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兽”的地方。正是这种殖民意识使罗切斯特将伯莎·梅森劫持到英国，从格里姆斯比疯人院花２００英镑年俸请来格莱思·普尔太太当看守，将其囚禁在桑菲尔德三楼的野兽窝、妖怪洞中达１０年之久。与此同时，他自己到处漫游，寻花问柳，一掷千金。先是与法国演员塞莉纳·瓦朗、意大利人佳辛达和德国人克莱拉这些“漂亮得出奇”的交际花们打得火热，最后则无视法律与简·爱重婚。
在小说中，简以人与兽来区分她自己、罗切斯特与伯莎·梅森，罗切斯特则以人间与地狱来区别英国和英属殖民地。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知识分子在建构自己的文化体系过程中，均有意无意地压迫那个“相对于欧洲的无名异己”，并对异己作同质性空间处理。这种殖民地女性被建构成一个“无权的”同质团体，她们只能充当殖民地特殊文化和社会经济体系潜在的牺牲品。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区分，为简·爱与罗切斯特的婚姻的合法性，为简·爱从一个反家庭的位置到拥有一个合法家庭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区分，无疑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夏绿蒂·勃朗特本人一再强调，她的成就和魅力只在于她独特的个性、强烈的激情和丰富的想像力，她所创造的世界仅仅是她内心生活的世界。然而，她作品中所暗含的宗主国的语境，充其量只能是殖民宗主国好斗女性主体的心理传记罢了。这种心理传记明确地反映了作家作为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与最大殖民地宗主国公民的优越感及对殖民地人民的偏执与鄙视。
很显然，罗切斯特对伯莎·梅森的非人化虐待有违人类文明的基本准则。为了堵住谴责之声，作者刻意强调罗切斯特并没有对伯莎·梅森实施慢性谋杀：“我还有一所古老的房子，芬丁庄园……它坐落在森林中心，地点不卫生……我很可以十分安全地让她住在那儿，说不定那些潮湿的墙会让我很快就摆脱她这个负担。可是恶棍各有各的恶处；我的恶处并不是企图间接谋杀，哪怕是谋杀我最恨的人。”
最后，伯莎·梅森的疯狂导致了桑菲尔德的毁灭，而罗切斯特竟然为了拯救这个疯女被烧成了残废。为此，作者特别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桑菲尔德府的前总管。通过这个客店老板的叙述，夏绿蒂把罗切斯特打扮成了一个恪守责任与义务的骑士，一个奋不顾身的救火勇士：
“在上上下下全烧起来的时候，他爬到顶楼上去，把用人们从床上叫起来扶他们下楼——又回上去，要把他的疯老婆从小房间里救出来。……她在房顶上；她就站在那儿，在雉堞上挥着胳臂，大叫大嚷，连一英里路以外都听得见；我亲眼看见她，还听见她叫。她是个大个子女人，头发又长又黑；她站在那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她的头发在火焰跟前飘动。……罗切斯特先生从天窗爬上房顶；我们听见他叫了一声‘伯莎！’我们看见他朝她跑过去；然后……她大叫一声跳了下来，刹那间就躺在铺道上，摔得稀烂。”
罗切斯特眼睛全瞎了，那要怪他的好心，“他要在别人全都离开房子以后才离开”。罗切斯特太太从雉堞上跳下来以后，他终于从楼顶上下来，下楼时，房子整个塌了，他从废墟下给拖出来，左眼给打了出来，左手压烂了，卡特医生不得不马上把它锯掉。
在《简·爱》的读者中，能够对在简眼中简直像“鬣狗”、“野兽”和“吸血鬼”的伯莎·梅森产生同情的人为数当然不多，其中最为着名的两位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吉芭，合写了一部女权主义着作《阁楼上的疯女人》，认为疯女人只不过是简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在此之前，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以《简·爱》提供的情节线索，根据自己对疯女人出生的社会环境——１９世纪英国在西半球殖民地的亲身了解，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１９６５年）。书中指出疯女人是人不是兽，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英属殖民地的混血后裔，从小过着寂寞的生活，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切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切斯特。
按照英国法律，她把３万英镑陪嫁金全部归到罗切斯特名下，然而丈夫只贪图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爱情。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切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丈夫，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最后，罗切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地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然而，诚如斯皮瓦克所说：“文学的霸权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历史。
