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中国社会具有的重要特征是出现了新宗族形态。新的宗族形态以宋儒的社会主张为理论依据，强调以儒家人本主义的伦理政治文化化民成俗，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宋儒把中国本土祖先崇拜信仰进一步仪式化，为宗族组织化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保证，这是新宗族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程颐祭祀始祖、先祖的主张和朱熹《家礼》设计的祠堂之制、祭祖礼仪，对新宗族形态的形成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宋儒吕大钧兄弟以及朱熹的乡约思想对后世也影响很大，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就借助了乡约推行教化。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重要特点是组织化，与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治理特别是乡约的推行关系密切。明代士大夫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对新的宗族形态进行了探讨，留下丰富的历史遗产。明代是宋以后新宗族形态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说宋以后新宗族形态就是在明代形成并普及的，宗族在明代的发展状况值得研究。
立足明清并着眼于宋以后宗族制度形成与发展的专门研究，发轫于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一文，从族规、祠堂的发展探讨了族权的形成问题，指出族权在明中后期趋于完备，士民不得立家庙的禁限被打破。该文不仅揭示了宋以后新宗族形态的概貌，也是明代宗族研究的奠基之作，对以后的研究影响很大。不过，由于该文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理论界对“封建族权”批判的背景下，阶级斗争的观念比较强烈。进入80年代，徐扬杰发表《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对宋以后近代家族制度的形成过程、形态结构、社会影响，以及维护专制统治的作用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并指出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该文的理论背景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公社和东方社会的论述，与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密切相关。此后，与上述研究思路有所不同的新探讨在进行。郑振满不同意徐扬杰等人看法，指出在宋以后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普遍存在而且始终起作用的因素，并不是祠堂、族谱及族田三大“要素”，而是各种形式的祭祖活动，祭祖习俗应视为研究宗族组织的首要依据。他还从宗法伦理、社会控制、财产关系三方面探讨宋以后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指出宗法伦理的庶民化、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财产关系的共有化，代表了家族组织的发展，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变化。我以宋儒重建宗族理论的社会化、国家与宗族的互动关系、祭祖礼俗的变化为中心，探讨了宋以后的宗族制度。日本学者井上徹也以礼制与宗法实践为视角，研究了宋以后的宗族形成问题。英国学者科大卫与中国学者刘志伟强调宗族礼仪的推广对宗族发展的重要性。
关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居于主导地位，专门探讨明代宗族的论文主要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大成论述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问题。李文治探讨了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的变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这一变化始终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所制约。关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问题，我曾从祭祖礼制的角度对明代家庙令最早制定的时间、胡秉中建议的时间、嘉靖十五年（1536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出发点和内容进行了考订，指出“议大礼”的推恩令允许庶民祭祀始祖，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日本学者井上徹也考察了“议大礼”与家庙制度的改革，并研究了依据《家礼》制定的明朝家庙制度和程颐、朱熹见解的关系。日本学者铃木博之认为：基于《家礼》的祠堂未成为明代一般的倾向；明代以祭祀始迁祖为中心祠堂群的存在，多从《家礼》以前的古老时期寻求渊源；在徽州府，宗祠的丛生是在嘉靖年间。以上属于断代性研究。
还有的学者从区域和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形成问题。有关徽州的研究较多，叶显恩较早地对明清徽州的宗族组织、祠堂族长与族权等进行了探讨。荷兰学者宋汉理针对杰克·波特假设的有利于任何地区形成强大宗族的四种因素，即富饶的农业区域、边境条件、缺乏官府的强大控制以及商业的发展，进行讨论，认为休宁范氏的历史足以证明，中国宗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地方条件。陈柯云探讨了徽州宗族修谱建祠、乡村统治的加强以及族产的发展。赵华富探讨了族谱中所载明代祠堂的建置年代，进一步证明大建宗祠兴起于嘉靖、万历年间。韩国学者朴元熇探讨了徽州柳山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社会经济契机和原因，指出由人地矛盾产生祀产纠纷和乡村社会失衡状况是宗族联合的契机；又论述了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问题。井上徹对明清珠江三角洲宗族的探讨较早。罗一星论述了明代佛山宗族组织，指出嘉靖、万历年间佛山宗族组织的重构和发展，是由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在宋明理学指导下进行整合的，标志物是宗祠、族产、书院、家训等。梁洪生以江西东部抚州乐安流坑村董氏宗族为例，论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乡绅通过建立“彰义堂”等措施对家族组织进行的整合、强化及影响，又探讨了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井上徹还以元末明初浙江、明代苏州为对象研究了宗族形成史。此外，邱汉生等学者探讨了宋明理学与宗法思想，涉及方孝孺、丘濬、王阳明的宗族思想。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明代宗族的研究成果，由于与本研究的主旨关系较远，兹不再列出，请参看有关的学术综述。
