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１７世纪时还只是大英帝国的“排污管”和殖民地。然而，它在经历了１８世纪的独立战争和１９世纪的南北战争之后，经济开始起飞。到了１９世纪末期，美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其工业总产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它在２０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坐收渔人之利，攫取了世界霸权。
所以，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明史由欧洲中心转向美国中心的一个分水岭，而美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小说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帝国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们通过对战史的美国式阐释，在宣扬强权文明观的同时，刻意将美国装扮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和新世纪的领路人。在这些作品中，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１９７１年）及其续集《战争与回忆》（１９７８年）和约瑟夫·海勒的《第２２条军规》（１９６１年），风格迥异，但都不遗余力地为美国君临世界鸣锣开道。可以说，在他们的创作中，２０世纪末期在美国思想文化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大西洋主义”已经初现端倪。解读这种美利坚全球叙事，对于我们追踪西方文化帝国的最后形成和未来走向，洞察西方文化中心的内在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撒旦的诗篇
人类文明是如何传承的？世界历史的车轮是由谁推动的？在探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的过程中，西方文化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强权文明观。在沃克等作家看来，世界历史从来就是由强国书写的，地球一向就是由巨人推动的；在古代世界，希腊、罗马、波斯、马其顿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当然霸主，奥古斯都、亚历山大也就成了天之骄子；今天，轮到英国、德国、美国来重建世界秩序，应该由丘吉尔、希特勒、罗斯福来推动地球的转动了。
《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的主人公亨利登场时只是一个美国海军中校，在大战爆发之前被派往柏林担任美国使馆的海军武官。他在横渡大西洋的海船上邂逅了德国潜艇军官格罗克中校，两人谈起了时局，格罗克中校摆弄着空酒杯说：
“如果你的人民不愿了解德国，那只好打出个结果来。
你不了解１９２０年我们国家是个什么样子。如果那种制度再延续几年，那就不可能有海军，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什么也不可能有，德国就完蛋了。亏得他站出来，使德国恢复了它在地图上的位置。你们有一位罗斯福，我们有他。维克多，你知道，我在纽约一家游艺俱乐部，听见有人把罗斯福称作发了疯的瘸腿社会主义者。有千千万万人恨他。对吧？
我不是个纳粹，我从来不认为希特勒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确。
可是，该死，他偏偏是胜利者。他跟罗斯福一样，把事情都对付得很好。你想让我们把他摆脱掉？首先，这根本不可能。你知道什么是政体。即使可能，我们也决不那么做，但和平还是有可能的。那就要靠一个人，这个人不是我们的希特勒。”
“那是谁呢？”
“你们的总统，英法眼看就要垮了，要不然他们会在９月份发动进攻。他们几时才会重新遇上这种机会呢？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惟一理由，就是他们感到有美国作他们的后盾。只要你们的总统明天对他们说一句话‘我不支持你们反对德国’，那世界大战在没有开始之前就结束了，我们将会有百年的繁荣昌盛。”
在文化意识深处，沃克是认同格罗克的观点的。但是，为了不致如此露骨地张扬强权文明论而引火烧身，招致可能产生的讥评，作者煞费苦心地虚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武装部队作战参谋部供职的阿尔明·冯·隆将军这个人物，假说此人战后在狱中写了几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陆海空战役”的军事着作，后来亨利又将其中的《失去了的世界帝国》和《世界大屠杀》译为英文出版，以致沃克能够顺理成章地将这两本书的相关章节插在《战争风云》与《战争与回忆》的关键之处，并作了批注。从此，作者就假借此人之口，随心所欲地在书中播撒自己的种种观点。作者惟恐读者不能意会这一点，特别在小说的前言中点出：“冯·隆将军的书提供了作为对立面的德国人的内行看法，它作为一种自身言之成理的军事文学，在它特殊范围内有其可靠性。”在第一次引用《失去了的世界帝国》的内容时，作者又说：“我认为，这位作者如实地描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
一个非常倔强和效能很高的战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现在流行的娱乐节目中所丑化的那样一帮可笑的笨蛋。整整６年，这些人几乎把整个世界打得筋疲力尽，他们也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他们的赌注，用莎士比亚一句很能说明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伟大的地球本身’。”
《失去了的世界帝国》不仅一再重复格罗克所信奉的强权文明观，而且更进一步地宣扬“战争有理论”、“战争不可避免论”。
冯·隆在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时写道：“乔治·马歇尔将军在他１９４５年的胜利报告中，把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叫做‘恣意掠夺的３个犯罪国家’。但是假使我们胜利了，那是我们差一点儿就要做到的，要上绞刑架的领袖人物该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和马歇尔先生。犯罪国家就该是盟国，它们为了竭力保持几世纪以来它们财阀掠夺得来的东西，因而从空中屠杀了德国和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希特勒并没有下命令轰炸广岛和德累斯顿！
