是追求知识、科学、真理，后者是把握价值，实现价值。因此，价值是人类活动的动力因素。将法学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的认识活动也不例外，其目的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认识法学教育这种教育现象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等实然状态，从而寻找到如何改造法学教育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是认识法学教育同主体（个人、法律职业、社会）的依存关系，认识法学教育价值，并寻求法学教育价值实现的方法与路径。
据此在笔者看来，以价值的视角研究法学教育，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
（一）法学教育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
运用价值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学教育，在理论上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使法学教育研究的纵向维度得以深化。在我国，法学教育成为目前法学界理论探讨聚合的焦点，从观念到制度、从教学内容到方法、从目标到模式都有论及，但多数学者的研究还仅限于对法学教育“是什么”的实证考察。不可否认，实证考察是认识法学教育的重要方法，据此我们可以将理论探讨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但这仅仅是理论研究的起点。对法学教育进行价值研究则可以实现从“是什么到应该是什么”的理论飞跃，从感性研究到理性研究的飞跃。因此，它可以唤醒人们被程式化的教育活动麻木了的意识，使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认识框架和行为方式，从而为新的教育模式设计提供思想前提。回顾人类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至今仍萦系人心、闪耀思想光芒的鸿篇巨著无不是对教育的理性研究：《大学的理想》（纽曼）、《大学的使命》（奥尔特加）、《理想的大学》（赫钦斯）、《大学的功用》（克尔）、《大学的理念》（贝恩）等等。另一方面，对法学教育的价值研究可以拓展理论研究的横向维度。对法学教育的价值研究是一种应然视角的研究，是对法学教育之于法律人培养的共同意义的探索，所以在研究的范围上既不局限于本国的法学教育现象，也不仅限于对某两个国家的法学教育个性比较，而是以开放的视野，从人类普遍存在的法学教育现象中透过个性中找寻共性。另外，对法学教育价值的研究可以实现价值哲学、法理学与教育学的有机结合，开阔了法学教育研究的理论视域。法学教育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必然遵循教育的共同规律；法学教育又是以法学为专业的教育活动，因此又带有法学的特殊性；价值研究还是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对法学教育价值研究又必须以哲学作为方法论。法学教育价值研究无疑为多学科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从而深化法学教育的理论研究。
（二）法学教育价值研究的实践意义
法学教育的价值研究为法学教育实践提供了改革的方法和路径。“教育总是服从于人类事业的规律的，它总是变得衰老，逐渐枯萎。如果教育要继续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体，能够运用智慧和精力去满足个人的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那么它就必须克服自满和墨守成规的缺点。教育必须经常检查它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着全球化、经济知识化、社会法治化、发展可持续化的挑战，有效应对扑面而来的挑战，惟一的出路在于对法学教育进行改革。教育活动是一种有着深刻理论内涵的活动。从逻辑上讲，不存在不受理论指导或影响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理论及其发展状况必然影响到教育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实践的革新根源于教育理论的创新，缺乏教育理论的创新，教育实践活动必然陷于陈规陋习之中。法学教育的改革同样离不开理性论证的支持。我国法学教育以往的改革，曾经表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比如，在大学的社会功用愈来愈增强的今天，人们便完全以社会需要为标准开设课程乃至设置专业，过去我们曾将法学专业细化为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专业、律师专业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在人文素质受到社会关注以后，一些院系又匆匆忙忙开设几门通识课程事实上，法学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应以法律人人格塑造的根本目标为核心，从观念到制度、从方法到内容进行统一的、理性的改革，而不能孤立、片面地进行。从法律人人格塑造这一根本目标出发，全面认识法学教育的知识价值、法律技能价值、法律思维方式价值、法律职业道德价值和法律信仰价值，能够确保法学教育改革全面、科学、合理、有效地展开。因此，对法学教育价值研究也具有为法学教育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明改革的方向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