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编辑工作是一种再创造性劳动。编辑劳动是社会精神产品生产，对稿件所进行的文化遴选过程，实质上也属于精神产品生产的过程。生产出来的作品质量如何，在社会上反响多大，都将在作品的流通过程中表现出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编辑只管看稿、改稿和发稿，只管生产不管流通。
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版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图书既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注重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同时，由于精神产品的特性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还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讲究经济效益。文化是循序渐进的，是在一定基础上再向前发展的，是肩负社会道德、文明积累、全民素质提高重任的。那么，编辑活动也必须为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做出努力，必须注重图书出版的社会效益。有利于弘扬时代精神、民族文化，满足社会精神生活需求的图书可多出，不利于社会全员身心健康的书则坚决不能出。即使因不慎或其他原因出了社会效益不好的书，也会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图书作为一种产品进行流通，经过市场竞争，求得生存与发展，必须着力重视经济效益。
否则，图书就没有延续的力量，其社会效益也将随之消失。
编辑活动也是社会商品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社通过图书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获取企业发展的资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版社也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自负赢亏，成本核算对于它来说也是一本难念的“经”。因此，从图书出版中赢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一直是出版企业生存的目标。本来生产图书的出版社也应该把获取更大的利润看成是情理之中的事，好书可以多印，印得多了，也就会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问题是图书的“好”与“坏”并不完全从印数中反映出来，或者说印得多的不一定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这就为出版社在赢求更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带来不可避免的矛盾。到底如何生存？生存的空间能有多大？所有出版社都在不断寻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点以使自我合法生存。
其实，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非水火不相容，并非矛盾，而应该是互相依赖，互为支持，相互统一的。将图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分离的做法是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图书的内容与形式是人类劳动和文明成果的结晶，它本身就包含了可交换的价值量。而且，出版部门首先是要出精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社会，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读者，作品精良，读者广泛，图书的发行量就大，覆盖面就广，图书的销售上去了，传播范围宽阔了，影响力深远了，经营效益也就随之增多了。许多书都在创造极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出版社带来了相应的经济效益，这就是所说的“双效书”。但像学术著作之类的图书，由于社会需求量少，因而经济效益受到影响。对此，许多出版部门通常采取的做法都是以赢利空间较大的畅销书来养学术著作。这便是一种求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点的做法。经济效益好才能为精品图书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从两者深层次的关系上讲，图书的经济效益是建立在社会效益基础之上的，图书的正确导向是出版能够立足的保证，如果出版一本思想内容不健康、政治方向有问题的图书，出版部门是要被制裁和取缔的。所以，只有植根于良好的社会效益基石，经济效益才会更加牢固、牢靠，更有发展前途。
当然，求取平衡点绝不等于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之类。那种把两种效益对立起来，或只见精神、不见物质，或只见物质、不见精神，或是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效益，或是只倚重社会效益而漠视经济效益，都是对编辑出版宗旨的曲解，都是不可取的。
3.编辑活动是不断对作品进行选择与加工的活动
选择是编辑活动的重要功能和基本特征，也是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
孔子编修《六经》始终坚持“不语怪、力、乱、神”的选择标准，通过筛选，使得《诗经》保持了风雅精神，体现了温柔的儒家诗教；而《易经》则又删除了繁乱的神怪内容，削弱了文稿原有的神秘性，为这部占卜书籍赋予了更多的哲学内涵。以此可见选择与编辑之间的渊源关系。编辑对历史文化典籍的选择有益于延续、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对当代著述的选择有益于反映文化发展现实，对外域文化的选择有益于把握意识形态方向。选择是编辑价值体现的基本途径。
编辑活动是对已选定的科学文化成果不断加工的活动。选择极其重要，但加工是对选中的客体进行进一步修饰的工作，因而更加重要。历史一次一次地淘汰那些落后的、粗野的、愚昧的东西，同时留下来先进的、文明的、科学的知识，经过编辑加工成为有体系的图书成果。编辑加工是创作的延伸，是编辑对作品进行的创造性劳动，通过加工，可以使作品增值。
加工作品不是主观地改变作品，更不是粗暴地“划伤”作品。
它是在理解作者、尊重作品基础上进行的锦上添花工作。它会经过一些交叉、比较甚至反复的过程，这是科学的认识活动的必然程序，是客观公正的理性态度择善而从的决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加工也是一种选择，是对书稿内容和形式进行局部的或者某一细微之处的选择。不仅对它已有的内容决定其去留，对缺陷和不足予以弥补，更要捕捉它的独到之处、得意之笔，使之更加光彩、更加突出。因此，能否通过编辑加工使作品增光添彩是对每一个编辑工作能力的考验，只有有胆有识的编辑才具有这种慧眼。
编辑工作
一、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
编辑工作中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是不可改变的，倘若有所改变，出版工作的方向就会发生改变，性质就会发生改变。这些根本性的内容制约着选题、审稿等编辑出版的重要环节。影响选题、审稿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不可背离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因此，制定与明确编辑工作的基本原则十分必要。
1.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政治是一种以上层建筑形式存在的客观现象。政治作为客体可以是政治制度、政治设施，也可以是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人们对政治这一客体现象的主观认识以及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等是政治意识的表现。政治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与国家政权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对政治的全面、深刻了解有助于编辑正确认识出版工作中的方向，确立政治意识。正是由于政治与国家政权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因而政治意识便带有浓重的责任色彩。
图书出版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出版物是党的重要舆论工具，所以必须高度重视编辑工作的政治意识。毛泽东同志1948年4月2日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是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对于出版物宣传党的政策的高度重视。强调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编辑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合格的政治素质，能自觉按照党和国家的政治要求，严格把好出版物政治关，充分发挥编辑出版工作的政治职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加强阵地意识，防止错误、反动思想的侵蚀与干扰，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利益。
