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前后整个社会的急剧动荡中，不仅旧文化体制的主导意识形态——经学经历了衰变，作为传统学术最重要支柱的史学也开始了一系列新的转折。这种转折，其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由乾嘉以来比较侧重于探求一事一物之真的学术考据转向了强调经世致用；二是在研究内容上，也一变士人间竞相博古稽古之风，一些与现实政治、经济、军事密切相关的历史课题，特别是有关西北史地、当代史和外国史地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外国史地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史学分支的崛起，由于更为敏捷地反映了中国从传统闭关状态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趋势，不但在引导国人认识世界，介绍和输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以及促进整个社会现代意识的形成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还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故尤具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
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一、边疆危机与外国史地的探讨
《共产党宣言》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种“精神生产”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东西方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应当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外国史地研究，与其时西方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一样，都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只是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境遇，使之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曲折。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早期之从闭关转向海禁大开，乃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和不平等条约胁迫下开始的。就当时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而言，绝大多数人仍习惯于那种体内循环式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生活，而缺乏开关走向外部世界的自觉意识。同时，这种不平等条件下实现的中外交流，也使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这一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近代早期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是以被动应变的方式，或者说，是以应付列强侵华和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为直接动因开始其最初步伐的。而其时了解世界的主要途径，也正是通过对外国史地的介绍或探讨来实现的。
从现在所见的资料看，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研究，其初实以沙俄为主。这是因为，16～17世纪以后，沙俄在远东不断进行领土扩张，特别是17世纪时对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的侵扰，使它很容易成为人们首先关注的目标，以至清初以来，就不断有人著书谈到沙俄的情况，如方式济的《龙沙纪略》、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行程记》（亦称《漠北日记》）、图理琛的《异域录》等。不过其中所记多为见闻杂录，并非专门研究。真正具有近代意义（即具有认识近代世界或反对西方列强侵略意识）的沙俄史研究，当始于嘉道间的俞正燮（1775—1840年）。嘉庆十年（1805年），他在京师闻沙俄遣使与清廷交涉，遂据京报等资料，作《俄罗斯事辑》、《俄罗斯长编稿跋》等，力求对俄国历史作一贯通考察。虽然这种考察因资料不足，尚很粗浅并存在错误，但却对此后国内的俄国史研究起了先导作用，以致“后来诸家记北徼事者多援引之”，张穆还写了《俄罗斯事补辑》，对其作了续补。与此同时，姚莹在嘉庆中警于外患日逼之势，也作有《俄罗斯通市始末》、《卡伦（西北边防哨卡）形势》等篇，对沙俄情况作了考论。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华侵略日肆猖獗，英国的情况始逐步受到世人的瞩目。如何大庚《英夷说》指出：“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北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骎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远若明呀喇、曼哒喇萨、孟买等国，近若吉兰丹、丁加罗、柔佛、乌土国，以及海中三佛齐、葛留巴、娑罗诸岛，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少数有识之士开始对从海道来华贸易的欧美国家，特别是英国进行探讨，一些有关著作也相继出现。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和叶锺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这两种著作都成于19世纪3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水平。
从俞、萧、叶诸人的著作看，他们对英、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性都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俞氏列举不少史实，说明沙俄是一个通过不断对周围国家实行蚕食而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帝国。萧、叶两人则指出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遇有可乘之隙，即用大炮兵船占据海口，设夷目为监督，以收出入税”，是个侵略性很强的国家。因此，他们的研究，除考察中外关系沿革史外，都较重视讲求边防问题。
