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世纪中、后期，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登上了文坛。他们的长篇小说开始使当时欧洲的殖民主义思想具有了更大的叙事张力。拉伯雷的《巨人传》（１５３２～１５６２年）全书几乎都由无穷的笑谈组成，描写不甚精确，而且往往自相矛盾，因而内容扑朔迷离。
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剖析，仍可雾中看花，从小说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浓厚的殖民主义气息。这部小说洋洋８０多万字，只不过依次写到了三件大事，即战败毕可肖、远征渴人国和寻找神瓶。
小说第一部叙述卡冈都亚不同凡响的出生和经历：他在成年后游学巴黎时，邻国国王毕可肖大举入侵乌托邦，卡冈都亚星夜驰回，在若望修士协助下打败敌人。毕可肖何许人也，作者始终没有交待，只是在小说第１部第３３章通过他与大臣的谈话点出他要“建造所罗门庙”，暗示这是一个异教徒。
第二部叙述庞大固埃在巴黎求学时收留了巴汝日。此人曾参加１５０２年法国远征土耳其的战争，兵败被俘，要被土耳其人用叉子架着烧烤后吃掉。但他制造了一场大火，居然趁乱脱逃回国。此后，渴人国侵入乌托邦。为了反击，庞大固埃的舰队从翁花镇港口启航，沿着非洲大陆航行，经马德拉群岛、塞内加尔、冈比亚、好望角，直到非洲东海岸的美朗都才停泊下来向北进发。初次交战，渴人国的６００多名骑兵全军覆灭，只有一个“骑土耳其马的逃了出去”。渴人国的军队组成，作者说有亚马逊人，还戏称有里昂人、巴黎人、诺曼底人、德意志人。然而，当庞大固埃与国王安那其麾下的主力、由“狼人”率领的３００巨人决一死战时，这些不可一世的野人一到关键时刻，就向穆罕默德祈祷。所以他们必定是伊斯兰教徒。最后，拥兵百万的庞大固埃征服了渴人国，任命巴汝日为全权总督，开始大规模地向渴人国移民，建立了欧洲近代小说中最早的海外殖民地。
小说后三部的中心情节是巴汝日想结婚，但又犹豫不决，于是遍访诗人、术士、医生、神学家、女巫、哲学家、法官。最后一个疯子指点他们去寻找“神瓶”。于是，庞大固埃、巴汝日、约翰僧们便打着寻找神瓶的旗号，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特洛伊”军事远征。他们从塔拉萨港口出发，其船队数目刚好是古代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数目，还有数量相等的一个舰队，其目标，则直指神瓶所在地——“印度以北的中国附近”的一座地下神殿。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神瓶，并在安放神瓶的圣殿里仔细观看了描绘希腊酒神大胜印度人、君临古埃及的战争壁画。如果说，拉伯雷在前面的描写中还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笔，则使作者主张用暴力手段扩张西方文明的殖民意识暴露无遗。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一生，经历了“日不落帝国”由盛转衰的全过程，其前半生传奇般的经历与西班牙的殖民扩张如影相随：１６世纪７０年代参加西班牙与土耳其争夺地中海霸权的“勒班多海战”；８０年代曾到北美临时当差，同时担任军需官，为即将出征的“无敌舰队”采购粮食；９０年代上书国王，谋求一件在美洲殖民地的职务。这种生活经历和精神体验，以一种潜在的意识渗入了《堂吉诃德》。
作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堂吉诃德》产生在西班牙的“黄金时代”盛极将衰之际。在小说中，堂吉诃德与桑丘二人的出游带有强烈的征服未知世界的欲望，其中比较现实的可能性是占领个把海岛，在那里建立殖民统治。从此，极为务实而又深受殖民神话之害的桑丘就堕入了一个虚拟世界，整天沉醉于总督的“光荣与梦想”之中。堂吉诃德和桑丘二人的总督狂想，显然是“日不落帝国”公民挥之不去的白日之梦，是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美洲的强大后方支援。
对历史的重新书写，使《堂吉诃德》充满了浓厚的殖民语境。在小说中，我们发现美洲或印度的镜像几乎无处不在，看到社会上处处游荡着海外扩张的幽灵：贵妇驱车随丈夫到美洲任职，阿尔及利亚总督用大车装着凶猛的狮子进贡给皇上，百万摩尔人被驱逐出境，军人为突尼斯的弹丸之地成为殖民炮灰……小说主人公无视时代的变迁，着迷于骑士小说，崇拜熙德和火剑骑士。不过，只要我们对堂吉诃德的冒险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他的游侠，与其说是弘扬一种骑士精神，倒不如说是基于一种种族责任。因为小说中所有的假想之敌，几乎都明白无误地指向摩尔人，指向黑色非洲，指向东方世界。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帝国骑士的天职就是铲除异教的妖孽。作为专为剿灭东方异类而生的现代骑士，堂吉诃德坚信自己必能青史留名，功盖“法兰西１２武士”、“世界９大豪杰”。堂吉诃德对黑色非洲的征服欲望，在当时的西班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化现象。
塞万提斯鄙视他者文明，源于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扩张思想。在小说中，正是这种有“组织的暴力”激活了堂吉诃德的游侠狂想，唤醒了他那帝国军人的天职，因为他的创造者亲身参加过为皇上效忠的“正义战争”。勒班多海战，对于塞万提斯来说，可谓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以至在４０多年之后，他还在小说中通过被俘的军官维德玛上尉寻梦勒班多。在作者笔下，维德玛上尉是雷翁山区一个世家的长子，先是在地中海打仗，参加了勒班多海战。此战以欧洲联合舰队获得全胜而告终，塞万提斯不禁为此欢欣鼓舞。维德玛上尉的追述，使塞万提斯的海战经历通过《堂吉诃德》由瞬间变成了永恒，也使作者痛苦的北非俘虏生涯得到了一种宣示。
凡此种种，都使塞万提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关于战争的种族主义倾向。１５７４年，阿拉伯人攻打西班牙在北非果雷塔及突尼斯附近的一座才建成一半的堡垒，这场战争，对于摩尔人而言，是收复失地；对于西班牙来说，则是一场为保卫海外殖民地而进行的不义之战。然而，作者却假借堂彼得罗之口作了两首十四行诗，凄凄惨惨地为殖民炮灰招魂。
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８世纪和９世纪。晚出的欧洲文明在走向殖民主义的过程中，经过无数的航海探险、地理发现、贸易和战争，在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绝对区分。自认为得天独厚的欧洲文明，一方面设定自己有权力统治其他民族，另一方面又假想自己有义务拯救其他文明。为了抚慰自己的种族情感，表现文明欧洲的召唤张力，作者特地在小说中虚构了两个故事，即摩尔姑娘索赖达和李果妲先后皈依基督教文明的故事。这些描写，夸赞了欧洲文明的使命，张扬了欧洲的救赎力量，形象地表现了塞万提斯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
三
欧洲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殖民倾向。诚如德里克所说，欧洲文化帝国的建立是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基础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做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作为欧洲权力的根本基础和欧洲权力全球化的推动力，欧洲中心主义与其他任何一种种族中心主义便没有什么两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