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明史·刑法志》曰：“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北司拷问之，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鞫，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东厂是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直接掌控的特务机关，其权势超过锦衣卫。《明史·刑法志》曰：“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6甚。”直言之，东厂“打事件”奏闻皇帝，用揭帖即可，无须具疏（题本）。
明代司礼监为皇帝之爪牙，东厂则为司礼监之爪牙，如谓东厂为“爪牙的爪牙”亦不为过。皇帝透过东厂可以达到重要政治目的：（一）镇压反逆与妖言，（二）整肃政治反对势力。东厂是明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弊政，深为明人所痛恨。
二东厂的设置沿革与组织
《明史·刑法志》曰：“东厂之设，始于成祖。”惟未指明设置于何年，沈德符曰：“东厂之始，不见史传。王弇州考据，以为始于永乐十八年。”龙文彬亦曰：“（永乐）十八年，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东厂始此）。”笔者以为东厂始设于永乐十八年之说，应属可信。
明成祖设置东厂的原因，《明史·刑法志》曰：“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明宪宗时，内阁大学士万安亦曰：“太宗文皇帝……初令锦衣卫官校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犹恐外官徇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显而易见的，明成祖设立东厂是为了侦防一切反对势力。东厂的设立，是明代政治上的一大弊政，东厂与锦衣卫常相勾结，为皇帝之爪牙，荼毒官1百姓，无所不用其极。又“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关于东厂的组织，《明史·职官志》曰：“提督东厂，掌印太监一1，掌班、领班、司房无定1。贴刑一1，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又《明史·刑法志》亦曰：“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卫，最轻黠狷巧者乃拨充之。”
《明史·职官志》虽曰：“提督东厂……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沈德符亦曰：“司礼掌印，首珰最尊，其权视首揆，东厂次之，最雄紧，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即首璫亦退避，以俟奏毕，盖机密不使他人得闻也，历朝皆遵守之。”司礼监掌印太监不兼任东厂掌印太监之惯例，至嘉靖朝改变。沈德符曰：“至嘉靖戊甲己酉间，始命司礼掌印太监麦福兼理东厂，至癸丑而黄锦又继之。自此内廷事体一变矣。……万历初年，冯保亦兼掌东厂，冯保之后，则有张诚。张之后，则近日陈矩，俱以掌监印带管厂事。”东厂对外行文用关防，密奏皇帝用钦赐牙章，沈德符曰：“内臣关防之最重者为东厂，其威焰不必言，即所给关防文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凡十四字。大凡中官出差，所给原无钦差字面，即其署衔，不过曰内官、内臣而已。此又特称太监，以示威重。……掌厂内直房，又有钦赐牙章一方，凡打进事件奏闻者，用此印钤，盖直至御前，盖得比辅臣之文渊阁印，亦僭紊极矣。”
东厂之设置，与明代相终始，设置期间长达二百二十四年，对明代的政治及司法均有极严重的破坏，造成明代政治的腐败与司法的黑暗，故《明史·刑法志》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
除东厂外，宪宗时设西厂，武宗时设内行厂，均系缉事衙门，兹并述其设置沿革。
（一）西厂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１４７７）正月，“置西厂，御马监太监汪直提督官校刺事。”置西厂后，同年五月，群臣反对。《明史·商辂传》载：
中官汪直之督西厂也，数兴大狱。（商）辂率同官条直十一罪，言：
“陛下委听断于直，直又寄耳目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陛下若谓擿奸禁乱，法不得已，则前此数年，何以帖然无事。且曹钦之变，由逯杲刺事激成，可为惩鉴。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内竖，何遽危天下，谁主此奏者？”命太监怀恩传旨，诘责厉甚。辂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
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
直不去，天下安得无危。”万安、刘翊、刘吉亦俱对，引义慷慨，恩等屈服。
辂顾同列谢曰：“诸公皆为国如此，辂复何忧？”会九卿项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罢西厂。
罢西厂后，“（汪）直虽不视厂事，宠幸如故。……而御史戴缙复颂直功，请复西厂。”同年六月，宪宗下令重设西厂，仍由汪直提督西厂。“西厂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
