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国家，那些反映和鼓励了帝国的毁谤和掠夺的文学作品成为必修课程的一部分，它们把欧洲——英国的准则奉为“经典”，而把殖民地归入“他者”。英联邦的孩子们在阅读《暴风雨》、《鲁滨孙漂流记》、《简·爱》和狄更斯的小说以及《黑暗的心脏》时，已经自然地接受了黑人与白人、帝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既成结论。在殖民地的边缘地区，用于教学并被广泛传播的作品诸如《鲁滨孙漂流记》和《暴风雨》是帝国统治重要的文字材料。
它们反复不断地对殖民地人讲述被占领的历史和被消灭、被边缘化的过程，似乎这些都是明了、自然和无需文化依托的。
加拿大学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从一个孩子的视角概述了加拿大的英国殖民教育：“在大英帝国以外的国家，他们割掉孩子们的舌头，尤其是男孩子的。在大英帝国占领印度之前，那里没有铁路和邮政服务。在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此起彼落，武器只是长矛大刀，没有像样的衣服。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没有汽车和电话，他们吃捕捉到的敌人的心脏，并且还无知地相信这样可以给他们勇气。”
在所有讲英语的国家，《鲁滨孙漂流记》的传统主题持续流行，足以证明这类文本所具有的质询力，也说明长期以来这种神话继续存在着，发展着。可以说，１９世纪的英国作家奥斯汀、玛丽·雪莱、狄更斯、萨克雷、夏绿蒂·勃朗特、康拉德、吉卜林都从这部小说中吸取了营养，正是这些人的创作，构成了欧洲文化帝国的叙述链。
对于《鲁滨孙漂流记》的殖民主义说教，许多第三世界的知识精英们都有着一种清醒的认识。Ｅ皮尔曼曾把鲁滨孙描写成为一个杀人犯，一个剥削者：“问题不在它是英语小说中最流行的一部，而在于许许多多的读者都对书中主人公的性格熟视无睹……他是一个激进的个人主义者，是新型经济塑造出的典型，是危险的独裁主义者，也是一个难以救药的野蛮的殖民主义者。
如果脱去这本小说民族优越感的外衣，我们便可看到其殖民主义的本质。一个无法在自己的国家获得成功的懦弱的人，一个生性浮躁、反复无常的人来到异邦，他在国内接受的技术文明很快使他优越于当地人。于是他掠夺土地，屠杀异教徒，用武力使那些改变信仰的人成为他的工具。他蔑视土着人，但也害怕他们。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随时准备对他们进行屠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扩张和殖民主义滋生了，也正是这个原因，《鲁滨孙漂流记》才需要我们不断地给予关注。”
事实上，《鲁滨孙漂流记》问世后，一方面受到欧洲文化主流的推崇，另一方面又在被后世不断地重读与重写。澳大利亚批评家海伦·蒂芬在《后殖民主义文学与反话语》一文中谈到，加勒比作家萨缪尔·塞尔封在《升天的摩西》中，ＪＭ柯埃泽在《福》中，都回溯了《鲁滨孙漂流记》。她认为，《鲁滨孙漂流记》是欧洲与“他者”“固定”关系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既建立起阅读的变性形态，同时又描写了那种变化的固定性，在自身的认知符码中“自然化”了差异。这样一个经典性的文本在殖民地边缘的功用，也变成了帝国的物质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是说，通过教育和批判机构，它向他者持续不断地揭示和重复对他／她的变性的最初的征服、消灭、边缘化或自然化的过程，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文化根基的、普遍的、自然的事情。
萨缪尔·塞尔封的小说，代表了解构笛福的殖民主义叙事的一种倾向。在《孤独的伦敦人》中，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策划了文明的逆向运动，描写摩西和他的同伴从他们所认为的边缘的加勒比地区出发，来到了帝国的中心伦敦。在《升天的摩西》中，摩西买下了托尔罗伊大宅并成为房东，主持英联邦边界的一个匪帮。作为被彻底殖民化的特尔尼达岛人，摩西经过２０年的斗争，终于作为当地的“地主”立足。为了把他的成功冠以鲁滨孙之名，他从英格兰的荒野之地，中部的黑人区，雇佣了一位白人鲍勃作为星期五。在小说最后，摩西发现英国人鲍勃竟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便决定教鲍勃学字母，读《圣经》。