如《俄罗斯事辑》主要叙述了清俄关系史，指出，早在清初，沙俄就曾入侵中国，略地东南，“夺雅克萨、尼布楚”，并“南向侵扰布拉特乌梁海”。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还时欲插手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纠纷，希图从中渔利。他指出，“自俄罗斯西南，若荷兰，若红毛英吉利，若佛郎机，若意大利亚，皆工器械，骛利耐远贾，沿海而东而南……此数国者，远隔重洋，辛苦远戍，其用意甚深”，故须“思患豫防”。《记英吉利》和《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也着重回顾了中英贸易关系史，认为自中英贸易开展以来，英国一直垂涎葡萄牙人得居澳门之利，在他们企图占据舟山的要求被拒绝后，一再在东南海疆寻衅。萧令裕甚至预言，以英国对华侵略的态势论，“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于今日”。在他们看来，英国殖民者之能横行海上，全仗船炮精利。为了加强海防，他们不但向人们介绍了西方国家兵船火器及火轮船的制造运用简况，建议仿造，还根据英军“老巢既远，持久为难”的特点，主张一旦英军来侵，中国应“以守岸为上，不交锋于大洋”，同时设法断其供给而挫败之。萧、叶的某些反侵略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影响。如萧氏经多年探访，了解到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种种矛盾，遂在《粤东市舶论》中首次提出了“以夷伐夷”的思想，指出英国不仅与葡人不和，于美法诸国亦“夙与仇”，在反侵略中应利用这些矛盾，“使相攻击，以夷伐夷，正可抚为我用”。后来林则徐、魏源的“以夷攻夷”策略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的。而叶氏提出的“探阅外情”之说，则成为鸦片战争期间“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先声。他认为，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中国对外情太过隔膜，而“中国人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翻无不周知”，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主张：“澳门所谓新闻纸者，初出意大利亚，后各国皆出。遇事之新奇及有关系者皆许刻印，散售各国无禁，苟当事留意探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形，皆边防所不可忽也。”
中国近代的外国史地研究之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强烈地震动了朝野，同时也激起了一些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欲，甚至少数上层统治集团的人经此事变，也感到不能再安坐井中，无视天下之大了，他们急切地开始探索世界大势，企图从中求得“御夷之策”。林则徐和姚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姚都在鸦片战争中领导和参加过东南沿海的抗英斗争。在他们看来，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若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相反，西方各国于中国地利人事却“日夕探习者几数十年，无不知之……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獗也”。为此，他们大声发出了“开眼看世界”的疾呼，要求对海外诸有名大国，“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使“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也提出派人到澳门等华洋杂处之地搜集外国新闻纸，“密为译出”，随加分析，以探得“夷情虚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提出“开眼看世界”主张的同时，还身体力行，积极从事世界形势及各国史地的研究。林则徐在广东任职时即“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积累了大量有关资料，如今天保存下来的《洋事杂录》，仅仅是这些资料中的“千百之一”，便已记载了不少鸦片战争前欧美各国的简单历史和现状，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地理、风土人情、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见闻传说。他还请人翻译了各种外国人出版的书籍、商业情报乃至传教小册子，亲加审订，先后编译成《澳门月报》、《四洲志》等。特别是《四洲志》，系据英人慕瑞（Hugh Murry）的《世界地理大全》（CyclopaediaofGeography）译出，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三十多个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地理概况，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著名的世界史地译作。
姚莹在台湾参加抗英时，也据英俘颠林的口供作成图说，认真考求外国地理。1843年被贬往四川后，更怀抱“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的爱国情怀，“喋血饮恨”，将多年搜罗到的世界知识资料，参以查访所得，撰成《康猷纪行》16卷，记载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尼泊尔）、哲梦雄（锡金）等国地理历史知识，考证了天主教、回教和佛教源流，绘制了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地图，并揭露了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及英、俄两国在中亚西亚的争斗情况。由于他们的研究已开始从翻译外文资料入手，这就使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
