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行和捍卫自己的亲西方路线，科济列夫始终在权力斗争的第一线冲锋陷阵，并成为反对派的死对头。像科济列夫这样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以致深深卷入国内政治斗争的外交部长，在世界上实不多见。
相对于对内政策而言，对外政策如果从民族利益出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本来是较容易得到民众支持的，因此对外政策往往是弘扬爱国主义、团结人民、弥合国内分歧的手段。而科济列夫的亲西方政策刚好相反，不仅未对内部发展起促进作用，反倒加剧了国内社会的分裂。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对外政策应当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爱国主义不等于狭隘民族主义，更非闭关锁国。任何脱离爱国主义轨道的政策都是十分危险的。
（2）引进外部世界的压力来解决内部的根本利益纷争，是很难成功的。把对外政策作为权力斗争的工具，靠对外让步以引进外部资源来获得对反对派的优势，不仅很难压服反对派，而且会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第五个教训：目标与手段失衡
这个问题主要与普里马科夫相联系。普里马科夫的功绩是，提出“世界多极化”政策概念，彻底放弃了亲西方对外方针，实际推动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捍卫了俄罗斯的利益。但他的问题在于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的位置定得过高。如他认为：俄罗斯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没有俄罗斯的参与，世界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解决不了”。他说：
“放弃积极的对外政策，俄罗斯将来是否还能重新象一个强国那样奉行积极的政策，是否还能保住自己如此艰难地争取到的国际地位将成问题。在国际政治中不允许有真空，只要有一个国家从第一排退出，另一个国家就会马上补上。”保住俄罗斯原有的“第一排”大国地位是普里马科夫外交的目标。
但俄罗斯却缺少保持原有国际地位的手段，这个问题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得到充分暴露。制止北约东扩、稳定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俄罗斯在欧洲安全上的作用，是普里马科夫外交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他在任外长初期曾坚持反对北约东扩，到了1996年9月，当他意识到北约东扩难以阻挡时，开始转变策略，以默认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加入北约为条件，换取北约同意签署使双方关系得以稳定的协议。1997年5月双方签署了关于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和保障欧洲安全的《基本文件》。普里马科夫声称这一文件具有“约束性质”，说：
“双方应以实际的态度面对已形成的局势，不能越过已确定的界限，因为越过这个界限意味着破坏稳定。”普里马科夫的意图是要划定一条双方都不得逾越的界限，保障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制止北约进一步东扩。但西方并不买账。北约利用基本文件完成了第一阶段东扩的任务，基本文件签署后一个多月北约首脑会议发表马德里宣言，重申“北约仍向新成员敞开大门”。7月13日，正在立陶宛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外长保证说：“北约扩大的进程在马德里最高级会晤后还将继续进行，北约的大门对要求加入的所有国家都是敞开的。”1999年3月，北约不顾俄罗斯的一再反对，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侵略性打击。北约咄咄逼人的攻势，使俄罗斯通过让步换来的基本文件变成一纸空文，这令俄国人极为愤怒，但他们却没有还手之力，只能咽下苦果。从这一点看，普里马科夫对西方的外交归于失败。
目标过高而手段不足，是普里马科夫外交的基本问题。正如俄国人后来总结教训时所指出的：“俄罗斯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理解不准确造成的，是不恰当地确定重点、对自身能力估计过高造成的。相当明显，俄罗斯因维护过去某个时期有过的常常是不牢靠的地位，而错过了应有的机会。”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应当根据国家现时的需要确定对外政策基本目标。
对外政策只能围绕这些基本目标展开，超出基本目标的活动会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2）对外政策目标必须与实现目标的手段相平衡。国家利益有最大值到最小值的弹性幅度，利益实现的程度取决于实力，因此只能根据自身实力状况确定对外政策目标。超出实力的目标要求是难以实现的。
（3）要把握好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定位问题。定位过高势必力所不及，会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害，因此应宁低勿高。应当根据国家现时的主要任务，由这一主要任务决定的对外政策目标，实现对外目标的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和国际支持手段等要素，来决定定位问题。
第六个教训：内政外交本末倒置
内政为主，外交为辅，是一般规律。普里马科夫失误的原因之一就是违背了这一规律。他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没有多样化的外交，俄罗斯就不能克服自己的困难，就不能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保住自己的大国地位。”结合普里马科夫的外交实践来看，他是想借助外交努力，通过保住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来创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条件。结果是以确保大国地位为目的的外交成了解决国内问题的前提，最终造成外交与内政脱节。例如：为了显示存在价值，俄罗斯积极参与欧洲的维和行动，以致在国内军人连工资都开不出的情况下却不得不支付大量维和费用，超出了承受能力，得不偿失；作为俄罗斯大国战略的体现，它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陷入过深，转圜余地越来越小，以致南斯拉夫问题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一个随时可能引起紧张局势的燃点。
