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管理上的一党垄断的终结；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的消除；使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形式包括私有制得以平等共存的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服务领域的急剧扩大、商品匮乏的终结、消费品市场为各类商品所充满；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书刊检查制度的取消、政治多元化；关于人类文明单线发展，关于共产主义是其高级阶段，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形式的不可逆转的神话的被揭穿”。与此同时，消极的方面也十分突出：“经济中虚假市场关系……的出现；最重要和有前景的经济部门遭到破坏，实际奉行国家资源出口发展方针；尖锐的社会分化，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及其贫困化，预期寿命的降低，重新平民化；‘影子’和‘灰色’经济颇大的作用、黑手党结构的泛滥；国家机关不成比例地增长，国家结构与犯罪相互作用，而有时是融合在一起；居民道德和体质的退化，各种社会病态现象（犯罪、酗酒、吸毒、卖淫、自杀等等）急剧增长；国家各地区实际上的分立化，地方权力机关系统地破坏联邦法律；各种形式的反民族、反国家活动（公开支持反民族的力量……等）实际上的合法化；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领域事实上的退化；缺乏人的社会保护实际制度，人无论是在国家结构，还是在黑手党和犯罪结构的恣意妄为面前实际上是无助的；由于向多元世界过渡，俄罗斯传统的道德价值、社会价值和传统遭到破坏。”显然，俄罗斯主要的“积极成果”集中在政治方面：在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混乱的情况下基本完成了从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向另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转变，特别是1993年宪法通过、生效后政治斗争被纳入法治轨道，政治斗争游戏规则为各主要党派所接受，政治秩序得以维持，尽管政治斗争持续不断，而且有时还十分激烈。简而言之，俄罗斯通过十年的“改革”
建立和巩固了新的“民主政体”，并保持了政局的相对稳定。
然而，这种“民主政体”和国家权力体制并未能够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国家的振兴，甚至造成了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和社会的退化。任何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的中心任务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叶利钦政权确实乏善可陈，甚至是“无为”的。
俄罗斯在明确了建设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的文明国家的目标之后，在选择实现这种目标的战略和策略上出现失误，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俄罗斯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向另一种过渡、从行政命令结构向市场过渡，这样一种复杂的进程恰恰与自由主义的西方民主的深重危机和变形相逢在一起了。苏联社会的民主力量所向往的许多目标，在真正的西方正在迅速贬值。俄罗斯虽然告别了旧岸，但它还在过渡之中。它朦胧地感觉到，彼岸照旧是一头雾水，而隐约可见的又完全不像是她所期望的那样。”显然，选定的国家振兴之路并未使国家摆脱危机状态。1992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经济政策虽然几经调整，仍然未能使国家摆脱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及综合国力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大大后退，而且经过近十年的摸索、反复仍然未能找到通往复兴的道路。
俄罗斯在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中陷入重重困难和矛盾之中，其中有转轨时期不可避免的困难，而更多的是由于总统和政府的改革方案照搬西方模式、脱离俄罗斯国情，始终未能使国家摆脱危机，也未能得到多数党派和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然而，由于现行宪法赋予执行权力机关，特别是总统以巨大的全权，而由各党派代表人物构成的代表机关——国家杜马又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致使总统坚持的“改革”方针、路线不能得到及时的修正，总统、政府和国家杜马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中，政治斗争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生活。
在国家和社会管理方面，政府的行为能力受到削弱。最突出的是总统、政府对各联邦主体的控制能力呈弱化趋势，不仅车臣问题旷日持久地拖了下来，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而且许多联邦主体自行其是，不少地方法规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联邦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管理系统不时受到来自地方的挑战，其严肃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叶利钦自己也承认：“我们在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之后，并没有能给它提供新的管理工具，自己也没有学会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管理。
