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用主张始官者子孙世祀之。他在《王氏家庙碑》指出：“宗法小宗各始于所祢，子也祢焉，孙而祖焉，而曾焉，而高焉。于是言礼者又有始爵之文，谓为别子与初为大夫者，宜以为子孙世祀。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贵始德之本也。”认为王哲官至御史，“宜为王氏子孙世世祀也”。与“言礼者”、周用的类似看法，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的“请诏天下臣工立家庙议”中已经出现，夏言提出三品以上官员，“则以今之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而被周用主张世祀的王哲官阶四品，尚达不到夏言规定的标准，看来周用并不拘泥于官品。事实上，小宗之法强调宗子是嫡子，“始爵”者或三品官以上可以世祀，仍是变通宗子之法的主张。
明末大儒刘宗周对如何实行宗法是从立宗之法的角度阐述的，他说，在封建制下，“若诸侯之别子不得祖诸侯，则身自为宗，以统族人，死而立之庙，世世别为大宗，诸小宗不得而拟也，是为宗法，亦通行于卿大夫及士庶人。”强调立宗以统族人。接着又引张载的有关论述佐证，可见刘宗周对宗法的理解近似张载的“宗子之法”。当时乌石“吴世有家法，以宗老一人董家政，又立宗理二人以惩不法”。“吴大小宗各有祠，仅备士庶礼，至宪副乌石公以孙贵，进爵孤卿，制得视古之卿大夫，而公固大宗子也。于是环州公从致政之暇，创乌石公家庙，准大夫而三楹。由乌石公上逮始祖为一庙，旁逮宗子之昆弟为一庙，下逮诸子诸孙为一庙，而一切提以宗法。云上逮祖宗以训孝也，旁逮昆弟以训弟也，下逮子孙以训慈也。孝弟慈立而家道备矣！盖三代以后，宗法已湮数千年，于兹而吴氏乃得修明其绪，与浦江之郑掩映后先。”吴氏的宗法实践受到刘宗周的高度评价，关键在于吴氏以立宗乌石公为核心的家庙建设，祭祀始祖加上设立宗老、宗理的家法体系，吴氏可以有效地统理族人。刘宗周还希望以郑吴二氏“为权舆”，行之天下。
事实上，明代士大夫上述对宗法的宗族化探讨，是宋代儒士宗法实践的继续。刘宗周赞成张载复兴宗法的主张，把立家庙等宗族活动视为培植世家。徐学谟《徐氏家庙记》说，古者大夫之庙三，今一庙而四龛，“毋乃侈乎”，是“遵程氏祭尽于有服者之说也。自宋以来未之有改也，依从俗也”。朱熹的主张自然也在讨论之列，《家礼》有关祭时与祭仪的主张多被采纳，如毛纪的家庙“子孙岁时奠献谒告皆许诣庙，一依《家礼》而行”。马应祥的家庙设有承恩堂，“堂以特祭非四时常祀也，盖遵《家礼》大祭及忌辰则出主于寝之义。”沁水李氏家庙，“春秋享祀，节令参谒，悉依朱氏《家礼》。”但是，在神主的摆放位置方面，人们的做法不同。《家礼》中四代神主是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徐氏家庙即遵照《家礼》，“列龛以西为上”，“阴道尚右也”。但是，朱熹的说法受到了质疑，成化十一年（1475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建议家庙采取左昭右穆的原则摆放神主，他说：“今臣庶祠堂之制，悉本《家礼》高曾祖考四代设主，俱自西向东。考之神道向右，古无其说，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庙之制，允合先王左昭右穆之义。宜令一品至九品止立一庙，但高卑广狭为杀，神主则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于礼为当。”这一建议被采纳。此后，一些家庙依新制度执行，如冉泾邵氏家庙神主顺序即是“遵今制”。又如山西沁水李氏家庙，“奉安高曾祖祢四代神主，其位以中为上，左右次列，遵时制也”。
不过程朱在祭祖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明代人的取舍也不同。礼部尚书严嵩所建家庙安置五龛，以祀始祖及高曾祖考神主，严嵩认为：“朱氏礼祀止四世，盖承封建之旧，程氏礼祀及五代，则实孙子之情，故建兹五龛。致尊祖敬宗之意，极敦本崇始之诚。”著名学者吕柟在《严氏家庙记》不仅称赞该庙“足作一邑礼先”，而且由于严嵩身为礼部尚书，也“足作天下礼先”。吕柟在其他场合也宣传程颐的思想，主张天子以下祭及五世祖先。他在《李氏家庙记》说《：家礼》祀止四世，但是“夫自天子至庶人，分有贵贱，而祖无亲疏之异；历有隆杀，而孝无彼此之殊”。认为从公侯到庶人都可以祭祀五代祖先。“如《家礼》之说，援古则似僭，同众则尊卑混淆，故程子礼则近经。今天下闾阎，庶民多画神主于轴，其谱牒可考之家，虽十世祖皆祀之矣，未闻有禁也。故程子礼本人情，通上下，可以发孝，可以殚仁，可以洞幽，可以昭明，可以酌古，可以准今，于孝子顺孙之义其庶几乎！”
值得注意的还有黄佐的家庙实践。黄佐是仿照南宋学者吕祖谦“家范中宗法，作家庙”，“立宗子世世主之”。该庙“为屋三间，中为大龛，间而为四，以奉四世椟主”。此外，“若小宗不祧之主，则别祀于先考粤州草堂之世祐祠，使庙主亲尽得以迭迁，而不至于为五龛之僭。”蒋冕在《黄氏家庙记》特就黄氏家庙，对吕祖谦和朱熹的宗法主张加以分析，指出：“吕子仿古礼以行宗法，尝有书与晦庵朱子，商榷其事，而朱子亦曰祭祀须用宗子法。吕子又仿《礼·王制》士一庙之义，于所居之左立祠堂，而以家庙名之，使子孙不忘乎古。而朱子尝欲作一家庙，以后架作一长龛堂，又于中以板截作四龛堂，堂置神牌。令才伯名祀先之所不曰祠堂而曰家庙，盖取法于吕子，而于朱子盖亦有合其于吕子宗法，则师其意不尽同其制。考吕子与朱子书，有谓宗法方行得数月，俟数年行有次第，条目始可定。盖未几遽捐馆舍，不能俟之数年以定其条目，而才伯顾能推而行之，因略以致详于分所，当为力可有为者为之，必尽其心力焉。”从黄佐的宗法实践和蒋冕的讨论来看，吕祖谦的宗法主张对后世亦有不小影响，明代士大夫继承宋以来士大夫的宗法讨论的命题，并将其进一步实践化，家庙的设立是宗法实践的重要一环。
三、结语