直中废复用，先后凡六年，冤死者相属，势6出卫上。
汪直年少喜兵，数奉旨巡边、监军，长年在外。“直既久镇不得还，宠日衰。给事、御史交章奏其苛扰，请仍罢西厂。”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内阁大学士万安上言：
太宗建北京，命锦衣官校缉访，犹恐外官徇情，故设东厂；令内臣提督，行五六十年，事有定规。往者妖狐夜出，人心惊惶，感劳圣虑，添设西厂，特命直督缉，用戒不虞，所以权一时之宜，慰安人心也。向所纷扰，臣不赘言。今直镇大同，京城众口一辞，皆以革去西厂为便。伏望圣恩特旨革罢，官校悉回原卫，宗社幸甚。
同年三月，诏罢西厂。总计明宪宗时期，西厂共设立五年有余（成化十三年至成化十八年）。
明武宗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十月，“以刘瑾掌司礼监，邱聚、谷大用提督东西厂。”这是西厂的复设。西厂既复设，“两厂争用事，遣逻卒刺事四方”。
正德五年（１５１０），刘瑾因谋反被凌迟处死，“瑾诛，大用辞西厂。未几，帝复欲用之，大学士李东阳力谏乃止。”这一次事件之后，西厂似已罢除。总计明武宗时期，西厂共设立四年有余（正德元年至正德五年）。合计明宪宗与明武宗两个时期，西厂共设立十年有余，故西厂仅系临时设置之机构。
（二）内行厂
明武宗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司礼监刘瑾用事。“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自领之。京师谓之内行厂，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瑾诛，西厂、内行厂俱革，独东厂如故。”内行厂是刘瑾设立的特务机关，几乎可以说它是刘瑾的私人特务机关。刘瑾被杀，内行厂即被罢除。总计武宗时期，内行厂共设立四年有余（正德元年至正德五年）。
明武宗正德五年以后，朝廷设置之特务机关仅有东厂，以迄于明亡。惟须附言者，明神宗万历年间，东厂分为二厂，有关史料不多，《明史·刑法志》
曾述及此事：“万历初，（司礼监太监）冯保以司礼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内厂与外厂均系东厂之一部，惟两厂工作如何区分，尚不明晰。冯保失势后，二厂合并。
三东厂有关司法审判的职掌东厂与锦衣卫都是缉事衙门，即特务机关。同时又兼具治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性质。明初，东厂和锦衣卫原来都是特务机关，后因受皇帝的信任，其职掌逐渐扩大至司法审判。惟太祖建国之初，锦衣卫本是军事机关，为卫戍京师上二十二卫之一，故有关锦衣卫之组织及职掌，均载于《大明会典》。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明成祖设立东厂，因系违反祖制，重用宦官，故东厂之组织及职掌，未载于《大明会典》。综言之，东厂之设立不合祖制。
东厂虽不合祖制，但因系奉旨设立，受皇帝信任，且由皇帝亲信司礼监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提督厂务，直接指挥监督，故东厂之职掌逐渐扩大至司法审判。东厂有关司法审判之职掌，《明史·刑法志》曰：“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盖迁都后事也。”明世宗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刑部）侍郎张璁等言：“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平狱讼。设东厂、锦衣卫，以缉盗贼，诘奸宄。”又嘉靖初年，世宗皇帝圣旨：“今后缉事官校，只着遵照原来敕书，于京城内外，察该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余军民词讼及在外事情，俱不干预。”又《明史·职官志》亦曰：“提督东厂……贴刑二1，掌刺缉刑狱之事。”
由上述史料可以得知，东厂有关司法审判的职掌，约有下列数项：
（一）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
（二）缉盗贼，诘奸宄。
（三）察该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
（四）掌刺缉刑狱之事。
上述四项东厂的职掌，只不过是东厂职掌的大略而已。有关东厂司法审判之职掌，兹分述如下：
（一）缉事（缉访、访缉）
东厂号为缉事衙门，缉事自为其重要职掌之一。所谓“缉事”，亦称“缉访”或“访缉”，即东厂档头、番子（干事）暗中伺察、刺探官民人等之阴事（隐私）也。京师亡命者，得一阴事，由番子密白于档头。档头、番子缉访所得，“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某官行某事，某城门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掌厂内直房。又有钦赐牙章一方，凡打进事件奏闻者，用此印钤，盖直至御前。”“打事件”无分日夜，可随时达上，“至东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东厂档头、番子缉事，暗中伺察、刺探官民人等之阴事，常滥权妄为，伤害无辜，诈取钱财，有惨不忍言者：
