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这样的阐释，苏联东欧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而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巨大损失。如形而上学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曲解成永恒的终极真理，没有看到这一理论相对性的一面，进而把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具体设想套到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还硬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套到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时空错位，超越适用范围。夸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革命的作用也是问题，企图以脱离生产力发展的“不断革命”来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结果主次颠倒，欲速则不达。同样，他们也没有看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一体化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开放性，而搞小生产闭关自守的“地域性共产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这都是中肯的理论分析。说明了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中国将近20年改革开放道路的成功，说明了中国人开始走出理论误区，说明了只要全面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行得通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胜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人们由此也增添了对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信心。1995年巴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上，一些学者鉴于世界两极分化、第三世界严重贫困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事实，鉴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认为在认识世界方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有力的工具。马克思仍然“活着”，“马克思没有死”，“马克思就在眼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继续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诚然，主流地位的保持，关键在于本身内在的力量，在于自身的科学性。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个学者能否接受某种理论，完全靠的是自觉。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和前进的理论，注意吸收人类思想精华，注意研究新情况而充实自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正是不断吸收了中外史学精华，发展壮大了自己。新世纪史学也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更大发展时期。
西方学者吕·费弗尔、伊塞亚·伯特曾说过：“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在一切比较重要的社会历史理论当中，马克思主义胆量最大，而且最充满智慧。”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著名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书中，曾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认为，在导向反对唯心主义历史学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马克思主义影响所以日益增长，“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二、面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更注意改善和加强历史学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研究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进一步前景，或者说，进一步改进的出路，在于史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改进。这种方法论的变革，首先在于史学研究者素质的提高。史学研究主体应注意扬弃旧的思维方式，构建和完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新思维。新世纪的历史思维将在继承前人优秀历史思维的前提下形成，在原有的基础上创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怀祺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也这样提出问题：“当代史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活力、创造力的。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各种考验，日益证明当代史学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吸收中外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发展自己，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担当起指导新时期史学发展的重任。从考据风到方法论热、西方史学理论介绍热以及国学热、文化热等等，在各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吸收新的东西发展自己，回答新问题。20世纪史学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而未来的新世纪也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更大发展的时期。”
新和发展，其核心和精髓，当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近些年史学理论工作者对史学方法论的探讨，或者说对新世纪史学方法论的展望在于，新世纪的历史科学，应当建设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多角度、多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样统一的史学方法体系。史学理论工作者认为，历史并非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既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包括创造一切历史结果的人的主体活动的发展过程。历史过程具有如此丰富复杂的内容，所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必须多角度、多层次、多种多样，帮助人们认识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才能将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多种多样的历史研究方法连结成一个多样化统一的开放的史学方法体系，逐步揭示出多样化人类历史发展的绚烂多姿的真实过程。诚然，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方面，如历史逆向考察方法、历史计量方法、心理历史学方法、社会历史学方法、人口历史学方法等等，都已有专题探讨。新世纪的史学著作中，会有这方面的系列成果出现。新世纪的史学方法也将受科学发展的影响。科技尤其是科技革命对关于各种新方法的运用，宋德金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谈到：“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与运用，是新时期史学的一大进展。近十多年来，‘三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及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跨学科研究等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有的学者还试图运用这些方法从事具体问题的研究。尽管对于如何评价这些方法，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就改变我们过去那种闭塞状态，增加对外面情况的了解这点，史学界取得了共识。在运用这些方法，特别是在跨学科研究上已经发表了一些成果。如新近出版的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体现了政治学与历史学、法学、民族学的结合。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也就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作了尝试。汪征鲁著《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据作者称，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典型史料的定性方法之外，还采用了系统的方法。这部著作还是很有分量的，至于单纯利用‘三论’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在诸多方法中，比较、计量、心理、跨学科等方法，在国外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正在逐渐为我国一些学者所接受和采用，它们应该是有前途的。当然，在运用新方法过程中，有的作者对相关学科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有的显得牵强，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由于这些尝试和探索刚刚起步，存在一些缺陷，是难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忽视和无视这一影响的态度和观点都是不可取的。电脑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极大改变历史学研究的速度、视野和历史学研究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包括整个思维方式的变化。中国史学不可不注意从现代科技革命的潮流中吸取养分，不可不注意同过时的思想观念和思维习惯决裂而重塑自我。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越高，对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力就越大。越接近现代，科技发展对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就越明显。历史学家应该用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现代人的理性精神建构新的历史认识主体，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优势，实现对历史过程的整体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历史和现实提出的重大课题。胡绳曾强调，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科学技术迅速猛烈发展的时代，在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有责任做好这一研究。他所阐述的根据国内外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科学发展来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变革。正如很多学者所强调的，根据时代精神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当代意识和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识就是时代意识和跨世纪意识，当代视野就是面向当代世界最新科学技术，面向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三、注意处理好同现实发展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遇到的课题
从现在的情况看，学者们已考虑到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不仅是理论上探讨的，也将是实践中努力有个正确处理的问题。
其一，学者们继续注意从传统的精华思想中汲取养分，充实对史学和现实关系问题的认识。如杨翼骧的题为《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的文章就这样认为：应该十分尊重古代史学的治史宗旨论。（1）它讲究直接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史学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全套的政治方针、策略、经验教训和行为规范；（2）提供“明道”的观念，即所谓“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是史学家对理念的追求，史学宗旨向精神境界发展的特征，给不为时用的学者提供仍可从事经世之学的广阔天地。杨翼骧把史学致用的思想区分为直接用于现实政务的“资治”观念和提供“明道”观念的两大类型，再次肯定史学“经世”思想对于现实的积极意义。类似的这些文章希望表明：史学及其“经世”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主导意识，其蕴涵的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政治本位的人生观、佐君教民的实践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史学家应该发扬“经世”传统，发挥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作用。
其二，学者们继续关注史学如何介入现实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坚持历史科学的理性原则，具有“入世”和“出世”的双重品格。“入世”可以紧切时代脉搏，既可充当社会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又可永葆史学经久不衰的发展活力，将我国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精华部分发扬广大；“出世”可以一种客观超然的平和态度，保持理智，不逐时流，以事实为根据，以科学为准绳，纵论古今，斟酌得失，充当社会良知，以史学独有方式服务社会，服务政治。史学焕发青春，永驻魅力，发挥鉴往知来的作用，大概也应如此。学者们认为，历史事件是人的行为造成的，而行动者的背后有强烈的思想动机。历史离开了思想就成了无灵魂的躯壳；历史不和现实的人的精神世界打成一片，就会失去时代性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史学不仅重视历史事实的复活、史料和表象，更重视历史精神和思想。历史学是主体与客体的碰撞，是现实对历史的观照。谁能较顺利的做到这一点，谁是史学研究的强者。
其三，新世纪的史学工作者如何作好史学介入现实的问题。耿云志等学者强调：没有一个民族会不重视历史，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稍有远见的人会不重视历史。社会科学中，没有哪一种科学比历史学具有更为根本性的重要意义。历史不但可以为我们保存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还会提供超出前人经验和智慧的东西。历史是智慧的积成，是汲取智慧的不会枯竭的源泉。只要人类还存在，就需要研究历史，需要历史学家。历史学的功能，就在警示世人避免一种发展模式的循环往复，推动人民和整个民族成熟起来，把古老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衔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