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宪政编查馆参议的杨度，作了关于新刑律的演讲，并在《帝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一文，严厉批评了礼教派的家族主义思想，对沈家本起草的“以国家主义为其精神”的新刑法表示了坚决支持。杨度从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对比中，对中国的家族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主用西方的国家主义取而代之：“予尝谓阻碍国家进步者，莫如封建制度；阻碍社会进步者，莫如家族制度”，“非二者尽破之，则国家社会不能发达”。杨度认为，在家族主义盛行的中国，四万万人并无国民，只有少数家长，积弊甚多。首先，表现在法律上即是以家族为本位，“权利者，一家之权利而非个人之权利；义务者，一家之义务而非个人之义务”。家长有为全家谋食的义务，有督促家人守法的义务。个人在法律上并无相应的位置；其次，家族制度不能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以致“此等家族制度之社会，其在本国固以统于一尊而不为物竞；然一与外人遇，仍当循天然之公例，以自然之淘汰而归于劣败，不亦哀乎！”所以，杨度认为，家族主义及其法律“乃中国积弱之根本原因”。而西方“各国则不然”，“各国之礼教与法律，皆以国家主义为精神者也”，表现为“各文明国之法律，其必以个人为单位者，盖天生人而皆平等，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因而，国民都由国君“直接管理之，必不许间接之家长以代行其立法、司法之权也。于是上下一心以谋对外，人人有生计则其国富，人人有能力则其国强”。杨度认为，世界各国与中国一样，“当未成为法治国以前，无不为家族主义”；“凡国家欲成为法治国，必经一种阶段，即由家族主义进而为国家主义是也”。因此，当中国“国家主义”发达之日，也就是中国成为“法治国”之时。
总之，在杨度看来，以国家主义为精神的西方各国法律，以个人为本位，保障人权，促使国家富强；而以家族主义为精神的中国法律，以家族为本位，没有人权，造成国家积弱。因此，欲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自当以国家主义取代家族主义。
劳乃宣则以生计生风俗、生礼教、生政体、生法律立论，以农桑、猎牧、工商三种生计而将世界法律分为家法、军法、商法三类，坚持按照中国的农桑国情而制定体现家法性质的法律。劳乃宣认为：“家法者，农桑之国风俗之大本也。其礼教政体皆自家法而生。君之于臣，如父之于子，其分严而情亲，一切法律皆以维持家法为重。家家之家治，而一国之国治亦”。他同时强调：“今中国已预备立宪亦，地方自治之规，国民代表之制，次第发生亦。假以岁月，加以提撕，家国一体之理渐明于天下，天下之人皆知保国正所以保家，则推知其爱家之心，而爱国之心将有油然而生，不期然而然者。是上之人惟恐其不爱家也。今乃谓必破坏家族主义乃能成就国民主义，不亦慎乎？”
吴廷燮则直斥劳氏的顽冥不化，认为旧法律不足以存中国：“旧律者，沿于唐明，其本则秦律也。秦以一人之私治天下，而又恐天下之不利于己也，则制为重家族之律，以系凡民之心，而可以惟所欲为。
其弊也，家族之义盛，国民之义亡，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知有己而不知有人”。
面对如此激烈关于法律的“国”与“家”的争论，宪政编查馆人员对“国派”表示了明确的赞同与支持：“历观各国进化之理，均由家族主义而至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者，即保护人权是也”。他们进一步论证道：“极国家主义之利，国步纵底于艰危，而群策群力，可渐图恢复，不致受灭亡之实祸。”与此同时，这些修律大员也对“家派”的守旧不前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解与开导：“今草案，除对于尊亲有犯特别规定外，凡旧律故杀子孙、干名犯义、违反教令，及亲属相殴等条，概从删节，其隐寓保护人权之意，维持家族主义，而使渐进于国家主义者，用心良苦。夫保护人权，乃立宪之始基”；“凡与宪政有关系者，在廷百僚，应如何兢兢业业，集合众志，俾底于成。乃坚持旧说，以为排击之资，试问何以慰先帝在天之灵也”。
其实，劳乃宣坚持按照中国的农桑国情，制定符合这种国情的法律，其设想在逻辑上并无懈处可击。但是，海禁大开后的中国已远非国门紧闭时的中国，而且，农桑之国就不能变为工商之国吗？在这些问题上，劳氏在掌握了进化论的法理派面前便显得捉襟见肘。
虽然新律正文之后，终被法部增加了五条附录，以双方的妥协而暂告一段落，但经过这种广泛而深入的论辩，传统法律以家族为重的弊端已成众矢之的；法律以国家主义为宗的趋势已渐升渐扬。在此种背景与氛围下，新刑事诉讼律的修订不可避免的受到强烈影响，从抽象原则到具体内容，都表现出逆家族主义而向国家主义的强劲势头。
三、从诉讼法依附实体法到实体、诉讼不容偏废
应该说，从中国上古之世，程序就已颇为可观。例如诉讼，据《礼记·王制》记载，已有管辖等级、审理手续、裁量标准的规定。到近代，关于重案的报告与复审、民事案件与轻微刑事案件的州县自理、上诉与京控、证据与纠问、堂论与判牍等，都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制度。然而，程序法却一直没能完全独立于实体法之外，其内部分化也很不充分，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之间，“两者一直缺乏明确的概念划分。民事诉讼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相比之下，以刑为主的实体法及其配套规定却高度发达。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法律之中形式主义的要素十分稀薄，这种属性对程序法的发展的妨碍是不言而喻的。