普里马科夫认为：越是在国内困难的情况下，越是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保持俄罗斯在世界“第一排”的位置。但是他忽略了：（1）保持这种“第一排”位置是要付出代价的，稍有不慎就会招致一大堆麻烦，而俄罗斯的境况实际要求卷入外部事务的程度越低越好；（2）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但却是跛足大国，除军事潜力外，其经济实力不足以支撑它所要求的大国地位。在内乱不止、经济深陷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所能向外投放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
正因为存在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所以普京上台后一再强调“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用“务实外交”来纠正过去的错误。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不能脱离国家实际，夸大对外政策的作用。
（2）对外政策必须服务于内部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国内发展的紧要时期，应避免对外伸手过多，外交应以低姿态为好。
第七个教训：“漫天要价”，步步退让
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俄国人惯用的策略手段。俄罗斯外交习惯于使用强硬言辞，如曾担任政府副总理的伊格纳坚科在解释俄罗斯外交行为时就说过：“在外交上，有时公开声明的措辞会很强硬，但在实际解决问题时，则是另一种方式了。”叶利钦也说过：“有时我的声明乍听起来显得莫名其妙地强硬……但是，发表这些声明是与和‘八国首脑会议’其他领导人进行具体协商、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相联系的。”俄罗斯的手法就像商场上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这种手法与俄罗斯的境况有很大关系。一个曾叱诧风云几十年的超级大国，对于其迅速衰落难免心有不甘，为了掩饰力量不足的虚弱，总想借助于强硬言辞来保住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但是，用严厉的语言来掩饰虚弱是靠不住的。正如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说：“在所有的危机中，以及在北约扩大的根本问题上，莫斯科最终都接受了西方的设想，一次又一次地充当了美国和北约的‘被迫伙伴’的矛盾角色。在重大问题上的行为模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过：最初不同意，接着使用强硬的言辞，然后还是同意了，而俄罗斯大多是在修饰方面取得了对手的让步。”这种外交模式偶尔为之或许问题不大，一再使用就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1）这使俄罗斯的真实意图变得模糊不清，同时，由于立场经常发生变动，给人以随意和不严肃的感觉；（2）最初的强硬立场往往与对手的利益要求发生严重冲突，而引起对手的强硬，一旦俄罗斯开始退让，对手就会步步进逼。久而久之，强硬言辞就不再起作用；（3）以强硬开始，以软弱收场，很容易失去国内民众对政府外交的信任，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俄罗斯民众指责政府对西方软弱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在外交上不能轻易用强。
（2）当需要强硬时，必须有实力做后盾，有言必信、行必果的能力。
第八个教训：没有切实落实对外经济开放政策
由于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关系没有实质性扩大。俄罗斯虽然实行了经济自由化，但在对外开放、吸引投资方面并没有做切实的努力，没有为外国投资提供真正的优惠。实际上，对于外国资本来说，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基础设施、农业、轻工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包括重工业改造，都有巨大的投资空间。曾有一段时间，许多外国公司纷纷进入俄罗斯，但真正赚钱的很少，大多铩羽而归。时至今日俄罗斯经济仍相当封闭，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共只有200多亿美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如行政腐败、社会治安、人们的观念问题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政府出于政治上巩固政权的考虑对民族资本作出了让步。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有人说，我们的国营企业在出售时估价过低。他们说卖得太便宜，而且人为地制造了不让西方资本参与拍卖的障碍。是的，绝对正确。……另一种观点也是正确的。西方国家的资金真正用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否则在俄国就不会出现自己的资本家，自己的私有者。”一方面不能让外国资本进来，另一方面不用外国的资金俄国的民族资本就无从产生，这岂不矛盾吗？解决矛盾的办法是：让俄国人从西方贷款来买俄罗斯的国有企业；由于贷款的数额低，因此出售国有企业的价格就不能高。叶利钦说道：
“俄国也没有用以购买私有化企业的那笔钱（相对而言，数目不大）。那么，钱从哪儿来的呢？这笔钱是俄国的企业家在西方金融市场借到的贷款，所以，还是西方国家的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不能拿到更多的贷款？那样国家就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企业。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提供更多的贷款，他们只提供俄国商贾能够支付的那笔数目。当时所售企业的价格也就是这个数目，不多不少。”俄国人真是精明过了头，他们用外国的资金瓜分了国有资产，却把外国资本挡在了门外，结果付出了经济封闭、技术持续落后的代价，俄罗斯国有资产和市场成为暴发户（名曰“金融寡头”）巧取豪夺的舞台。
经济封闭在外交上的后果是：由于缺少经济上投资的纽带和市场的紧密联系，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外交的经济手段，而只能依赖政治手段，这使俄罗斯面临西方巨大的压力，并使外交很难摆脱传统思维的窠臼。
从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
（1）对外经济开放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而且与世界经济相互融合还将加强外交的经济手段，这种经济手段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政治手段。
（2）对外经济开放也是突破传统冷战思维的主要武器。