“世界历史上从没有道义可言。只有依靠暴力和死亡来造成潮流的演变。胜利者写下历史，宣布判决，把失败者绞死或者枪决。实际上，历史是根据旧政治结构的腐朽和新政治结构的兴起而发生的一连串连绵不断的霸权的更换。战争是那些变换的高热度转折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永远会发生，而惟一的战争罪行就是战败。”
由于作者隐身有术，我们很难论定沃克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冯·隆写出来的“恶魔的诗”。但有的时候，作者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也会从暗中跃出发表自己的看法。冯·隆认为地球只是巨人们互相搏斗的舞台，其他人只能做趋炎附势的看客。在谈到德军入侵波兰时，冯·隆居然评论说：“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它在１９３８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１９３９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６００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成了苏联奴役下的共产主义傀儡。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随后，作者附议说：“冯·隆对波兰政府以及对英国所作保证的评论，是他在白色方案前面的摘要中意味深长的段落。”
基于这样的理念，沃克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德国的飞扬跋扈当然地作出了西方式的解释。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它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统一之后，开动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战车，然后，其时地球差不多已经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法瓜分完毕，于是，为了争取所谓的生存空间，它率先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次战争，参战国３３个，作战部队２９００万人，动员人数７０００万，卷入战争的人口达１５亿，这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屠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声中，俄国爆发了成功的十月革命。这次革命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面貌，另一方面又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引起了西方人的恐慌，使之产生了偏激的情绪和没落的情绪，加上２０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法西斯主义便乘机像洪水一样地泛滥起来。１９２２年，墨索里尼上台，１９３３年，希特勒上台。他们纠集日本法西斯，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５年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先后有６０多个国家和２０亿以上的人口卷入了战争，几千万人葬身战争的火海。作为战争的主要发起国，德国难辞其咎。
然而，沃克在创作中却广征博引，为德国的战争罪行百般开脱。对于一语能赤地千里的超级战犯希特勒，作者这样写道：亨利一走进希特勒的新总理府，对希特勒的印象就改变了，“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睛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儿焕发起来，显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出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有时他握住了客人的手谈话。遇到什么事使他特别高兴，他就会哈哈笑起来”。
后来，小说通过希特勒的谈话指出，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欧洲中部就有过一个日耳曼帝国。它的边界大体上是根据地理条件和人口的增长确定的。由于许多强国企图肢解德国人民，这块欧洲中心地带不断发生战争。列强的企图常常获得暂时的成功，但是德国民族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强烈本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整旗鼓，打破了外国的包围和束缚。在这里，作者无疑在暗示我们，德意志应该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特勒振振有辞地说，英国的保证鼓励了一个残酷的反动政权（指波兰）对它的德国少数民族采取残暴措施，使它错误地以为这样做是保险的。战争就是这样发生的。从那时起，英法一次又一次轻蔑地拒绝了他关于和平解决和裁军的建议。英、法加在一起共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三的可居住的地面和将近地球的一半的人口，作为一个国家负责首脑，除了武装他的国家抵御这两个军事大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希特勒在谈话中，强调莱茵区、奥地利、苏台地区、但泽和走廊地带都应是德国的。最后，希特勒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和平天使：“就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妨碍着持久和平。只要对方承认中欧的现状，并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德意志帝国，像其他现代大国一样，有从不发达大陆获得原料的天然权利。”
