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家评论说，帖木儿的兴起标志着蒙古帝国的完结。事实正是如此。至15世纪初，来自草原地带的征服者已与被征服者融为一体，几乎不再作为独立的人种存在了。在罗斯，他们与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芬兰人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操突厥语的民族，被泛称为鞑靼人。在中亚，他们已与当地民众（主要是突厥或波斯人）彼此难分了。在中国，蒙古入主中原以后，少数民族大量涌入内地，与汉人杂居通婚，相互融合，同时也有大量的汉人迁往边疆，在与少数民族杂处过程中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波斯、阿拉伯人来到中国，经与汉、蒙、维吾尔等族融合，发展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那时，元朝很重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统治，北至混同江口，西北远及叶尼塞河上游，东南越海至台、澎、西沙，西南包括云南、西藏等地，都设置了行政机构，派遣官员治理，积极从事边疆开发，加强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这些有效措施加速了入侵者的同化，并使中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清文化
中国历代王朝均持大国心态，惟我独尊，较少主动与外界交往。到了明、清两朝，因东部和南部沿海时常受到日本以及西方海盗与商船的侵扰，朝廷不胜其烦，遂闭关锁国，严禁商人与外国人勾勾搭搭。中国人倚仗自己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乏经商敛财的大市场，因此螺蛳壳里做道场，经济上照样繁华。而文化上更是不求人，风骚代代有人出，明清文化的繁荣，正可谓前所未有。
明朝1368年建立后，朱元璋开始着手谋划对全国的统治。由于累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洪武初，全国人口锐减，经济几近崩溃。
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朱元璋令北方各省居民重新定居，将各地登记的居民丁口与产业情况，编成户口清册。他还奖励开荒，多次下令农民归耕，并分别情况免除三年徭役和赋税，规定“新垦土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这些措施的推行，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当时的朝政遇到了许多问题：在北方边境，与蒙古军队的交战迟迟不能结束；东部沿海时常受到日本海盗的侵扰；商人们不听政府不得与外国通商的命令，仍执意与外国人勾勾搭搭。朱元璋渐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丞相胡惟庸，怀疑他利用职权，结党营私，借助外国势力支持谋反。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下令将胡惟庸凌迟处死。此案株连到3万多名大小官员，都被杀掉，许多重臣大将，甚至朱元璋本人的侄子都被处决，朝纲大震，人人自危。
自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将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明王朝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虽然朝廷内部权争频仍，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还是有着明显的进步。在农业方面，生产工具已十分完备，铁工具的数量增加了，质量也有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油料等农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一些荒废的土地也被充分地利用起来了。在手工业方面，冶铁、铸铁和制瓷业都有所发展，尤其是景德镇的制瓷业更是引人瞩目。官窑有58座，民窑超过900座。民窑所烧制的薄胎纯白器、青花以及各种颜色釉都非常精美。当时最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的生产水平和技巧都相当高超，纺织业已成为普通的家庭副业。
由于农作物的多元化和经济作物产量的提高，促进了农业产品的商品化，从而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市镇繁荣。南北两京是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的全国最大的商业都会。苏杭境内街市林立，热闹非凡；汉口、汉阳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不同地区的城市因其地理条件和经济优势而形成自己的特点。东南沿海的广州、漳州、福州、宁波等地，既是贸易的港口，又是商业都会。长江沿岸的武昌、汉口、荆州与运河两岸的天津、临清、淮安（今楚州），既是交通孔道，又是贸易中心。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州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在其周围兴起了许多工商业市镇。如果放眼同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已基本成型，中期以后的明朝不可能不受影响。如在隆庆万历年间，以丝织业著称的苏州，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者就是。但那时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尚在襁褓之中，发展也不平衡，仅散见于个别行业个别地区之中，且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社会文化的繁荣。在明代，无论是哲学思想、史学论著、文学著作、戏剧创作、书画艺术，还是医学著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哲学思想领域，各家各派异常活跃。如王守仁与阳明学派、李贽与王学左派、颜李学派堪称明末清初三大家，其学术之丰富，思想之活跃，可谓前所未有。
在史学与史书的修纂方面成就也很突出。如正史中的《元史》
210卷，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囊括了明代全部历史的《明实录》，以及《大明会典》、明史编年体的《国榷》、《读通鉴论》、《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著作，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更是一部“毋厌浩繁”的类书。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共3.7亿多字，辑入的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释藏、道经、戏剧、评话、工技、农艺等明代以前的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最大的一套类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
明代的文学成就最为斐然，尤其是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的文学著作《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更是影响深远。书中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甚至神仙精怪，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的，既有历史的依据，又有艺术的夸张，形象相当丰满。还有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也流传广泛，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三言”是指冯梦龙创作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二拍”是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
这几本书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的许多方面，是了解当时社会情况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另外，还应该提到的是《金瓶梅》，这是一部被道学家认为是“淫书”而长期遭到封杀的白话小说。实际上，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腐朽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写照，从中可以找到反映明代经济生活和明人社会意识的材料。因此，作为暴露封建社会黑暗和腐败的文学作品，作为了解明代社会生活的读本，该书有它一定的价值。