我们停留在了半路上。我们离开了此岸，仍然在各种问题的浪涛中挣扎，被它裹挟而去，不能踏上彼岸。”
三、权力的腐化
宪政制度在俄罗斯的确立和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建立不仅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府、有效的管理，而且还伴随着远比苏维埃时期更为严重的腐化现象。“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共认准则的行为。显然，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腐化。”在俄罗斯，社会转型造成利益和价值观念的迅速改变，引起社会混乱，大大加剧了腐化的程度。显然，“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自古以来，金钱与政治、财阀与政权就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民主政治”下也不例外。“伟大的事业没有钱就无法实现，而发明了汇票之后，这些大事情又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商人，结果商人的业务常常就同国家的机密联系在一起；而他们也不惜用一切办法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来。”在俄罗斯，这种现象由于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而表现得极其生动。1996年总统选举中，谋求竞选连任的叶利钦遭遇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的强有力挑战，这时正是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们出钱、出力给叶利钦竞选总统以大力支持。“西方不敢把大量的资金投放俄国，不敢把大量的资金借贷给俄国的商贾，而我们的企业家则冒了风险，铤而走险”。如果久加诺夫获胜，显然对在私有化中大发横财的财阀们、金融寡头们不利，“在支付了几亿美元之后，俄国的企业家确实密切关注着政权的稳定性、政权的延续性。这就是出发点，这就是为什么当局和商贾们站在一起的答案。”收受的巨额竞选资金在为叶利钦的再次当选出了大力的同时，也为贪污腐化大开了方便之门。竞选活动经费在叶利钦的竞选司令部“以最为腐败的手段被偷窃一空了。这些钱被汇到国外，记在专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公司帐号上……累计侵吞了几千万美元。‘耗散掉的’资金足够竞选另一个总统之用”。叶利钦再次当选总统后，财阀们开始索取政治回报。
“……在大选期间，金融资本变成了政治资本。银行家们开始试图公然地、直接地对政权机构施加影响，在政治家的背后操纵国家。我们才刚刚摆脱叛乱的威胁、‘左派’复仇的威胁，我们才刚刚建立起公民社会的正常制度，可突然间又出现了新的、危险的挑战。”“在安静的银行办公室内突然产生的新的不合法的政权中心，影响政治的中心，这是改变公民社会构型的严重危险，国家还从未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民主财富不可买卖，但是，出于采用各种方式对政治施加影响的习惯，许多人认为就是可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
在私有化过程中，政府要员直接插手各种有利可图的国有资产的拍卖活动，介入实业界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瓜分国有财产而展开的争斗。如丘拜斯等一些政府官员直接卷入1997年“通讯投资”公司和“诺里尔斯克镍”的拍卖活动，助长了腐化，随后新闻界又揭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丘拜斯、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博伊科、联邦破产管理委员会主席莫斯托沃伊、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卡扎科夫以及前政府副总理兼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科赫等政府高级官员收受高额稿酬的所谓“稿费丑闻”。叶利钦总统对这些官员的做法也颇有微辞。
叶利钦周围的人、金融寡头在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1999年下半年以来，西方新闻媒体相继揭露出与俄罗斯执政当局有牵连的“洗钱案”。2001年1月前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时任俄白联盟国务秘书的帕维尔·博罗金因涉嫌接受瑞士一建筑公司的贿赂在应邀前往美国参加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时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捕。
“民主改革”、宪政制度的建立不仅未能阻止官员的腐化、权力的腐化，反而刺激了此类现象的丛生。其中有政治斗争的因素——为搞臭政敌而泼脏水在叶利钦时期是常见的斗争方式，而更多的是利益之争——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好处，官员们以身试法，而法律又奈何他们不得。“在实业界内部‘没有规则’的残酷争斗不仅使经济衰败，还涉及到政治，破坏了整个制度的稳定性。”
（第四节）宪政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频繁的政府更迭直至政权危机始终伴随着叶利钦执政时期。“大权独揽”的叶利钦总统能否按期离任、能否和平地完成最高国家权力的交接成为考验俄罗斯宪政制度的试金石。的确，新的议会选举和新的总统选举不免有“人为”、“操纵”的成分，然而毕竟在决定性的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从而使宪政制度得到了巩固。
一、国家最高权力的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