希特勒的诡辩，当然不能代表作者的观点。但是，让其充分表演而又不加任何批驳，这种“中立”势必在客观上扩大它的不良影响。此后，在进而探讨这个不可一世的战争狂人是如何产生的问题时，作者的态度更加暧昧。冯·隆在《失去了的世界帝国》
中写道：
“在这里，没有必要追述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领导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２０世纪的历史，人们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当战胜的协约国在１９１９年创造发疯的凡尔赛和约时，他们也创造了希特勒。１９１８年，德国相信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１４点意见’，光荣地放下了武器。协约国把‘１４点意见’看作一纸空文，草拟了一份条约，瓜分了德国，造成了一个欧洲的政治经济疯人院。
“这样蒙骗了天真的美国总统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们会永远使德国民族瘫痪。这种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也把凡尔赛的决定说成是一件‘可悲而复杂的蠢事’，凡尔赛的压迫在充满活力的德国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愤恨，它爆发了出来，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喷火达到高峰时取得了政权。纳粹党是激进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穷光蛋之间一个奇怪的联盟，它团结于复兴德国的理想上……
“希特勒使我们大吃了一惊，这是实在话。这位声名显赫、鼓动性强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尔赛造成的不公正一个接一个地予以补救。他的手段直截了当、顽强有力。魏玛政权曾经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视。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在德国国内，遇到必要，他也一样严厉和残酷，他的方法也同样收到了效果；假如现在历史学家称他的政权为恐怖时期，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带来了国家的繁荣，把我们重新武装起来。他是个负有使命的人。”冯·隆接着写道，世界历史人物在登上舞台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明确地宣告过自己的目的和计划。比较起来，亚历山大、查理十二以及拿破仑都不过是顺应时势、逢场作戏而已。希特勒却在《我的奋斗》中用煽动性的语言大言不惭地写到一旦他自己当权之后将要做的事；而他在统治的１２年中也确实照办了。他写道，德国政策的核心在于占领俄国领土。这一企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是德国军队的惟一目标。在他的方案中，进攻俄国，是德国走向主宰世界的大门。“俄国是我们的印度，应该按照英国的方式来征服它，开发它。德国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使命。它只缺乏粮食，缺乏生存的空间，缺乏石油。
这些东西，它都要去取得。希特勒的观点是，一旦欧洲大陆的统治权牢固地掌握在德国手里，那么那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海上势力就不得不换掉它们的政府，挑选能与新的德意志世界帝国相处的政治家来组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还进一步地指出，德国的最大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北欧种族大联盟，英国在其中保持其海上帝国的地位，而德国，作为它的对等合作者，必须在大陆称霸，并且向东方提出新的领土要求。
就这样，冯·隆把发动战争的罪责强加给别人，并宣称德国有先发制人的权利，“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迅速复活，在协约国中引起愤怒的恐怖。厌倦战争、酷爱奢华并为社会主义腐蚀了的法国，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动。英国是另一回事。英国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它的国际金融体系、它的盟国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国统治着世界。德国登上支配欧洲的地位，推翻了权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国挑战，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又迫在眉睫，这次摊牌无法避免，因为德国在２０世纪初期人口和工厂已经超过英国”。
与希特勒相较，那些德国容克军阀们的味口更大，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主宰世界。为此，首先要摧毁大英帝国，取得欧洲霸权；而摧毁大英帝国的办法是封锁地中海，切断它通向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生命线。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在１９４０年第一次提出这个计划。它要求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在突尼斯登陆，越过利比亚和埃及，直捣苏伊士运河和中东。“我们在那里可以指望得到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高举双臂的热烈欢迎。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发觉这种设想非常出色。西班牙、法国和土耳其，我们势力范围内的３个主要的薄弱地点，就会投入我们的阵营。掌握了法属北非，大德意志帝国就会变成一座坚强的金字塔；在南方，它的底边在撒哈拉沙漠上，从达喀尔经过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一直到波斯湾；它的顶点是午夜太阳照耀下的挪威；西面的斜边是大西洋和设防的海岸线；东面（在１９４０年）的斜边是同苏联的交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