很显然，这样的文化颠覆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南非的白人作家Ｊ·Ｍ·柯埃泽从他的处女作《昏暗的土地》到最后一部小说《福》，都一直与笛福进行着持久而深刻的文本间的对话。重写鲁滨孙和星期五之间曾有的关系，重写构造并固定这一关系的语言学，就是柯埃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正像经济个人主义的诞生一样，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的诞生，在话语上是由《鲁滨孙漂流记》定位的，而在《福》中是被暗中削弱的。在《福》中，鲁滨孙病死在开往英格兰的船上，当女漂流者苏珊·巴顿到达这个小岛时，她被受过训练的星期五领到鲁滨孙的住处，继承了鲁滨孙的话语负担的黑人星期五，反过来又成了苏珊的俘虏。巴顿出于自认为是仁慈的目的，坚持认为需要将星期五从岛上救出来。在英格兰，星期五和巴顿在生活上很贫寒，他们因为生存而被铐在一起，她已经完全控制了对星期五的行为与动机的阐释权。在小说最后，为了争夺话语权，苏珊与作者笛福竟然割掉了星期五的舌头。这种关于欧洲符码建构他者的叙述，虽然试图重写笛福的叙事话语，但由于作者在意识深处仍未摆脱白人的种族优越感，所以小说只不过是《鲁滨孙漂流记》的南非版而已。
如果说，以上这些作家是立足于另一种文明对《鲁滨孙漂流记》进行文化消解，那么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则是从欧洲文明的内部对笛福的帝国叙事进行解构的。他的小说《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虚无缥缈之境》（１９６７年）对《鲁滨孙漂流记》进行了裂变式重构。小说描写鲁滨孙乘坐的“弗吉尼亚号”在太平洋的风暴中触礁沉没，他作为惟一的幸存者流落到一个荒岛。他把这个岛命名为希望岛，把船上的食品、工具、炸药运到岛上，开始了漫长的孤独生涯。过了好多年，鲁滨孙救下了野人星期五，教会他英文。一次，星期五偷偷抽烟，因害怕主人责骂而扔下烟斗，引起火药爆炸。鲁滨孙的家被炸毁了，从此两人只得睡在树上。最后，终于来了一艘英国帆船，船长说起当天的日期，鲁滨孙这才知道自己在岛上已呆了２８年。但此时鲁滨孙已经洞悉了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不想离开希望岛，然而星期五却被这艘大船所迷惑，在晚上偷偷地溜上了船。此时船上一个受虐待的小孩则逃到岛上，鲁滨孙把他命名为星期天，两人在岛上过起了新的生活。
这部小说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作者在小说中解构了人类的文明与野蛮。小说突出地描写了野蛮人的智慧与才干。星期五知道红蚂蚁会吃掉腐烂的东西，从而解决了生活垃圾对小岛环境的污染问题。他会把三块圆石隔开缚在一根绳套上，这种“流星锤”既能猎取动物，又能打击敌人。他会用山羊皮做成一种能够钓鱼的风筝，用山羊脑壳制成一种能发出原始的天籁之音的琴。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生活智慧，是作为文明人的鲁滨孙所望尘莫及的。更重要的是，星期五帮助鲁滨孙由大地的人变成了“宇宙的人”，提高了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识。
在重新解读了人类的文明与野蛮之后，鲁滨孙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中就发现“白鸟号上”的船员们都沉沦于现代文明的深渊之中，他们拼命追逐财富，抢夺岛上的金币，大谈贩卖黑奴的巨大利润。为此，鲁滨孙不禁极端厌恶起这种欧洲文明，觉得生活在荒岛远比回返大陆自由自在，丰富多彩。通过这样的描写，图尼埃成功地颠覆了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不过，他对《鲁滨孙漂流记》的重写仍有不彻底的一面。因为小说最后，星期五竟然迷恋于文明社会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弃岛而去，没想到等待着他的只是被人贩卖、受尽屈辱的奴隶生活。同时，由于西方主流社会第四章进击海洋１３３的深刻误读，鲁滨孙这个至今仍然在西方信息世界中飘来荡去的文化幽灵，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仅靠一种改头换面的重构，是不可能彻底颠覆它所代表的殖民主义叙事的。因此，对这部西方文学的经典之作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仍是当代学者的良知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