明朝为维护基层社会秩序重视推行乡约，明代乡约在基层社会的作用十分重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探讨了明代乡约问题，王兰荫、杨开道、酒井忠夫、栗林宣夫以及曹国庆等人揭示了明代乡约的基本面貌，井上徹、朱鸿林、郝康迪等人的个案与区域研究是深入的，陈柯云、铃木博之、洪性鸠、汪毅夫等人的研究程度不同地涉及乡约与宗族的关系。？？？但是，上述的研究立足于乡约本身，并没有从宗族形成发展的视野看待乡约并进行专门研究，这是需要开展的研究。
以往对明代宗族的研究，在资料的整理、问题的提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整个研究来说，存在明显的不足。即缺乏从整体上综合性地把握宗族祠庙祭祖演变和形态；未能从宗族的角度看待宗族制度与乡约推行的关系并系统深入研究，以阐释宗族的形成问题；对于士大夫重建宗族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实践的探讨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明代宗族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料占有太少。研究明代宗族最大宗的资料是族谱文献，全世界现存明代族谱约六百种（其中残本不少），目前研究明代宗族引用的明谱也就是一二十种。此外，明人文集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宗族的文献，如祠堂记文、族谱序跋、宗族人物传记文等，这是宗族资料的又一大宝库，然而只有极少部分被利用。就《四库全书》而言，所收明人文集二百三十九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收明人诗文集九百三十一部，其中所收宗族文献数量更是可观，另外新近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也有数量可观的明人文集。以前明人文集作为善本利用不方便，现在可以轻易地集中阅读并复印。目前明代地方志等资料利用起来也很方便，已有条件在更充分占有资料基础上研究明代宗族。
研究方法上，以往的研究重视从经济和政治分析宗族，站在客位的立场评价宗族，缺乏从主位的立场认识宗族，特别是缺乏关注促使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士大夫的观念形态。因此，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打通思想与社会的联系对研究宗族显得尤为必要。
因此，笔者研究明代宗族主要探讨三大方面的问题：一是试图全面、系统、深入地揭示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形态，重点探讨明代宗族祠庙祭祖发展的文化动因和实态。具体来说就是考证宗族祠庙祭祖制度，探讨祠庙祭祖的发展与形态、明人的宗族祠庙祭祖观念；考察宗族祠庙祭祖制度的演变，注意区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二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乡约，提出宗族乡约化的概念，把宗族活动放在宋以后士大夫的化乡实践中认识，把握明代宗族组织化的机制。三是针对以往研究明代士大夫的宗族思想只涉及方孝孺、丘濬等少数人的状况，对其他士大夫的宗族思想进行探讨。
针对以往明代宗族研究存在的不足，本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改进。首先是从充分占有资料入手进行归纳，重建明代宗族制度形成的历史；其次是着力剖析宗族建设者——主要是士大夫的思想，以解释明代宗族的发展原因和特征；再次是注意兼顾不同地区宗族的特点；又次是借鉴有关社会科学的理论。
本书分为三编。上编：明代宗族祠庙祭祖。我在阅读明代地方志时，注意到宗族祠庙祭祖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尤以安徽、江西、福建兴盛。而阅读明人文集发现有关这三个省宗族的资料最多，特别是集中在徽州、吉安、兴化三府。因此，我以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福建兴化三府为重点加以研究。把宗族祠庙祭祖置于不同地域探讨并加以比较，更能反映其实态，较之不分地区的断代综合研究方法或许合理而且可使研究深入。此外，还以明代祠庙祭祖礼制为核心，从制度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全面探讨宗族祠庙祭祖的礼俗，置于篇首，形成本编四章的结构。中编：宗族的组织化与族规的兴起。明代文献记载宗族组织活动时有不少同时推行乡约的情形，兴起于明代的族规也有与乡约结合的情况，因此我将宗族的组织化与族规的兴起置于明朝推行乡约的背景下研究，首先从制度、时空全面考察乡约的推行，接着探讨宗族乡约化问题，最后论述族规的兴起，以三章的篇幅构成本编。下编：明人的族论与谱论。明人文集中有大量的宗族文献，其中有士大夫对于宗族问题的丰富论述，我选取了宗族思想丰富且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三个著名士大夫——宋濂、杨士奇、罗钦顺进行讨论，前两位是明初人，后一个则生活在明中叶，每人各占一章，是为本编。为了更好地把握明代的祠庙祭祖问题，我还专门讨论了明代的家庙，得知恪守礼法以家庙命名、祭祀近祖的家庙只存在于个别高级官僚家族，可以旁证明代是宗祠普及的时代。我也就明代墓祠祭祖进行了讨论，看到了它的发展远不及独立择地另建的宗祠。这两篇文章支持了我在本书上编的论述。另有介绍宋濂佚文的短文一篇，同上述的两篇作为附录收于本书。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于，就宋以后宗族组织发展的关键时期明代的宗族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了宗族乡约化的概念并揭示了祠庙祭祖与宗族组织普及化的关系，深化了对宋以后宗族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本研究建立在对明代的宗族文献进行比较全面清理的基础之上，将明代文集、族谱、地方志等资料结合起来分析。笔者已经阅读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系列丛书中明人文集的大量宗族文献，阅读了约百种明代族谱，翻检了三四百种明代地方志中的风俗志等记载，从而使本研究的资料较为坚实。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历史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探讨明代宗族对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有重要理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