当然，林、姚的外国史地研究主要都还是从反侵略的军事和外交斗争需要出发的，故尚带有较浓厚的情报色彩，从史学角度看，也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方法或体例。《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康猷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连姚莹自己也说，此“皆逐日杂记，本非著书”。且其内容广涉古今学术人物文章和使藏杂感等，并非专论外国史地。因此，这些著作还未能在史学上建立起自己的学科阵地。但是，他们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及其外国史学的探究，毕竟推开了中国人面向世界之窗，其荜路蓝缕之功，不可泯灭。
真正把“开眼看世界”思想付诸史学实践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应首推魏源的《海国图志》。魏源（1794—1857）是鸦片战争前后著名的经世学家，战争中，他一度赴浙东参与抗英，并亲自审讯英俘安突德（P.Antuther）了解英国情况，事后据以写成《英吉利小记》。1841年夏，复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等各种外国史地资料，着手编纂《海国图志》，至1843年初，成书50卷，后又逐步增为60卷和100卷本。分类汇辑南洋、印度、非洲、欧洲、南北美洲各地区主要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物产、工艺、宗教、习俗等图籍资料，并通过夹注按语等方式加以评述，实为当时中国最完备的世界百科知识汇编。
该书的问世，恰值人们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深创巨痛、渴望了解世界大势之际，故一经刊刻，即风行天下，给学术思想界以极大的启示，不仅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凿破鸿蒙的作用，在史学上也有独特的建树，以至数十年间，影响不衰。在魏源之前，虽然中国也有一些记载外国史地的著作，但这些书，或厕于杂史类，或附庸于地理类，向来地位不显，鲜为人重。魏源则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重要性。从“气运”变化说的历史变易观出发，他认为“天地之气，其至明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随着明末以降西方教士、商船、炮舰的日渐东来，过去那种东西方互不通声息的状态业已改变。他朦胧察觉到，从此以后，世界各国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种相互联系的共同运动趋势中，“于是从古不通中国之地，披其山川，如阅《一统志》之图；览其风土，如读中国十七省之志，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在这种形势下，如还抱着“八荒之外存而不论”的传统观念不放，又“乌知宇宙之大哉”？据此，他明确提出了“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的史学命题，要求正视历史变化的潮流，及时加强世界史地的研究。
不仅如此，他还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思路。首先，为了使整个研究工作得以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他建议从“立译馆翻夷书”入手，尽量采用外国人的记载。以避免旧史《四夷传》、《外国传》等述域外事因本于传闻杂录而常有的隔膜和附会之弊。他一再强调，《海国图志》与前人记海外史地的最大不同，就在“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书中引录最多的资料，便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人著作，如《四洲志》、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祎理哲的《地球图说》、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美国人高理文编译的《美理哥国志略》、《贸易通志》、《每月统纪传》、《天下万国地理全图集》等，地图亦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给清广东官府的“洋图”。其次，主张研究应加强系统性，认为以往有关外国的记载，包括某些洋商刊印的史地简志，大多“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未之闻焉”。这种支离破碎、漫无系统的研究状况亟待改变。第三，要求在研究中重视东西方的联系。如《海国图志》论及亚非地区国家时，往往很注意叙述西方列强在该地区的殖民侵略活动，并再三声明，其“志南洋”，“志西南洋”，“志小西洋”，“志北洋”和“志外大西洋”都是为了“志大西洋也”，提醒人们关注近代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正是由于贯彻了上述主张，使《海国图志》的资料汇编内容虽显庞杂，却依然紧紧围绕反侵略的中心主题，保持了较为有机的整体。
与魏源同时或稍后，在世界史地研究方面较值得注意的还有梁廷枏、徐继畬和何秋涛。
梁廷枏（1796—1861）是一位广东地方绅士，道光十五年（1835）入海防书局纂修《广东海防汇览》，致力采集各种中外资料，探讨西方国家“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旋应聘总纂《粤海关志》。林则徐至广州查禁鸦片期间，他曾为之规划海防事宜。鸦片战争失败后，退而研究外国史地，先后写成《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3卷、《兰仑偶说》4卷、《粤道贡国说》6卷，于道光二十六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咸丰初，复加修订重刊。其中，《耶稣教难入中国说》述耶稣教产生流传情况并考论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合省国说》即美国史（合省国，即美利坚合众国之意）；《兰仑偶说》记英国情况（兰仑为London 之异译，代指英国）；《粤道贡国说》收入清初至道光间由海道至广东贸易或入贡的暹罗、荷兰、西班牙、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与清廷往来文书和有关清帝谕旨、大臣奏章，是一部按年汇编的鸦片战争前清代中外关系文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