家庙制既是宗族制度也是官僚身份制度。作为官僚身份制度的一部分，建家庙表明拥有高贵的社会等级，官员之家视设置家庙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家庙的设立者是出身高级知识分子的官员，他们把建家庙作为礼学实践，建家庙的实践具有理论探讨色彩。作为宗族制，家庙的设立者多是本族的领袖，关心如何通过家庙建设敬宗收族，他们把建家庙作为宗法思想在现实社会的实践活动。
明代的家庙，一般称为家庙或某氏家庙，建于居所附近，建筑宏丽，主要祭祀高曾祖考四代祖先，也有祭及五世、始祖者，设立家庙者主要是高中级官员，设家庙兴起于成化至正德年间，而发展于嘉靖至万历年间，尤以嘉靖朝为最，明代官员祭祖场所以家庙命名者属于少数。
明代家庙形态主要是由朱熹《家礼》的祠堂之制和政府品官家庙规定制约的，也融会了官员对古典宗法制和宋儒主张的理解和选择。明代没有严格的家庙制度，设立家庙的官员往往在实践过程中加上了自己的主张，其基本倾向是祭礼从宽，变被动依制建庙为主动探讨宗法思想的实际操作和符合社会实际，因而推动了宗族制度的发展。
1.张升：《张文僖公文集》卷6《承恩堂记》，四库存目集部第39册第597—598页；又，张升（1442—1517年）成化五年进士，弘治时进礼部尚书，正德初谢病归，据此推断马氏家庙建于成化至正德时。
2.郑纪：《东园文集》卷6《屏山家庙记》，四库全书第1249册第784—785页。
3.徐溥：《谦斋文录》卷2《何氏家庙记》，四库全书第1248册第593页。
4.邵宝：《容春堂后集》卷2《冉泾邵氏家庙碑记》，四库全书第1258册第248页。
5.夏良胜：《东州初稿》卷3《夏氏家庙碑》，四库全书第1269册第767—768页。
6.孙承恩：《文简集》卷31《鹤城张氏家庙碑记》，四库全书第1271册第410—411页。
7.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14《李氏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1册第114—115页；又，吕柟（1479—1521年）正德三年进士，嘉靖朝致仕，据此推断李氏家庙建于正德嘉靖年间。
8.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18《李氏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1册第192—193页。
9.蒋冕：《湘皋集》卷21《黄氏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44册第229—231页。
10.毛纪：《鳌峰稿类》卷9《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45册第75—76页。
11.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8《钦赐酒饭脯醢祭家庙文》，四库存目集部第75册第115页。
12.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18《严氏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61册第194页；又，记文说家庙设立时严嵩为礼部尚书，而严嵩于嘉靖十五至二十年任礼部尚书，据此推断其建家庙时间。
13.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8《翰林学士承旨潜溪宋公家庙碑》，四库存目集部第82册第246—248页。
14.《岭南冼氏宗谱》卷3之20《家庙照帖》，转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458页。
15.顾梦圭：《疣赘录》卷5《吴氏家庙记》，四库存目本，集部第83册第109—110页。又，太学生吴守中祖冰蘖公，宣德正统间任礼部主事；父遁庵公仕成化弘治间，官至河南参政。
16.周用：《周恭肃公集》卷13《王氏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55册第97—98页。
17.佘华瑞：《岩镇志草》元集《各族宗祠》，雍正十二年纂，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7册第129—130页；方弘静：
（1516—1611年）字定之，号采山，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18.徐学谟：《徐氏海隅集》卷9《徐氏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24册第497—498页。
19.汪道昆：《太函集》卷63《许氏家庙碑》，四库存目集部第118册第43—45页；又，许国（1527—1596年）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万历时累官礼部尚书，据此推断许氏家庙建于万历初年。20.杨于庭：《杨道行集》卷22《家庙记》，四库存目集部第169册第31页。
21.刘宗周：《刘蕺山集》卷10《按察司副使累赠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乌石吴公家庙记》，四库全书第1294册第491—493页。
22.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补溪顾氏重修家庙记》，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517页。
23.邢侗：《来禽馆集》卷20《家庙告长兄主入祠文（代父作）》，四库存目集部第161册第646页；又，邢侗（1551—1612年）万历二年进士，据此推断邢氏家庙建于万历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