有五人共饮于旅舍，一人当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言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卧，忽有人排门，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捉四人并入，见所擒者，手足俱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椎敲之，未几举体皆脱，其皮壳俨然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明武宗以后，厂卫相结，厂卫之称由此着也。一般言之，东厂掌印太监较锦衣卫指挥使更受皇帝信任，东厂之势超过锦衣卫。有明一代，“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锦衣卫）陆炳缉司礼李彬、东厂马广阴事，皆至死，以（陆）炳得内阁（严）嵩意。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甘为役隶矣。”明代末年，锦衣卫畏东厂。治狱时，多依厂臣之意为之。如明熹宗天启四年（１６２４），许显纯为锦衣卫使，颇畏厂臣魏忠贤。“（许显纯），每谳鞫，忠贤必遣人坐其后，谓之听记，其人偶不至，即袖手不敢问。”
东厂缉事，常无中生有，陷害良民，朝臣指斥者多。明穆宗隆庆初年，刑科给事中舒化即言：
厂卫徼巡辇下，惟诘奸宄、禁盗贼耳。驾驭百官，乃天子权，而纠察非法，则责在台谏，岂厂卫所得干？今命之刺访，将必开罗织之门，逞机阱之术，祸贻善类，使人人重足累息，何以为治？且厂卫非能自廉察，必属之番校。陛下不信大臣，反信若属耶？
（二）告劾（告言、告发）
明代皇帝多信任宦官，提督东厂司礼太监尤为亲信之最。东厂所为告劾极具效力，6超过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监察御史等言官所为之告劾。东厂告劾后，或奉旨迳下东厂狱，或下锦衣卫狱，或下刑部狱，其中以奉旨下锦衣卫狱者较多。有关东厂告劾官民之事例兹举例如下：
例一：弘治年间，“王献臣……弘治六年举进士。授行人，擢御史。巡大同边……尝令部卒导从游山，为东厂缉事者所发，并言其擅委军政官。征下诏狱，罪当输赎。特命杖三十，谪上杭丞。”
例二：正德年间，“司务林华、评事沈光大皆以杖系校尉，为（钱）宁所奏，逮下锦衣卫，黜（沈）光大，贬（林）华一级。锦衣千户王注与（钱）宁昵，挞人至死，（刑部）1外郎刘秉鉴持其狱急。（钱）宁匿（王）注于家，而属东厂发刑部他事。（刑部）尚书张子麟亟造谢（钱）宁，立释（王）注，乃已。”
例三：嘉靖二年（１５２３），“东厂芮景贤任千户陶淳，多所诬陷。给事中刘最执奏，谪判广德州。御史黄德用使乘传往。会有颜如环者同行，以黄袱里装。景贤即奏，逮下狱，最等编戍有差。”
明孝宗时，皇帝甚至听信东厂奏告，将三法司已审结案件复审。《明史·王献臣传》：
（都指挥佥事张天祥）叔父（张）洪屡讼冤，帝密令东厂廉其事，还奏所勘皆诬。帝信之，欲尽反前狱，召内阁刘健等，出东厂揭帖示之，命尽逮（大理丞吴）一贯等会讯阙下。健等言东厂揭帖不可行于外。既退，复争之。帝再召见，责健等。健对曰：“狱经法司谳，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断狱不当，身且不保，言足信乎？”
（三）拘拿（拘提、逮捕）与缉捕东厂拘拿人犯，需要驾帖，东厂须持原奏到刑科签发驾帖。《明史》载：
“故事厂卫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签发驾帖。”但事实上东厂拘拿人犯未必持驾帖。有关东厂缉拿人犯之事例，兹举例如下：
例一：万历元年（１５７３）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入乾清宫，被获下东厂。”
例二：天启年间，“辽阳男子武长春游妓家，有妄言，东厂擒之。许显纯掠治，故张其辞云：‘长春敌间，不获且为乱，赖厂臣忠智立奇勋。’”
东厂拘拿人犯原应持驾帖，实则未必尽然。东厂官校有时未奉旨意，并无驾帖，亦敢胆大妄为，拘拿内阁大学士。如万历元年，“王大臣事起，冯璫密差数校至新郑，声云：‘钦差拿人。’胁高文襄（高拱），令自裁，家人皆痛哭，高独呼校面诘，索驾帖观之。诸校词窘，谓‘厂卫遣来奉慰耳。’非高谙典故，几浪死矣。”
明代东厂（含锦衣卫）拘拿人犯时每每滥权妄为，拷打人犯，勒索财物。
东厂档头“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搒治之，名曰乾醡酒，亦曰搬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
东厂官校滥拘人犯乙事，朝臣亦多指责。成化十二年（１４７６），内阁大学士商辂奏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纲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
提督东厂掌印太监也可以督率厂卫缉捕人犯，有时还可以监督各省巡抚、巡按缉捕人犯。如万历年间，妖书案起，神宗令提督东厂掌印太监陈矩：
“尔宜各布旗校，用心密切访拿，还着各该缉事衙门，又在外各省抚按，通行严捕。”
（四）监禁东厂缉捕人犯后，或下锦衣卫狱监禁审讯，或下刑部狱监禁审讯，亦有部分重大案件人犯，迳下东厂狱监禁审讯。东厂内设有囚禁重犯的监狱，所监禁者或为反逆重犯，或为强盗重犯，亦有无辜而被囚禁者，此多系因政治原因而被囚禁。有关东厂囚禁人犯之事例，兹举例如下：
例一：万历元年（１５７３），王大臣带刀入宫一案，由提督东厂掌印太监冯保审讯，审讯期间，案犯王大臣即监禁于东厂狱。
例二：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皦生光妖书一案，由提督东厂掌印太监陈矩审讯，审讯期间，案犯皦生光即监禁于东厂狱。
人犯入东厂狱后，多被拷讯，施以酷刑，五毒俱全。崇祯年间，刑科给事中李清即曰：“予初入刑垣，闻东厂盗最冤，每厂役获盗，必加以五毒，择肥而攀，俟罄掳既饱，然后呈厂。”所谓五毒，“曰械，曰镣，曰棍，曰拶，曰夹棍。”
（五）审讯（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