直至近代西风东进，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维新变法运动，乃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以改造衰朽的清帝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改造与变革，也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被列入变法日程。维新者将中西法制对照比较，对西人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十分欣赏，赞誉有加：
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国拿破仑而益精密。其用刑之宽严，各随其国俗，以立之法，亦无大异。独为所谓治罪法一书，自犯人之告发，菲案之搜查，判事之预审，法庭之公判，审院之上诉，其中捕拿之法，监禁之法，质讯之法，保释之法，以及被告辩护之法，证人传问之法，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书之物件，无不有一定之法。上有所偏重，则分权于下以轻之；彼有所独轻，则立限于此以重之。务使上下彼此权衡悉平，毫无畸轻畸重之弊。
清末修律期间，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改进中国的程序法律制度，在沈家本的主持下，修订法律馆于１９０６年派董康等一行四人赴日本进行司法考察。董康等人此行的确不辱使命，他们与日本当时着名的法学家小河滋次郎、松冈正义等人密切接触，并对日本的诉讼程序主要是刑事诉讼中的起诉、逮捕、审讯、监狱、死刑执行等进行了专门的考察。考察结束后，董康主持编译了《调查日本裁判沿革大要》等重要资料。这批资料对当时修订诉讼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于东西方各国法律制度的考察和研究，沈家本对于中国何以要订立诉讼法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５日《大清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编成，沈家本特上奏《进呈诉讼律拟请先行试办折》，对此进行了详尽说明：
窃维法律一道、因时制宜，大致以刑法为体，以诉讼为用。
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二者相因不容偏废。是以上年臣等议复御史刘彭年停止刑讯折内，拟请先行编辑简明诉讼法等因奏明在案。查中国诉讼附见刑律，用意重在简括，揆诸今日情形，应扩充以期详备。泰西各国之诉讼之法，均系另辑专书，复祈为民事、刑事二项。凡关于钱债、房屋、地亩、契约及索取赔偿者，隶诸民事裁判；关于叛逆、伪造货币官印、谋杀、抢劫、窃盗、诈欺、恐吓取财及其他项应遵型律定拟者，隶诸刑事裁判。以故断弊之制秩井然，平理之功，如执符契。日本旧行中律，维新而后，踵武泰西，于明治二十二年间，先后颁行民事、刑事诉讼等法，卒使各国侨民归钤辖，籍以挽回法权。推原其故，未始不由于裁判诉讼咸得其宜。中国华洋讼案日益繁多，外人以我审制与彼不同，时有歧视；商民以不谙外国法制，往往疑为偏袒，积不能平。每因寻常诉讼细故，酿成交涉问题。比年以来，更仆难数。若不变通诉讼之法，纵令令事事规仿，极力追步，真体虽充，大用未妙，于法政仍无济也。中国旧制，刑部专理刑名，户部专理钱债田产，微有分析刑事民事之意。
若外省州县系以一身兼行政司法之权，官制攸关，未能骤改。然民事刑事性质各异，虽同一法庭，而办法要宜有区别。臣等从事编辑，悉心比契，考欧美之规则，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仅就中国现时之程度，公同商定简明诉讼法，分别刑事民事，探计日久，始克告成。
在奏折中，沈家本指出法律应因时制宜，实体法与诉讼法本身是体用关系，二者相因，不容偏废。然而，中国古代诉讼制度混杂于刑律之中，且内容简单、粗略，远远落后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当门户洞开后，华洋讼案日益增多，有必要仿照西方国家，修订单独的诉讼法典，并对民事与刑事诉讼加以区别。在这一点上日本为中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日本明治维新时，“先后颁行民事、刑事诉讼等法，卒使各国侨民归钤辖，籍以挽回法权。推原其故，未始不由于裁判诉讼咸得其宜”。为了说明刑民诉讼区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沈家本还特别指出：“中国旧制刑部专理刑名、户部专理钱债，微有分析刑事、民事之意”。其实在后人看来，这样的说法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这恰恰反映了沈家本为推进诉讼制度变革的一番苦心。
对于新的诉讼制度，沈家本提出他的设想：第一，民刑诉讼要分开，“凡关于钱债、房屋、地亩、契约及索取赔偿者，隶诸民事裁判；关于判逆、伪造货币官印、谋杀、故杀、强劫、窃盗、诈欺、恐吓取财及他项应遵刑律定拟者，隶诸刑事裁判”；第二，建立陪审员制度，因为司法官一人毕竟知识有限，如果本人再昏庸贪蠹，则难免曲庇任情、舞文欺弊。为此应“延访绅富商民”作为陪审员，集众人之智慧察案件之真伪，保证司法审判的公正。为了说明陪审制可行，沈家本再次以《周礼》的“三刺”之法加以附会；第三，引进律师制，以法律学堂培养的专业法律人才充当律师，代替当事人出庭对质。沈家本特别强调“若遇重大案件则由国家拨予律师，贫民或由救助会派律师代伸权利”。由于其时在各通商口岸，外国律师早已被允许介入司法审判，所以建立中国自己的律师制度迫在眉睫。为了尽快建立律师队伍，沈家本建议各省的法律学堂培养律师人才，从中选择“节操端严、法学渊深”者，毕业考验合格，给予文凭后分拨各省，以备办案之用。如果各学堂一时难以做到，可先选各省刑幕之合格者，入学堂深造后考取录用，并给予官阶以资鼓励。在沈家本看来，建立律师队伍不仅仅只是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弥补当事人法律上的无知，还有着更长远的考虑，“国家多一公正之律师，即异日多一习练之承审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