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五四以后的外国史地研究，对于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来说，已不再具有以往那种主渠道的作用。这是因为，在近代前期风气初开之时，西学的渗入尚不足以突破传统学术的运行体制，而往往只能在其原有的知识框架内流动传播。作为旧知识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经学，其特定的内涵（以儒家十三经为主）与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使之很难或至少在短时期内无法容纳完全异质的西学知识。相比之下，史学则是传统学术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文无所不包的学问，正是这种内容的广泛兼容性，使之易于成为近代前期西学输入的主要媒介。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现代学术门类及其运行体制的形成，历史学过去兼承的不少社会文化功能，逐渐遭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等诸多新兴学科的分解。随着现代史学的学术内涵及其功能的清晰化，外国史的研究也表现出某种学术上的自我回归趋势。
大体来说，自五四至1949年，这种趋势主要仍局限在仿效西方现代学术规范，力求以科学态度开展世界史教学及其相关知识的传播方面，如注重西方史学原著的翻译和现代史学理念的输入等。从此期国内较为流行的世界史或西洋史著作看，大多尚属编译性质的通论或教材，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梁思成等译，1927年商务版）、何炳松编译的《中古欧洲史》和《近世欧洲史》（1924年），以及陈衡哲的《西洋史》（1926年）、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1935年）等，既未能开展系统而有规模的文献翻译和资料建设，也很少有自己独到深入的研究之作。究其原因，除了受到社会动荡、财力拮据和有关专业人才偏少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因近代以来，西方对其自身历史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的薄弱基础而言，一时确难有新的突破。即使在清华大学这样一所比较重视西洋史教学的学校，其专业目标也只定位在正确了解外国和借鉴其理论方法，以推进本国史学的研究上，雷海宗甚至认为，从当时大学的现状看，根本“无能力对西洋史有研究的贡献。所以各种烦琐的课程可以一概不开，只求叫学生对西洋史能得一个整个而比较充分的了解已非容易，也就很够我们努力的了”。更不用说是创建自己的学科体系了。但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的工作仍为国内日后的世界史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建国以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始得真正建立起来。只是开始阶段因较多承袭了当时苏联的史学体系，特别是受到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理论框架的影响，在史书编纂实践中，往往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五种生产方式的相继更替，只强调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而忽略了其多样性，以致未能充分展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和各国历史演变的不平衡及其多彩多姿。与此同时，在“左”的思潮影响之下，对西方史学则采取了简单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使中西史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随着对外开放的日趋扩大，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获得了比较长足的进展。这种进展，不仅在于学科队伍的壮大、教学水准的提高、专业机构的增多和资料建设的推进，更主要地还表现在观念的更新和研究层次的逐级深入。二十余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从原来比较侧重于论述世界历史一般发展规律（即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和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史，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区和各国的众多历史领域；其内容也从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革命史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妇女史、人口史、移民史、城市史、企业史、科技史、教育史、环境史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陈翰笙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吴于廑与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杨生茂与刘绪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史》、艾周昌与陆恩庭等主编的三卷本《非洲通史》、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组织编写的十卷本《国际关系史》等。有的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研究体系。特别是吴于廑在80年代中期提出从整体化角度考察世界史的主张，强调应以探索人类“由原始的各族互相闭塞的历史发展为世界成一整体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作为世界史学科的基本目标，纠正了过去那种以国别史汇编混同于“世界史”的观念，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有力地启发了国内有关世界全球化进程的研究。此后李植枏等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当代部分）和《20世纪世界史》等，正是这一编纂思想和理论框架的具体贯彻。罗荣渠则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史，其理论突破了把西方社会视为现代化唯一模式的观念，将现代化界定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即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总趋势、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不同道路等重大问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中轴的一元多线历史观；为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作出了历史的定位，对一百多年来近代中国历史变革和现代化进程进行了阐释”。其史学实践在运用跨学科方法，熔理论与历史研究于一炉方面作出了富有新意的探索。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之所以二十年来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历史和现实视野。