明代传奇（戏曲）也很盛行。传奇源于宋、元的南戏，明朝前期，南戏流行于江南一带。嘉靖以后，昆曲大兴，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昆曲的流传，戏曲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作品，如康海的《中山狼》、李开先的《宝剑记》、王世贞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和徐渭的《四声猿》等。在戏剧著作中，汤显祖的《牡丹亭》最负盛名。它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出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抗议，追求幸福自由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牡丹亭》不仅是明代传奇艺术的杰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发展的高峰。该剧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400多年来流传不衰，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明朝的书画艺术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提升，出现了一批很有成就的艺术家。
明代的画家，历来咸推唐寅、仇英、沈周和文征明，世称“吴门四家”。这四大家的作品风格迥异，各有千秋。有的气势雄健，苍劲浑厚，有的秀丽润密，温雅静穆，有的笔力奔放，力透纸背，有的翩翩文雅，纤工细写。他们的艺术风格，对后世颇有影响。文征明（1470—1559）不仅是位杰出的画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楷、行、草书皆工，颇有造诣。另有一位造诣颇深的画家叫戴进（1388—1462），他当时在画坛上的地位和艺术造诣，都高过他的同辈，山水、人物、花卉、蔬果、翎毛，无所不工。吴派自嘉靖以后出现过很多画家，明后期董其昌（1555—1636）最为突出，他的书、画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许多艺术家不同的是，他在艺术理论上也很有研究，而且在笔墨运用上具有系统思想。最能表明他绘画思想的是“南北宗”的理论。此论强调绘画艺术发展史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式因素的承继与演变。
另外，明代还有一大批对后世很有影响的著名书画家，如倪云林、黄道周、徐渭、傅山、陈洪绶、祝允明，等等，他们都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载入史册。
在明代，有本游记著作《徐霞客游记》对后世颇有影响。作者是江阴人徐宏祖（字振之，号霞客，1586—1641），他厌弃世俗，不事科举。自22岁起，通游国内，登名山，探大河，足迹遍及浙江、江西、湖南、云南、贵州诸省。他对地理、地质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通过实地考察，进行了深入的科学研究。他把考察所得按日记述，撰成《徐霞客游记》。该书记述精详，文笔生动，不仅是部重要的地理著作，也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
明代还有一本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它的作者是今湖北蕲春人李时珍（1518—1593）。该书共收药物1892种，药方11000多个，附图1100多幅。书中比较科学地把中国药物分为16部、60类，对药物的生产、形状、气味、主治、体用等都有精确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中国药物学以至植物学的科学体系。
这部堪称中国古代医药学经典的名著，是世界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在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该书在世界上有多种译本，400多年来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反响。
明朝有个叫徐光启（1562—1633）的人，官至礼部尚书，是位朝廷大员。他虽然从政，却致力于天文、历算和农田、水利等科学事业，而且有很多著述和翻译作品。他毕生从事农业科学的试验，搜集整理历代有关农业资料，编成农业方面的重要著作《农政全书》。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集古代农业大成的巨著，对农学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
还有一位宋应星（1587—1661？），科考中举人而充任府、县官吏，他写了一本叫《天工开物》的书。
这是一本杰出的科学著作，是一部全面介绍中国古代从事农业和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既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又是帮助人们了解明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基础资料。该书在国外也有多种译本，流传甚广。
辉煌的背后是朝政的腐败，国家的式微。明朝到了后期，已经是千疮百孔，国力难支了。1644年在长安建立大顺国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同年3月率军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统治中国长达270多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李自成率军入京后，军纪失控，士气涣散，斗志丧失。时明旧臣吴三桂引狼入室，导清兵入关，大顺军猝不及防，一击即溃，清军潮水般涌向北京。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刚刚占据北京41天的李自成带着大顺军，仓皇出逃，在清兵追杀下连连败退。次年4月的一天，李自成和20余名随员来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当地的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被杀身亡。
1644年9月19日，清顺治帝驾临北京，10月1日，顺治帝在中国的土地上举行定鼎登基大典，定都北京。清王朝在关内进一步站稳脚根后，至1683年才最后统一了全中国。
清朝甫临天下，就诏告全国：清朝不是跟明朝争天下，而是跟农民军争天下。以“复君父仇”、“灭流寇以安天下”为旗号，积极争取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还下令官民为明帝崇祯服丧三日，予以隆重的礼葬，企以减少汉族官僚、士大夫和地主对新政权的抵触。另外，清政权继承汉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尊孔崇儒。以上措施，对于稳定政治、定鼎中原收到了显著效果。
顺治去世后，他的第三子时年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继位，年号康熙。这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而能干的皇帝。他在位长达61年，一生勤于理政，学习不殆，于是政治清明，百业兴旺，出现了世所称道的“康乾盛世”。后来到乾隆帝（1711—1799）统治时期，又经历了一个长达60年的昌明之治，中国步入了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虽是外族统治，但这个祖孙两代君王对汉文化情有独钟，尤其是乾隆，长期受汉文化熏陶濡染，深得其髓，朝野间的汉族文人也承继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因而清代却也能人辈出，名家迭现。
在清代，兴起了以考据为治学内容的一种学科，它源于清初，成于乾嘉，衰于道光，所以又称“乾嘉学派”。它的重要成就表现在：
第一，古文学家和古韵的研究成果突出，超过前人；第二，对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第三，考据学派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视客观资料的收集、归纳、考证、研究，不以主观想像下结论的治学方法，对后来的学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清朝时期的历史学也有相当的发展，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尤其是乾隆时由纪昀（字晓岚，1724—1805）主编的《四库全书》影响最大。参加编纂该书的有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姚鼐、朱筠、王念孙、任大春、翁方纲等360位著名学者，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编修，至乾隆四十六年方告竣工，前后历时近10年。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又分许多子类目，所收著录之书共计3503种，79377卷，装订成36000余册。全书一律用宣纸朱栏，墨笔手抄。这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有许多珍本秘籍，保存了不少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图书的保存、传播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贡献。
清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志修纂的兴盛，章学诚在这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创建了18世纪中国地方志的体例。他主张修志应遵守详近略远的原则，以使地方志具有现实作用。他纂撰或参与编修的地方志不下10种。另外，他还著有《文史通义》一书，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必拘于成法，要有“史意”。
清朝在文学、戏剧和书画艺术方面也成就骄人，涌现众多名家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