编辑的政治意识决定编辑的文化选择。审读并修改稿件的过程是一个创造并产生文化导向的过程。编辑选题、组稿就是在一一进行精神产品的比较和鉴别活动，什么准予出版，什么不可通过，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这种政治制约性即是图书出版中的“一票否决制”。从出版物的主流中表现出的政治导向性体现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和要求，它以传播媒体的形式表现出国家政权对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导向。所有正规出版物都是政治主张下的产物，具有认同性者才可获“准生证”，一切否定的内容必定是与政治相违背的。
确立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还因为出版物是宣传、舆论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一切政治主张、目的都可以通过出版物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版物是党对群众宣传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的喉舌，所以出版物的编辑工作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列宁在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中说，出版“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针对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做群众工作，毛泽东同志指示：“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新闻工作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坚持“政治家办报”的主张。所谓政治家办报，实质上就是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毛泽东批评了对某些错误观点不敏感的书生办报现象，要求办报者必须一下子看到问题之所在，假如多谋寡断，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辨别是非，也就难以坚持出版物的社会主义方向。
确立政治第一的原则还应注意政治必须与理论工作紧密结合。
毛泽东同志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同时，极力反对报刊只突出政治的做法。1964年3月22日，毛泽东同志批示《人民日报》吴冷西：
“《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1964年6月，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
强化政治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许多编辑有一种糊涂的认识，即：讲政治就不能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不能讲政治，把二者对立起来。的确，在市场竞争机制中，一些纯理论的、纯学术的、纯精神的图书受到生存挑战，因为读者对象缺乏、编辑利润指标要求等原因，这些出版物成为无人看好的“不赚钱的东西”，而越是非政治的、越是哗众取宠的图书反倒越有极好的经济效益。政治意识在出版工作中是一种明确的指导思想，只要指导思想正确，就应该理解文化产品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通过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客观事物相结合转化为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产品成果是以武装读者大脑、潜入读者思维、转化到其他物质产品生产中等形式出现的，当然区别于物质产品的直接效益，但其最终成果并不亚于物质产品所创造的利润。在政治原则第一的前提下，所有出版领域都是可以开发的空间。正确的政治观是编辑工作中政治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在复杂形势下编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重要思想保证。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编辑才会积极倡导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注重书稿中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引导先进文化的方向，真正起到党和人民的喉舌作用。
2.丰富文化原则
编辑出版是繁荣学术、积累存储知识、传播人类思想文化、创造精神环境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本着丰富文化基本原则，编辑应在文化积累、文化传播、文化导向等几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
（1）文化积累要求编辑注重发挥文化成果的存储作用。正如没有电的发明就不可能有电子计算机，没有蒸汽机就不会有汽车、火车一样。文化的传承是因为文字符号的出现，纸张等载体材料的普及，才使所有人类文明突破口耳相传得以以“白纸黑字”方式记载下来。今天的人们享受着前人创造的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今天的文化财富，可以说，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创造的文化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编辑出版记录与保存下来的。
（2）文化传播要求编辑出版物能够超越时空产生作用，不仅将远古时代的文化创造准确地记录下来传之久远，而且还应使远隔重洋的异域文化得以交流融会。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既反对盲目崇拜传统，颂古非今，又反对否定一切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编辑工作还应正确对待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各民族文化有相对的稳定性，故而要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同时在接触和交流中相互影响、融合和吸引，使不同文化的碰撞、借鉴得以顺利、及时地进行，全人类文化创造的成果得以共享。通过编辑的工作使文化传播内容更加广泛，传播范围更加辽阔。
（3）文化导向是指编辑对文化发展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编辑工作并不只是被动地记录和机械地“搬运”人类的文化创造成果，而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对人类文化成果主动地选择，编辑工作是人的文化主体性的充分体现，而编辑出版对文化成果的选择又直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丰富文化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自觉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编辑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以编辑一家之见确定出版内容，更不是以某个学术权威的观点为标准决定出版物的取舍，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有利于活跃学术空气，有利于促进文艺和科技发展。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基础上，任何学术流派都可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任何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展示于他人。其实，也只有允许各抒己见，才可开阔思路。话不说不清，理不辩不明，雅俗共赏、多种多样才会显示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学术环境，才会丰富文化。
叶圣陶先生关于编辑出版工作曾有一句名言，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说：“开明书店是一个私营书店，当然要赚钱的……
但开明不光为赚钱，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做考虑到社会效益，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其实，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辩证统一的哲学观。因为世事不可能全“为”，因此，在“为”某一事时，必然也在“不为”更多事。重在选择何为“为”者、何为“不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