一次充分的文学重写并不能够轻易地在帝国主义的折射和断裂中获得繁荣，因为它被一种外来的假装成‘法则’的法律体系、被一种外来的所谓惟一‘真理’、被一系列忙于把‘土着’构建为自我巩固的他者的人文科学所覆盖。”
三、窥探亚细亚
简·爱在劳渥德寄宿学校读书和工作时，曾经信笔涂鸦，绘过一些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小亚细亚的拉脱莫斯山：一座冰山的尖顶，高耸在北极冬日的天空。一束北极光沿着地平线密集地竖起朦胧的长矛。把这些远景抛在后面的是，在前景升起的一个头——一个巨大的头，朝冰峰低着，靠在冰山上面。两只瘦瘦的手结合在一起支着额头，把脸下半部前面的黑面纱拉了起来。额头没有血色，白得像骨头一样。只看得见一只凹陷的一动不动的眼睛，除了绝望的呆滞外，毫无其他表情。在两鬓上面，缠绕着的黑布头巾的褶裥间，有一圈云雾般模糊的白色火焰在闪闪发光，一面还镶嵌着一个更为鲜艳的火花。这个淡淡的新月是“王冠的写照”，戴王冠的是“无形的形体”。
确实，这幅在梦幻中完成的杰作透出了作者“思想的影子”，即新月对东方的异教统治，从而为圣约翰后来的印度之行埋下了伏笔。此后，东方的形象又出现在罗切斯特的家庭化装演出中：
“罗切斯特先生坐在水缸旁边的地毯上，用披巾裹着身体，头上裹着穆斯林头巾……活像个东方的埃米尔。”
英格拉姆小姐“也是东方装束，一条绯红的围巾像一条腰带似的系在腰间，一条绣花头巾在鬓角打了结，线条优美的胳臂裸露着，一手高高举起，扶着一个平稳而又雅致地顶在头上的大水罐。她的体形、面容、肤色和总的神态，使人联想起族长时代的以色列公主”。
这些描写意味着作者不仅并不满足于大英帝国对西印度群岛的经济榨取，而且还肆意掠夺东方的文化资源，希望帝国神鹰在广袤、神秘的亚细亚去播撒基督教的圣火，将迷途的羔羊从异教魔鬼手中拯救出来，最后在那里建立西方的文化帝国。这些理念，与英国的国策是完全一致的。赛义德指出：殖民首先意味着利益的确定——实际上是利益的创造；包括商业的、交通的、宗教的、军事的、文化的利益。英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强国为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机构。在出现了基督教知识促进会（１６９８年）和域外福音传播会（１７０１年）这样的早期组织后，又出现了像浸礼传教会（１７９２年）、教会传教会（１７９９年）、大英及境外圣经会（１８０４年）、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１８０８年）等组织。这些传教活动“公开参与了欧洲的扩张”。
为了在印度完善殖民统治，马考雷在臭名昭着的《印度教育备忘录》（１８３５年）中提出了一个计划：我们现在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我们与我们统治的数百万人之间形成一个可以称做翻译的阶级；这样一个阶级的人，在血统和肤色上是印度的，但在兴趣、见解、道德和知识上都是英国的。我们可以放心地让那个阶级去纯化那个国家的方言土语，用从西方名词中借来的科学术语来丰富那些方言，并将其转译成适当的工具向那里的广大民众传达知识。
事实上，马考雷所阐释的这种范畴律令曾是康德的用语，包括纯粹理性所提供的普遍的道德定律。康德认为：人在创造过程中所选择的一切和能够驾驭的一切，都是仅仅作为手段来使用的。
只有人以及具有人一样的理性的动物才以自身为目的。这就是基督教的伦理观从宗教走向哲学的动人的移置。然而，哲学的改造力量是危险的，它的形而上的严密性可在为国家服务时遭到歪曲。
他用范畴律令遭到歪曲时所产生的公式来证明帝国主义事业的正当性：使异教徒变成人，这样可以把他们当做目的自身来对待。斯皮瓦克指出：“在《简·爱》中，这项工程被表现为一条切线，逃脱了那种进行叙事总结的封闭式圈子。而被切的故事就是圣·约翰·里弗斯的故事，他担负着总结整个文本的重要任务。”
由此可见，夏绿蒂不仅沉醉于帝国的物质利益，而且还与帝国的文化扩张战略不谋而合，热衷于贯穿于社会传教团过程中的文明社会的帝国主义事业。出于这样的构想，夏绿蒂在《简·爱》的后半部分放飞了另一只帝国之鹰。由于负有神圣的宗教使命，所以，圣约翰有别于罗切斯特，是一个弃绝世俗品格、彻底理性化的宗教英雄：
圣约翰又像英雄又像殉道者，宛如“优美的阿波罗”，年龄在２８岁到３０岁之间，他“身材修长……希腊式的脸，轮廓完美，有一个十分挺直、的古典式的鼻子，一张雅典式的嘴和下巴”。
在小说中，圣约翰又是大自然用来雕刻基督教和异教英雄的材料，是可以让人寄托重大利害关系的一座稳固堡垒。对此，作者笔下充满溢美之情：“喜马拉雅山，或者卡弗尔灌木林，甚至瘟疫成灾的几内亚海岸的沼泽地，也许对他更合适些……只有在斗争和危险的场所——在考验勇气、使用精力、需要坚毅的地方——他才说话和行动，成为领袖和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