它不仅使学术界走出了过去相对封闭的圈子，通过大批人员的出国留学、进修、开展学术交流和实地考察，及时了解或掌握国外的信息资料、现代技术手段、理论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有效地缩短了我国世界史研究与国际间的某些隔阂和距离，还对整个学术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新视野、新方法和新材料的触动下，不少学者开始重新检视过去国内世界史研究中的某些观念、方法和结论，并得以突破那种带有公式化倾向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对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类型、国际共运和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复杂性、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新特点，以及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质和不同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更为实事求是的思索、分析和判断，从而使世界历史自身具有的丰富多彩性得到了更为细致深入的体现。此外，从社会实践层面看，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我国自觉融入国际社会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期间遇到的许多新问题，都需社会科学工作者及时从理论上进行相应的研究和解释。历史学作为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自应对此作出必要的回应。而这，也正是此期我国世界史学科获得较快发展的现实动力所在。近年来我国世界史研究中出现的诸如当代资本主义再认识、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战后国际关系和冷战、东南亚文化背景与其当代经济起飞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多元化趋势等热点的讨论，以及有关中外文化比较与交流、国际关系史、城市史、华侨史和环境史等专题的研究，无不反映出其对当代世界现实问题的敏感特征。就此意义上说，外国史或世界史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不仅有其自身演变的学术理路，同时也是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和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一种反映。
当然，就总体学术水准而言，目前我国的世界史学科仍处于逐步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不少领域的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尚存在着明显的距离。要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真正建立起足以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中国式世界史学科体系，除了加强学科队伍建设，系统输入和翻译出版外文原始资料，不断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等纯专业层面的工作外，我们还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并处理好以下二个问题。
首先，在学科建设中，应进一步重视做好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工作。如前所说，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离不开整个社会“走向世界”的大前提。这里所说的“走向世界”，不但是指一般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层面的对外开放交流，也包括学术自身正在经历的走向国际化趋势，对于世界史这样一门面向国际的学科来说，尤须注意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问题。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虽日见频繁，“但由于中国学术在领域、话语、规范、水平方面都与西方存在差异”，两者之间仍“无法进行真正的和实质性的对话”。因此，要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站在高起点上，真正地“走向世界”，就必须在资料运用、学术运作机制，乃至成果的某些评价尺度（此就学术范围而言）上，建立起符合国际学术发展趋势的规范。而在研究的方向上，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对世界历史作一些宏观框架的理论“创新”或体系构筑，而应将眼光逐步扩展到原先因国内文献不足而比较薄弱的“中观”与微观研究层次，以拓宽双方的对话基础。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掌握国外同行的选题焦点的流向；他们学术前沿的动向；他们最新提出的观点、最新发掘的资料，从而大大促进我们研究的深化，扩大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机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把“与国际接轨”简单地理解为照搬照抄国外的一切，而应结合自己的国情，取人之长，去己之短，力求“既不自闭，也不盲从，对国际学术界抱着吸取精华，扬弃谬误的态度；更要逐步走向主动出击，进入国际学术论坛的主流，真正做到互动式的接轨”。对于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输入与消化，尤应发扬这样一种理性的精神。
其次，在制定科研规划时，既要立足现实，更须拓宽胸襟，从未来的发展战略着眼。我国近代以来的外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原本就是在时事的刺激下起步发展起来的，因而始终带有很强的时事化或政策化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传统学术经世意识的继承，也是近代社会大变动的时局使然。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固然为学科的发展直接提供了现实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学科自身的某些长线建设工作。此种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如不加以纠正，最终势必制约整个世界史学科的良性发展。当前的改革开放形势，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大好机遇，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现实条件，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这种规划，不仅要关注现实，努力解决国际局势变化和时代提出的新问题；还应对一些看去并不直接关系现实的学科内在要素建设，如学科专业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学科体系的构筑和治学范式的现代化、学术运作体制（包括科研条件的提供、项目的组织实施、成果的发布和传播引用等）的科学化等，投入相当的学术力量和资源，为学科的长期发展做好内在的基础性铺垫。与此同时，在科研的方向上，不仅要注意那些在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或社会“热点”，还应从学科的长远发展着眼，对某些被视为“冷点”的国家、地区和世界史问题保持一定的研究力量，并长期坚持下去。切忌一窝蜂地奔“热点”、赶浪头，把有限的学术资源重复使用在雷同的课题上，造成人力物力的大量浪费。事实上，学术研究的“热点”和“冷点”只是相对而言的，眼下的“热点”，日后完全可能成为“冷点”；现在的“冷点”，将来也许会变成“热点”。学术研究的重心因时势变化或某种社会“热点”的出现而发生转移，这是完全正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但这类“急就章”式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通病，即因缺乏长期的学术积累准备而一时难以达到深入的境地，有的甚至只能成为替现实政策作简单注释的伪科学。而当一个“热点”出现时，如果有其作为“冷点”时期的学术积累（哪怕过去研究者和成果并不多）作铺垫，情形便会大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科研规划在布局上保持一定的平衡，在选题和学术力量的配置上逐步形成短期需要和长线目标相结合，个人专长与社会总体研究水平相默契的良性学术发展机制，以适应社会各方面与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